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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围城》的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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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范文题目：浅谈《围城》的语言艺术，论文范文关键词：浅谈《围城》的语言艺术
浅谈《围城》的语言艺术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浅谈《围城》的语言艺术
[内容摘要]语言艺术一直是《围城》的一大亮点，本文从人物、情节发展、细节描写、讽刺手法、语言特色四方面论证了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体现。《围城》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的入骨的讽刺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以精雕的细节来自然流露，没有给人一丝做作的痕迹，同时，它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关键词]《围城》　语言艺术　细节描写

一、与其它文学名著相比较评议更加朴实、简练
走进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会被小说的灰谐幽默所吸引，那种充满着敏锐思维与丰富联想的语言，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同时又识是赫然警句，诱人深思。可以说《围城》上演的是一出黑白版的生活剧，故事中的写实，真实到一种近乎残忍的地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围城》作为一部带有浓厚讽刺意味的作品,理所当然必须有高度的语言技巧。博学广识的钱钟书先生,以一种平心静气的客观的笔调写出这篇作品,娓娓道来,平易而不平庸,精练而不雕琢。在流畅的行文中,信手拈来的冷嘲热讽,妙趣横生的比喻和象征,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无比新颖准确。《围城》不象《儒林外史》那样,爱憎分明,讽刺一个人就骂个狗血淋头,说一个人好就正面侧面都不乏赞美之词,《围城》中的角色无所谓好与坏的占绝大部分,这种叙事方式更接近《红楼梦》。“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又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多得的。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P338)围城中很多人物,如方鸿渐、赵辛媚、孙柔嘉、苏文纨、方晓翁夫妇、董斜川、汪太太等,都是各有褒贬,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来不一语破的,说出一个人物的好和坏。围城中每一个人物的出场,都象中国戏剧自报家门一样来一个仔细介绍。然而,几乎每一个人物的介绍,对他生活经历、性格、肖像的描写,钱先生都是抓住一个或几个最主要的特征来写的,这是语言表达中事半功倍的方法。如董斜川的出场:“气概飞扬,鼻子直而高,侧望象脸上搁了一张梯,颈下打的领结饱满整齐得使鸿渐绝望的企羡。”乍一看来,真不知道是褒是贬,既写他气宇轩昂,为什么又要说鼻子象梯子呢?在大大揶揄了褚慎明一通后,开始给董斜川报家门了,从父亲说起,讽刺连篇,到后来的对话中,董斜川一口一个世伯,活活画出一个前朝遗少的形象,可是整个来看,他倒算不上一个反面人物。在船上那么仔细地描写了孙太太的儿子的相貌,到后来与曹元朗的相貌连在一起。方鸿渐买文凭一节到后来又扣上了韩学愈的假博士之环。可见,钱先生着墨之错落有致,点滴成声,甚至连人物姓名,钱先生也不含糊派上用场。苏文纨之所以姓苏,唐晓芙之所以姓唐,好让周太太骂鸿渐时更显出“芝麻酥糖”之双关妙语:“什么酥小姐、糖小姐会看中他。”周太太一家之所以姓周,都是为了方鸿渐的父亲好在日记里写方鸿渐不食“周”粟。为了把李梅亭骂个痛快,钱先生借赵辛楣的脑瓜找出一个“梅亭”的同音词来“mating”(交配)。除了心平气和的揶揄讽刺之外,钱先生更是用了数不清的象征和比喻,为小说增色不少。书名《围城》就是一个象征,正文第96页通过褚慎明、苏文纨之口直接点出了“围城”的出处,在这里,围城只是象征束缚人的婚姻,但是纵观全书,明眼人都能够看出围城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婚姻之外,一个学校、一个城市是一个围城,甚至偌大的中国也是一个围城。处于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进来将被黑暗势力吞噬,出去也不一定有好结果,因为整个世界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围城罢了。另外方晓翁送给方鸿渐夫妇的那只阴森森的祖传老钟,陆太太的哈巴狗Bobby等物件、人物、细节都无不是一个个绝妙的象征。“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2](p36)作为一个研究文学思维的大学者,钱先生对于比喻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欲高。”[2](p37)这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本体和喻体。这段文字论述了本体和喻体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比喻效果的关系,《围城》中那些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的比喻,是钱先生对自己理论的完美实践。我们来看汪处厚的肖像描写,作者抓住了他脸上最显眼的特征:眉毛长而胡子、头发短。大帅的胡子象仁丹,这是较通俗的比喻,而汪处厚的胡子不翘然而起,又不飘然而袅,于是乎联想到和胡子无关,却与汪处厚胡子相象的新式标点——逗号“,”,这可合上了“分得愈开,合得愈意外”之说了。然而即使分得不开,比如胡子眉毛,都是人身上的同类之物,一经比较再加上幽默的讽刺,同样妙趣横生:“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这还不够,还有头发呢。“四十开外的人,头发当然半秃,全靠这几根胡子表示老树着花,生机未尽。”“因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这叫“比喻的二柄”[3](p38)。即同一个喻体,同时可以比喻正反不同,褒贬有别的两个以上的本体。同一双眼睛要迸出眼眶,鲍小姐因为愤怒,“脸飞红,大眼睛像要撑破眼眶”。而“褚哲学家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药’,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活生生地再现了一个色鬼的神态。但钱先生的这个理论是针对古今中外一切艺术家以比喻作为表现手法而提出来的,对于同一个作家,如果老是翻来覆去的用一个喻体,反倒显示出他语词贫乏。
二、语言讽刺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勾画人物卑下的灵魂
《围城》中处处洋溢着语言艺术。讽刺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撕破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虚伪面孔，小说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讽。小说笔触了十里洋行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有江南小县，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明了旅途的艰难和抗战中的混乱，自由区国立大学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腐败、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乱，蝇营狗苟的行径与灵魂。如写“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精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遗产”。所反应的社会面广阔，而讽刺力度已超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今天读来越发觉得小说的使命性、责任性之强烈。
《围城》惟妙惟肖地勾画人物卑下的灵魂，书中写方鸿渐流洋归来后的一段描写十分精彩：方鸿渐留洋归来，“衣锦还乡”，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小的县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则应邀回母校作关于“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学术报告”。方鸿渐是这样说的：“海通几百年，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对方博士这一宏论，作家未作任何品评，但方博士不学无术、满口荒唐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从整篇看，文章并未对方鸿渐有很多评价，通过情节发展，自然把矛头指向了方鸿渐这一类人的性格弱点，指向那种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例如方鸿渐经不起父亲和丈人的两面夹攻，懂得文凭的重要，文章评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一精辟的评点，新颖深刻，含蓄幽默的方式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对于汪处厚二十年官场生涯，作者不一五一十道来，只小作“胡子文章”于诙谐幽默中进行简练而形象的概括和描述。“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得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象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汪处厚趋炎附势的本性，在学大帅留胡子而弄巧成拙的这一喜剧情境中，充满讽刺意味地表现出来。“这也许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讽刺了汪处厚虽遭弹劾，却又能见风使舵，夹起尾巴另谋出路。“假如留下的这几根胡子能够挽留一部分的好运气，胡子没剃的时候，汪处厚的好运气更不用说。譬如，他那位原配的糟糠之妻，凑趣地死了，让他娶美丽的续弦夫人。”则尖锐讽刺了他既无情无义，荒唐好色，而又充君子的虚伪本性。除了勾画人物卑下的灵魂，展现社会现实，《围城》的语言还出神入化地表现了对寻常人生的各种情态的精细感觉。例如写男女情感的微妙，“她跟辛楣的长期认识并不会日积月累地成为恋爱，好比冬季每天的气候罢，你没办法把今天的温度加在昨天的上面。”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是很奇妙的，既有一见钟情，也有久不能生情，这是许多人都能感受到的，然而只是模模糊糊一团情绪在心里，倒也说不出是怎样一种状况。作者却能独具慧眼，只用一个新奇而生活化的比喻便道出了庐山真面目，让人读了耳目一新，对于生活又多了一点品味。再如写人的某种心理感觉，“那天晚上，大家睡熟了还觉得饿，仿佛饿宣告独立，具体化了，跟身子分开似的”，还有比这更抽象而又形象的描绘吗？《围城》语言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言之有物，还在于它别有洞天的艺术表现，意味无穷。作者不单调而严肃地向读者布道或传令，而是让读者在精心构造的想象中感觉到微妙的理趣。即使在偏向于抨击、揭露的警句型句子里，作者也无意于敲警钟一般，生生硬硬“咚”地来撞一下，相反，他更欣赏曲径通幽。例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子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这极为准确、生动地描述了人生的一种尴尬境况，清高自诩的苏小姐，殊不妨光阴似水，容颜易逝，妙龄的青春因一己的高傲而蹉跎，蓦然回首，竟发现情路成空，几多怅惘也难追回那已逝的时光，人生的这一段空白如同张爱玲笔下那一个“苍凉的手势”，一晃而过，归于无痕。用生活解释生活，语意回旋，以小见大，充分显示出了作品的幽默风格。
三、比喻带着浓重的生活气息、且新奇而又通俗
《围城》中更多的还是那些新奇而又通俗，带着浓重生活气息的比喻。如“一个人的缺点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另有“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痛。” 像这样的比喻包含着对事物的精细感觉，显示着一种插科打诨式的机智，运用了通感式的联想，体现了我国的艺术感觉敏锐，富于生活气息的幽默传统再如方鸿渐买了假文凭却不如数付钱，作者评曰：“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这一下可笑处便来了，辉煌的“外交”、“胜利”等字眼用于此情此景，令人啼笑皆非，然其中隐表当时中国的落后无奈，这笑是以悲收尾的，而这悲因为有了笑垫底，缓减了它应该有的痛。这就是钱钟书的黑色幽默，带伤的笑，笑脸上会挂上难以察觉的泪，不用去拭，自会风干，等到一切的悲喜归于平静，留给我们的会有一片惘然。大道理直直说出来往往会给人一种危机感，令人易于产生逆反心理。而转弯抹角说出来的真理，别人就容易接受得多。《围城》语言曲致的语意，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心理过程，而其喜剧情境，又创造了一个轻松的心理氛围，寓教于乐。总而言之，《围城》的语言既叫人耳目一新，又益人心智，的确是“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傲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再如方鸿渐一行坐车从宁波到金华，一路颠簸难受，作者把那辆破车写得妙趣横生：“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前面路还走不走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摇摆地缓行着。”这里作者把老旧的汽车比成摆架子的官僚，闹别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新鲜别致，既把汽车的残破不堪形容得淋漓尽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态揶揄得入木三分，嬉笑怒骂之中别有一番愤世嫉俗之情。在《围城》中作者还能把彼此没有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可又合巧的很，能找出别人难以发现的共同点，这样由此及彼达到了很高的讽刺效果。例如写国统区物价上涨，“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又象得道成仙，平地直升”。方鸿渐一行在泥泞中艰难的行走，把众人刮的鞋泥比作“贪官的地皮”。“物价”和“风筝”，“鞋泥”和“地皮”，这些不相关的比较对当时那样一个恶浊的社会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憎恶和鄙视，虽并未直接抨击时局，但其讽意以溢于言表。写餐馆的老板娘：“她满腔都是肥腻的营养，那样肥硕，表明这店里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是不落言诠的好广告。”饭菜的营养丰富和老板娘的肥硕毫无关联，但作者抓住其内涵的连接点，运用丰富的联想，由奇特的身体引喻饭菜的营养，一方面突出了老板娘身体的可笑，另一方面再联系他们叫的无法入口的饭菜，这样由此及彼在前后的对比映照中令读者捧腹大笑，啼笑皆非。
总之，《围城》以高超的语言艺术，大量奇妙的譬喻，以及丰富的知识容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当时社会毫不容情的奚落、挖苦的背后，又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热望。小说剖析了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猥琐灵魂和灰色人生，达到了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的目的。因此，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倾向和它独特的语言讽刺艺术，感染着无数的读者。

参考文献：
[2]、周锦《围城》面面观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2]、王卫平:《围城》与中国现代讽刺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王泽龙刘克宽:《中国现代文学》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以上为本篇毕业论文范文浅谈《围城》的语言艺术的介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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