一、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现状

二、对国有企业改革面临问题及其现状的思考与分析

三、针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四、总结与期待

内 容 摘 要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工作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远不尽人意。迄今为止，国有企业改革（严格地说应为公有制企业改革）的进展并不明显。因为除国有垄断行业企业外，我们并未见到国有企业在改制之后真正地转换了经营机制。如何使经营者与职工的劳动热情得到释放？如何使企业的竞争力和经营效益大幅提升的同时员工收入也较为均衡和相应的提高？如何使职工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就业，并间接的为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做出贡献？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层次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本文中将深入探讨国有企业改革深层次的问题，同时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与建议。

关键字：国有企业 改革 发展 重组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第一部分 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现状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工作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远不尽人意，因为迄今为止，国有企业改革（严格地说应为公有制企业改革）的进展并不明显。我国国有企业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旧通过行政手段，如审批各种报告、制定政策文件、下达命令通知，直至具体到某些人、财、物的决策等，以“出资人”的名义直接监督和管理国有企业，这实际上是新一轮的在“更高层次上”的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某种程度的回归。

 2．由国资委直接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控股公司、集团公司和总公司等（以下简称控股公司）其本身均来自原未经实质性改造的国有企业，依然同样以旧时的行政管理方式，包括旧时的政企角色可任意转换的干部制度管理其授权经营的资产和人力资源；由于直接授权和任命关系和所授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使得被授权人在与个人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单向只对国资委负责，缺乏来自其它方向力量的制衡，特别是来自企业对经营者最有效的监督——职工的监督制约力量。

 3．由以上两个问题直接导致出现了第三个问题：正是由于国资委和控股公司本身的行政或准行政性质，作为“出资人”和被授权人就决定了必定是以行政或准行政的方式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即是以行政或准行政方式而不是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因此严格地讲，无论前者从其性质上还是后者从其行为上，国资委和控股公司都不是真正和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营主体。

 4．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是对国有企业内外部各生产要素重新进行市场化的配置，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进行符合市场化、法制化运作的制度改良，在这一配置和改良过程中必然要涉及重新调整企业内外部各方的利益关系。而利益调整矛盾的焦点又集中在内部经营者与职工的安排和外部银行等债权人债务的处理等两方面，要解决这两方面问题的最大难题是需要大量现金，办法只有将企业资产（包括土地）通过市场谈判或竞价方式转移或部分转移至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经营主体继续经营，同时以直接或间接变现的资产等方式处理职工安置和债权人的债务问题。

 5．无论是将企业资产（包括土地）通过市场谈判或竞价方式转移至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经营主体继续经营还是在交易市场中直接变现出售，其结果都将是控股公司可控的资产和可以交易的资产越改越少，控股公司经营者的控制权力、范围和影响力越来越小，并且还可能要随时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矛盾的激化和不公的指责。所以如果对于某国有企业来讲怎样都是个“死”，与其“改制一天找死不如稳坐一天等死”；无论是控股公司的经营者还是职工在此种情形下，只要还能够通过继续借贷、出售资产或造假帐存活，从个人和群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讲都是划算的，表现出了经营者与职工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惊人一致和默契”而只有国有资产每天在以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方式在流失。

 6．正因为如此，控股公司对于来自市场合并力量的通常对策是：在“做大做强”的口号下，好企业控股留住，差的扔出，不好不差的合资合作；要求合并方连好带差打包一起考虑，或者在满足合并方产业投资要求的前提下提出提携被合并方另一产业的要求；如果不能如此，特别是对于那些想等待“最后的晚宴”机会实现个人或群体利益最大化的经营者来讲，合并方纵有再好的合并条件、合并方案和合并后的预期经营结果也会无动于衷；这样既好向上交代也好向下交代，更便于待机而动。

经过最近几年间的实践和观察了解，国有企业的基本发展趋势是：对于未真正实施改制的企业是好企业拖差，差企业拖垮，垮的企业等破产；国有企业整体已经越来越有被整个社会资本“边缘化”的危险；已改制企业中合资合作企业的整体生存几率较大，其中又以与外资中有实力的企业合资合作生存的几率较大，与国内民营企业的合资合作以及采取或实质性采取“管理者收购”方式改制的生存几率最差；转制后企业经营机制变化最大，生产效率提高幅度最大，吸收原国有企业员工就业比率最高的是以员工持股（其中经营者持大股）为主的改造方式，并且以体制外员工持股转制最为成功，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这方面的案例日渐增多。这一咨询和调查结果与我们在理论上的研究分析和推测是相一致的。

第二部分 对国有企业改革面临问题及其现状的思考与分析

 首先，国资委作为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专门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运营的行政机构的性质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它以行政方式来管理和监督国务院委托的国有资产，以行政方式而不是以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事情。但一些人硬将“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行头”戴在国资委的头上，并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除了反映出理论研究学风方面的问题外，也说明了我们在公有制经济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究方面的浅薄和不成熟，甚至严重滞后的现实。它所产生的直接危害就是造成国资委在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时自身角色定位时的错位——以行政主体代替市场主体并以行政方式或计划经济模式配置市场资源，如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者的招聘与选拔和制定统一的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评价制度体系等。

 很明显，国有资产出资人就是国有资产的投资人，而国有资产的投资人即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全国人民——由于它在实践中的虚拟特性，这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通常是以其逻辑和理论代理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来具体实施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工作。由于层层授权的缘故，所以国资委充其量也只能是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的代理人或出资人代表，而不可能是什么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名义虽有利于政企分离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但却掩盖了国有资产的“致命弱点”——“所有者缺位”的实质和客观上削弱了人们对这一根本问题的注意。

 由于公有制经济和改革理论研究及创新方面的准备严重不足，但又不能等待相关理论有所突破后再作改革的尝试，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应当承认，我国国立的大学和研究院的教授和研究员在与国外同行们的信息和学术交流方面由于所处行业和位置的原因具有特殊的自身优势，特别是在改革初期，正是他们打破了我国建国后多年来的封闭和半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打破了人为的思想禁锢。一方面，他们在将国外先进的经济思想、管理理论等引入国内并提出相应的改革举措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规律的深入研究和认识，采取了简单而机械的“拿来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态度，凭借所谓的“产权改革理论”和对西方等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有限了解，便进行公有制企业的“以产权（股份制）改革”为核心和以“国资委——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子公司”为模式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和框架设计并很快轻易地付诸实施。然而这一切从一开始遵循的就是“私有制逻辑”[“现有国企改革思路遵循的实际上是私有制逻辑”，（摘自《中国经济时报》）]。由此将带来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并造成社会矛盾冲突和不稳定并可能导致私有化的问题，建议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实行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合作制[“再论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合作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

 因此，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深层次矛盾问题表现在：一方面公有制经济改革理论研究和创新严重不足，不能对当前的改革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持，但同时公有制改革又必须进行的矛盾，这表现在改革实践中对公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的方式以及改革的逻辑和思想出现混乱和茫然；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效率的低下到了不能再容忍的地步，通过股份制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的举措虽提高了效率，但却带来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不公平的矛盾，并对我国公有制体制本身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指导思想和人们的信仰信念带来了严重的冲突和挑战。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两对深层次矛盾呢？我们认为，首先要积极鼓励和加强对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绝不能仅仅局限和满足于当前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和实践，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公有制经济自身的特殊性，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基础和实现方式以及适应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特殊环境条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出和实践新的改革模式、方式和建议，创造适宜公有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环境条件；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通过股份制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来提高效率绝不是我国公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而是人们在对改革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有限时的一个客观认识过程的阶段和手段，因为我们追求的公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建立一个既具效率又具公平的均富、民主的和谐社会，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对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简单模仿；最后新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应当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并吸收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

 要特别注意马克思对未来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形态的描述：“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占有，是一种仅仅作为独立的个体劳动的必然结果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建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 第24章]。这里马克思对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形态指出了三点：①劳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协作”关系，即平等的“合作”关系；②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即经济法中的“共同共有”；③在此基础上，包括“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基础上”“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意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劳动合作的基础上，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根据个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贡献来确定属于个人所有的收益分配制度和财产制度，即经济法中的“经济收益权”（“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合作制”，《南开学报》），但绝不是“重建劳动者的私有制”。这三点应当是我们确立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理论和最终改革框架和模式的基本指导原则，并在改革的实践中予以“扬弃”，从而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学说。

第三部分 针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鉴于目前在我国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方面存在着较大争议甚至完全不同观点的现实，我们建议应加强和鼓励社会各个层面、群体等在公有制改革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和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要有紧迫感，这不仅关系到现实中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能否成功，国有资产经营效率能否提高以及公有制经济的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检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是否牢固、是否科学、是否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能够被证明是有生命力的和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的问题，从而成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追求的目标。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不足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自圆其说的。

为此对以上所谈及的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的问题，根据我们在改革理论方面的研究及其对各类企业的改革咨询实践，提出以下在不同“改革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建议和办法。目的是一方面对在现有改革理论指导下的具体改革方案、模式做进一步可能的优化，以尊重现实；另一方面在新的改革理论指导下的具体改制方案建议的论证和提出，以着眼未来。

 一、在现有产权改革理论及其制度框架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办法和建议

 1．中小国有企业应大力推行“体制外反向租赁”改制方式。

 体制外反向租赁改制方案的具体考虑如下：

 由经营者和员工共同出资，成立一家新公司，然后对原企业资产（经评估后确认的有效并有用的资产）进行反向租赁（包括融资性租赁），有条件或必要时再行收购。此办法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1）原有资产的租赁范围及其价格决定和日后可能的收购办法；

 （2）离退休及下岗分流人员在原有资产未能变现作补偿安置前的正常生活支出和日后的职工安置问题（如果上级单位不予或无法安排解决时）。

 某国有企业的下属三家企业实施“体制外反向增价租赁”的改制实践（摘自《清洁发展机制理论和应用研究》北京文户咨询中心编）。经过1年多来的经营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外反向增价租赁”转制取得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极好效果，2004年度三家企业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经营效益大幅提高，原盈利的企业盈利数额倍增，原微利企业盈利大幅增长，原亏损企业转亏为盈，2005年预计情况会更好。具体转制办法是：经营者和员工等出资60-70%，原国有企业出资30-40%，全部为现金出资，注册成立一家新公司，原国有企业仍为第一大股东，但在新公司中仅处于相对控股的地位；其中经营者出资10万人民币，中基层管理人员平均出资3-5万人民币，员工平均出资3000-10000人民币，合计60-70万元人民币，原国有企业出资30-40万元人民币，新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然后再反过来租赁原企业的2000-3000万资产（原企业注销，资产由上级企业收回），租赁合同期为20-30年。租赁方和被租赁方实现了双赢，我们认为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

 （1）体制外转制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以直接现金投资方式产生了新增资产，诞生了一个具有初步现代企业制度雏形的新型企业，提供了生产经营所急需的现金资金。

 （2）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经营效益大幅提高，2004年度经营结果表明，三家改制企业的经济效益为改制前的2-6倍，平均3-4倍，年终分红率（净收益率）达到约18.6%-35%不等。

 （3）大多数经营者和职工得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在获得劳动收入的同时还获得了资本收入，使员工的收入和劳动保障增加了新的途径，员工收入大幅增长，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人，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空前提高，经营成本迅速下降，最大限度地促进了职工就业，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4）通过对原国有资产的租赁，非常巧妙、合法并且公平地化解了企业转制时必须面对的银行等的巨额负债和不良债权以及须优先考虑解决原企业职工的安置难题，使改制工作得以继续，同时为新企业的诞生和日后的良性经营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5）国有资产的租赁使其收益的约束条件硬化，收益暂时虽低但有保证；从长远看，由于每年租金有一定的增幅，同时在新企业还控股30-40%，按目前的经营状况，几年后即有可能解决拖欠职工的身份置换补偿问题，甚至偿还原企业所欠银行等贷款，从而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6）利用租赁的杠杆作用，取得了相当于自己出资额20-30倍的资产的经营权，解决了由于国有资产基数过大，而必须借助于外部金融支持才能实现对企业财产权的控制难题。

 （7）转制后成立的新公司资产总额很小，有利于大幅提升净资产收益率，从而为吸引第三方战略投资创造了前提条件。

 （8）新企业的运行机制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新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而且反过来促使原上级企业管理行为方式的转变，由过去的对下属企业人、财、物的行政直接领导与管理转变为以派出董事和监事的方式对一个拥有法人财产权的公司制企业实行间接监督与管理。

 （9）由于是在原有生产劳动组织体系内，但原体制外进行重组改制，原社会组织资源和劳动资源的损失最小，效益最大，因此社会生产力资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和节约，原企业文化也得到了继承和优化。

 目前，已改制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

 （1）在已转制的企业中进行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对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要进行公司治理、财务会计及相关业务技能和知识等的培训，提高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以创造企业持续经营的条件；

 （2）尽快解决职工的身份置换问题，可以考虑以原企业所持国有法人股直接进行股权转化补偿，或结合年终分红以现金方式补偿；

 （3）进一步优化股权及其治理结构，吸收外来法人股和适度比例的银行贷款，以扩大生产规模，并可考虑和研究国有资产是否有退出的必要（根据国家对中小国有企业的政策精神和提前对职工进行安置以及弥补原企业所欠银行本息等历史债务的必要性决定）。

 目前在实践中体制外反向租赁存在的问题是，当前经营困难且预期未来经营效益仍不佳的企业员工不愿出资成立新公司反向租赁原企业资产，而更愿意置换身份补偿后关门回家，这就与实行体制外反向租赁改制的初衷背离。原因有以下几点：

 （1）企业的未来经营预期不佳，经营风险很大，超出了职工与经营者可以承受的限度。

 （2）职工对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动机和诚信缺乏信心，亦缺乏可信任的中立的第三方的斡旋。

 （3）由于发展战略研究和预期分析技术的缺乏，组织策划能力的不足等，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经过优化选择的发展战略和改制重组经营方案，职工思想认识和心理准备不足。

 （4）由于历史的原因，职工与经营者积怨和矛盾过深，内部利益关系无法协调和折衷，同时又缺乏中立的第三方的协调努力，对企业的前途已不抱期望。

 （5）缺乏融资渠道和第三方战略投资，平均分担的投资额过大，超过了职工人均可以承受的范围等。

应该聘请有经验的和专门从事公司治理咨询的公司或组织等的介入，特别是同时还具备一定投融资能力的公司和组织的介入，以公正的第三方的立场来说服和动员各方，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目前阶段应将国有企业改制和治理的工作重点放在两类企业上：一是经营情况比较好的企业；二是目前经营状况不好，但消除了制度性障碍和经营性障碍后，有较大增长潜力的企业。因为这两类企业内部都有比较强烈的企业改制改革动力；同时对投融资商的吸引力也会较大。前者自不必多言，后者由于进入成本比前者低得多，若治理成功，收益与成本的差异倍数也比前者大得多，但问题是风险也大，同时对于投资商也有一个投资理念转换的问题，但这依然取决于中立的第三方的说服与协调，包括为投融资方提供一些必要的投融资安全条件和解决投资和受资双方经营信息的不对称等问题。

第四部分 总结与期待

目前，部分国有企业改革不够彻底，其原因总结如下：

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始终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自身的封闭系统内运行，转制重组过程的市场化程度过低有关。而在我们看来国有企业改制和重组是一个社会化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通常包括资产、债务、股权、业务、组织机构和人员等六大重组，需要外部提供涉及专门的企业治理和管理技术，经营发展战略研究，经营预期分析技术以及财务、会计、法律等方面的支持，甚至第三方战略投资者的引进等等，而这些又恰恰是国有企业的“软肋”。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持中立立场的第三方或第三方群体来提供这些技术和资源，仅靠国有企业内部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奕”，尤其是在经营者和职工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和完全不对称信息与权力的条件下，其最终发生“自买自卖”、“造假账”或者干脆“不作为”等一系列损害广大职工群众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贻误国企改革现象的发生就将成为必然并且可能还将继续下去。

因此建议国资委可否考虑建立专门的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与保障基金：一方面通过市场竞标等方式选择合适的中立的第三方来提供技术支持，防止因直接利益关系造成第三方立场事实上发生扭曲的现象，以保证和强化国资委改革意图的实施；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切实需要解决的流动资金紧张问题和银行贷款担保等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以最大限度地吸引一切有可能的社会资源和力量进入国有企业的改制与重组工作中。 [“通过公司治理实现对企业投融资风险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关于银企合作共同控制投融资风险提高收益率的探索和研究（上、下篇）”《中国金融家》杂志]。

期望通过讨论与研究能够引起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涉及我国公有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涉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以及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等重大问题的注意，并结合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与模式等进行深刻的反省，以少走弯路，谋求在未来更好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现有国企改革思路遵循的实际上是私有制逻辑》，《中国经济时报》

2、《再论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合作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4、《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合作制》，《南开学报》

5、北京文户咨询中心，《清洁发展机制理论和应用研究》，2006年

6、《通过公司治理实现对企业投融资风险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关于银企合作共同控制投融资风险提高收益率的探索和研究（上、下篇）》，《中国金融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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