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是否以及如何干预危机或者规制风险不仅取决于一个社会的主流观念，在一个知识分立、专业分工和功能分化的复杂社会，还取决于专家的判断，取决于何时控制风险为最佳。如此一来，危机化解或者风险规制更多成了一种专家的技艺，或者说一种协调的艺术。正如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引用托马斯·乔普林( Thomas Joplin)在评论英格兰银行在1825年金融危机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时所说的那样，“有时不能打破现有规则及惯例，但有时却又难以安全地坚持现有规则与惯例……打破旧的规则建立新的惯例与新规则应根据当时的需要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干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

如果说“干预”或“规制”意味着我们要尽量减少或者规避金融风险，防止危机，保障安全，那么值得质疑的是，全社会为何要到危机发生后才更关注安全？此之前，人们都干什么去了？并且每次危机之后，也从来不乏应对之法，甚至作为专家的法律人对它的思考以及设计出的应对之策略也从未停止过，但我们为何还是无法避免重蹈危机的覆辙呢？

除了人的有限理性局限因素外，由于危机本质上是个风险问题，因而时机或者偶然性因素在其间也起到重要作用。从心理学角度看，在危机到来之前，人们很大程度上会高估或者低估风险，尤其是当风险发生的概率极其微小时，更是如此。即便是重视理性计算的专家，包括法律人，也会因不完全信息和价值判断的局限性条件，不太可能对金融风险的概率描述做出统计学上所要求的那种完全精确性；也即，他们对金融风险的观察也可能包含有社会与文化的成份，所设计的法律制度也未必容易达成共识。

三、三种观察图式

排除危机情势的干扰，考察法律人是如何观察危机，那么其又受什么观察图式支配而可能引发危机对策法上的冲突呢？也许文献学层面的考察能起到解惑的作用。

就笔者目前所能检索到的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法律方面的文献而言，法律人对金融风险危机与风险的观察，简单归纳分析，主要从风险／安全、风险／效益、风险／文化这三个观察图式展开。

关于第一种观察图式，一些流行观点认为，需从金融安全这一面向来探讨危机与风险，强调金融创新监管和法律责任的重要性。比如，讨论金融行业的内部监管；仍延续传统法学的“肇事者原则”思维，分析危机、风险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内在关联，要求设定金融专家责任制度和行为一风险一责任的监管模式；要求金融创新产品的评级、担保、分割包装都需要特别的规范，定价需要公开和透明，某种程度上还要求监管承担防范危机、风险的功能。简言之，在这种视角中，金融安全在金融监管中获得优先地位，也为政府监管进入金融市场提供了正当性；同时，这一要求还强调了法律对金融市场的规范性和可能的预防效果。

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基于金融安全视角衍生出的肇事者原则和预防原则，无法回避一个真切的追问，即在如今日趋复杂的金融市场中，多大的安全才是安全?怎样的监管才是有效的监管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这表明，第一，所谓的金融安全只不过是一种建构，一种具有相对风险接受度的操作；第二，金融预防原则要求，在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安全之前，我们应尽量不要采取行动，以防止产生新的危机、风险；第三，对危机或者某一类型金融风险的监管，是否会导致总体风险或者替代性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的增加，最后埋下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基于安全要求监管的法律人（如实在法学者）回避上述问题。在看重效益价值的法律人（如很多法律经济学人）看来，这当然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有市场就有风险，风险与收益共在。部分实在法学者如果一味追寻于这种指引，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因噎废食，用安全取代了效益或者效率。在这种情形下，风险／效益的观察图式表明，只要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收益能大于其成本，或者政府金融监管收益能超出其监管成本，那就是可以接受。因而，与风险／安全强调监管相比，后者切入的理由却完全不同。比如，尽管20世纪6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贝克、斯蒂格勒、波斯纳和科斯等人的经济学理论指出，在金融市场中，在法庭执法最优（即法庭执法有最优的阻吓效果）的情形下不要市场监管，但反对者如斯蒂格利茨则认为，由于“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市场不可能均衡，因而政府监管就有必要。

卡塔琳娜·皮斯特和许成钢做出了更多细腻的分析，指出金融监管可以有新的理由。受哈特“不完备合同”和“不确定性”思想启发，两位学者从法律的不完备性、法庭的被动式执法，以及监管的主动式执法三个方面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新根据。借助这种“法律不完备性”假设，卡塔琳娜·皮斯特和许成钢分析了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金融市场监管的发展，并拓展到美国、德国，乃至转轨经济中的俄罗斯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分析，提出了何时需要监管以及如何监管最优的判断。

从本体论上，这种视角仍以传统的（或者标准的）金融风险研究为据，即关注风险的客观性质。它假定金融风险是一种可计算和测量的客观存在；换言之，它受金融价格变化规律支配，可借助经济学方法与统计学量化分析，作出科学预测。从方法论角度说，这种观察图式较之风险／安全更有说服力，因为它引入了一套经济学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范式，如采用定量风险分析方法（如贝塔系数、标准偏差）对金融市场的全部参与者作出宏观的或者微观层面的风险评估，以寻求更为合理的根据。

实践中，这种方法赢得了金融投资者、决策者，乃至政府监管部门的信赖。不过，需注意，其依据概率和统计来推论的方法也有欠缺。如今的金融危机现实，以及一些金融行为学家的研究结论足以证明，金融市场存在大量不可预测因素，因为人们更易受到主观偏好的影响，即使涉及到的关键要素——概率，也可能包含信仰或价值的因子；亦即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或者决策者，也犹如“戴着眼罩的老鼠”，实际行动大多包含了一些直觉或非理性的成份。实证主义金融学家和法律家们想通过一些高度抽象的经济学分析模型，来化约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作出科学预测，这显然很难达到。著名金融学家拉斯·特维德就指出，金融投资家们在如今的市场中如果还像早期一样，寄希望于技术分析和投资预测来获益，那的确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以股票市场为例，西方很多金融学家深入研究了心理学因素对股市的影响；通过研究股市心理学，乔纳森-麦尔斯指出，我们应该向恐惧、贪婪和市场的非理性宣战，以便学会如何从容应对投资市场的狂热，避免被投资大众或者自己的错觉所引导；从宗教因素出发，Stulz和Willianmson解释了“文化为何能对金融起作用？”的问题；也有的学者考察了法与金融理论，以及对其进行修正而形成的动态法与金融理论、政治与金融理论和金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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