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影响
[摘 要]：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印刷技术有显著的提高，广大的市民阶层思想有所改变。在这种影响下，文人的创作对象有所改变，女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受关注的程度有所提高。在这篇论文中，笔者以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来进行论述。张爱玲对这些女性的描述有其独特之处，摆脱种种限制，以超越前人的勇气和能力，在熟读各种雅文学和俗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深入把握了前人的文学技巧，融会贯通，独创了一体。
 
[关键词] 红楼梦； 张爱玲小说；创作 ；女性   
 正文：一个作家的成长，往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准备阶段。他必须要先进行学习，有所师承取法，或亦步亦趋地对他所崇奉的偶像进行模仿。因此，在这些作家成名之后还常常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所受的前人的影响。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她对《红楼梦》的热爱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这成为她小说创作的一块重要基石,也在内心纠结成一种复杂而深厚的情感——红楼梦情结,这种情结影响张爱玲的生活、创作和研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一直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在《诗经·小雅·斯干》中：“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蒂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很明显，从出生之时，他们性别的不同就决定了其地位的不同，女子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只能充当其卑贱的地位。还有甲骨文中的“女”字，是一个人跪在地上。从许多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女子卑贱的地位，但是到了五四时期，妇女的思想意识较前代有所提高，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塑造正有所体现。
   《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特色的还有很多，可以排成一条很长的五光十色的人物画廊。他们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曹雪芹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以精雕细刻的功夫，成功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特别擅于从环境中抓住形象的个性化。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屠：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塑造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法，作者描写其第一次到姑母家里来的景物描写，“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字栏杆，栏杆一外就是一片荒地。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 []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合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葛薇龙虽来香港已经两年，但头华贵的住宅还是第一次才看到。她感觉这里的一切是生硬、突兀、荒诞、精巧，仿佛与周围的环境是不协调的。这就在景物的描写中含蓄的透露出一种不真实、虚幻般的伏笔，为葛薇龙的堕落做了铺垫。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这一类型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曹七巧就是一个典型的心里变态型的女性。曹七巧许多举动都是她性欲得不到满足的一种折射。“当着姑娘们，一点忌讳也没有”大讳姜家的“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家规。虽说这与她从小生活在麻油店里没有受到良好的教养有关，其实也更是七巧借助言语对她性苦闷的一种宣泄，她也只能从言语的放荡中来获得快感。搬到上海后，兰仙嫌人多房挤，七巧瞟了兰仙一眼，笑道：“三妹妹原来也嫌人多了，连我们都嫌人太多，像你们没满月的自然更嫌人多了!”这几句话中就明显的有性暗示。听得玳珍都红了脸，而她却一点都不害臊，反而越说越来劲。可见七巧的内心里是渴望有正常人一样的私生活的，可是现实偏偏不让她如愿，因此她的言语就有意无意受了性压抑的支配。有一次兰仙在场妨碍了七巧向季泽撒娇，七巧便：“嘴里说笑着，心里发烦，一双手也不肯闲着，把兰仙揣着捏着，捶着打着，恨不得把她挤走了样才好。”特殊环境中的几个动作，曲折传递出七巧下意识里对兰仙的妒忌，渴望季泽的感情赋予。嫉妒者是奴隶，他在虚构的幻觉世界里生活，人的嫉妒的暴虐也蛰伏在令人恐惧的形式中。她以后彻夜探询儿子的私生活，“婆婆也不像个婆婆”，当着包括亲家母在内的众人的面，抖露媳妇芝寿的私生活秘密。这时的七巧正是通过对儿子媳妇的私生活的偷窥和对儿子媳妇正常的夫妻生活的反复搬弄来获得欲望的满足。她还横加干涉长安的婚嫁，使出一切奸诈泼辣的手段离间长安的恋情，白白毁了她女儿一生的幸福。这一系列反常行为似乎不可理喻，其实都是根源她不幸的婚姻及由此导致的变态性格，“性欲是人类一切成就的源泉”，正是得不到满足的性欲使七巧的言行偏离了常态，人格也受到严重扭曲。恶性膨胀的变态心理，使她根本漠视、无法容忍下一辈正当的个人生活。　　这不是曹七巧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有多少像她一样的女子由于封建的门第家族观念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被迫走进畸形的婚姻，最终成为社会的变种。　　二、甘为囚鸟型：性别悲剧的角色象征　　这类女性心甘情愿地被囚禁被封闭在家庭的城堡之中，依附于丈夫或依附于“物质”，以“物质金钱”为第一位作为择爱的目的与标准。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成为了一只又一只“绣在屏风上的鸟”。如《倾城之恋》中的自流苏、《留情》中的敦凤、《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狠毒、残忍的母老虎梁太太等。或有意或无意，张爱玲笔下的许多女人都仿佛如笼中的鹦鹉，从不想高飞，也不尝试高飞，还竭力避免飞翔，甚至是在笼门大开的时候。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虽然受过西洋教育，在骨子里面仍是浓厚的封建意识，逃脱不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旧式婚姻模式，把寻找经济靠山作为择爱的目的和标准，资产阶级的金钱观、价值观与封建婚姻观竟然奇特地吻合了。她与浪荡公子范柳原邂逅而坠入爱河。范柳原是一个饱经世故、狡猾凶残的婚姻场上的赌棍，他只是想寻找情妇偷欢，而不愿承担丈夫的责任，而白流苏则是觊觎他的金银财富要永远嫁给他，二人同床异梦。在金钱和色相的等价交换之中，白流苏牺牲了“淑女”身份和青春投入了范柳原的怀抱。物质生活的迫切需要使她无暇顾及到心灵。她的目的只是为了经济上的安全和心灵上的安稳。　　三、红颜薄命型：命运悲剧的角色象征　　自古红颜多薄命，张爱玲笔下的有些女子有那么一点情致，然而造物弄人，她们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霸王别姬》中的虞姬虽是古代人却具有现代人的感情，她的美貌，我们姑且不论，单说虞姬跟着叱咤风云的项羽南征北战，外表柔弱而内心坚强，只是时运不济，项羽兵败，她自刎而亡。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项王得胜，或许她能够裹上一件宫廷的外衣，她爱的是项羽，项羽爱的是他的大业。当得知四面楚歌的境地之后，为了自己不至于成为累赘，用一把小刀深深地刺进了自己的胸膛，自杀而亡，她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红颜却如此多情和命薄，大义与苟全面前，虞姬选择了前者杀身成仁，让我们不得不为之感叹。尽管她是在对命运不知道如何更好地把握的时候，选择了自杀的方式了断自己。可她心中有着对项王最真挚的感情，能够为了他做出一切的牺牲。　　《十八春》中的曼桢是一个朴素、善良、略带有点害羞、漂亮、年轻的女孩，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为了养家做着几分兼职。本来有一段美满的婚姻，然而在姐姐的私心下，不幸成了她想借之生孩子的工具，从而把曼桢推进了火坑，在祝家度着一段幽囚的岁月，可惜又没有勇气与祝作不屈的斗争，在蔡霖生夫妇帮助下逃脱出来，仍然在心中牵挂着，希望知道自己的孩子长得有多高了，怎样顽皮。在曼璐死后，竟会令人诧异和姐夫祝鸿才结了婚，这样一个女人就在命运的安排下，过了一段悲惨的生活。　　这些女子是具有美好品质的，但是面对命运的捉弄，她们却显得如此的软弱无力。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确，她们的悲剧更让人扼腕叹息。这类女子的塑造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有相似之处，林黛玉是一个美丽而才华横溢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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