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救治过程中，充当最后贷款人并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是央行的核心角色。以美国为例，美联储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虽然不能保证金融危机不发生，但其却可以最小化金融危机或者金融事件对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与危害。即使是面对2007年次贷危机引起的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依然充当着金融系统的最后贷款人，开展救助行动。实质上，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其最主要的价值功效在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在我国人民银行却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充当“万能救世主”的角色，难以担当起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人民银行内部虽然设置了专门的金融稳定局，但是在实践中，一方面，依据“三定方案”金融稳定局的主要职能限于“提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无法实现信息共享使金融稳定局不可能准确把握市场动态，防范系统风险。所以，对金融稳定认识的偏差，缺乏相关信息和足够的权威性，中国人民银行难以担负系统风险防范者的重任。

二、中国语境下的金融生态：

必须面对的现实

“经济改革过程中许多‘逾淮而枳’的结果一再提醒我们，简单的模式移植或者对其他国家制度‘零件’的进口组装并不能‘生产’出具有生命力的市场经济制度。”实际上，我国尚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其金融生态具有极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本国特色，准确把握我国“国情”，也许正是合理设计金融监管体系的关键。

第一，我国金融发展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改革的模式，金融企业尤其是银行经营的完全市场化尚待时日。回溯中国金融改革的30年，不难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华盛顿共识”的政府参与市场形成并主导总体改革进程的金融市场化路径‘131。以金融市场中的核心角色—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为例，在政府的推动下经过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恢复商业银行经营并逐步分离政策性银行业务，使我国的商业银行逐步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为了使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市场化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国政府1998年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第一次注资，1999年剥离1.4万亿不良债权，2003年再次以外汇储备进行注资，已经成功对三家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每一次银行制度的市场化变迁的背后政府的身影清晰可见。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银行的外部框架和技术参数越来越接近于国际标准的商业银行。但其内部结构和行动绩效却似乎没有变化。如同国家花巨额成本为国有银行“梳妆打扮”，使之有了一个更标准的外貌，但其举手投足却依然没有标化。

第二，金融领域“中国特色”明显，各级政府干预金融市场成为常态。由于受到传统习俗和社会保障缺位的影响，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备受关注。储蓄存款几乎是人们唯一选择的金融工具。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中的银行业可以存在较多的市场竞争，而对于中国的银行业而言，则只能将银行的竞争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究其原因，居民存款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经不起市场过多的竞争，尽管竞争更有效率。即使由于不规范经营等原因，有个别银行出现了支付困难甚至关闭，但所有成本则由央行动用再贷款解决问题。对于各商业银行而言，既有的实证研究表明，银行业的诸多问题与风险更多的源于经济社会的刚性依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政府的金融控制，而不是银行体系本身的资本结构与治理机制。在中央层面，自2006年7月5日至2008年6月25日，人民银行分19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依据《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仅仅是咨询机关，货币政策的制定基本上是由央行依据国家调控政策的作出，有的甚至直接来自于更高层。所以，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中国人民银行的核心角色异化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一颗棋子和一种工具，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了其难以承受之重。2003年注资国有商业银行过程中，从中央汇金投资公司的批准设立到“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消息的发布，都是以国务院的名义作出的。

第三，金融监管机构合作意识的缺乏，调节能力较差。我国社会成员在工商领域的团结、协作、信任和相互配合的精神从来都不强烈，实际上在政府机构之间也是如此。在我国，“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协调与信息共享早已呼吁多年，但收效甚微。即使2004年三大监管部门出台《备忘录》以推进监管合作，但各方在联席会议的召开、监管信息的相互提供方面并不主动。由于缺乏沟通与协调，无法从微观层面准确把握商业银行的运营状况，人民银行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过程中，多少带有些盲目性。续人民银行分19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将存款准备金率由7.5%调高至17.5%；尤其是2008年的6月，仅间隔10天就调高一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0%．可以致使货币供应量下降57. 14%。2008年6月之后，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而正赶上人民银行连续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猛药作用发挥之时，则直接致使我国的经济在2008年下半年雪上加霜。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构想：

以央行为核心的思考

金融危机爆发后，对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少学者提出了改革的构想，其多数主张在现有的“一行三会”的基础上，整合三大监管机构，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 FSOC)模式，建立固定的金融协调委员会①；或参照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模式，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②；甚至提出由国务委员或国务院副总理担任这一新的金融监管组织负责人的建议③。从上述建议不难看出，在我国现有金融“分业监管”基础上，向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靠拢的制度设计。毋庸讳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过程主要是借鉴和移植国外经验的过程，而鉴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也由于制度引进在语言、人员等方面存在的路径依赖，美国自1933年确立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成为当初立法者近乎直觉的选择。然而，在我国“中国特色”浓厚、尚存大量非市场化因素影响的金融体系中，强行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监管制度，是否会形成难以兼容的局面？此外，如果由国务委员或国务院副总理担任新的金融监管组织负责人的话（行政级别在我们国家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不难想象，央行维护金融稳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能必将依据监管机构的指挥棒运作。反思上述方案，其中大量渗透的唯“美”主义或唯“西”主义情结，令人忧虑。

对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的引入，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简单的制度移植，更重要的是要充分了解这些制度功效发挥的缘由以及制度背后所蕴含的经济与法治理念。而后者才是作为后发国家的我们所真正应该学习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均深刻认识到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重要性，为维护金融稳定，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央行作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责任者，并强化其权力。我国是银行主导型模式的金融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可能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于银行或与银行业务相关的领域；加之我国的高储蓄率，维护银行系统的稳定成为监管体系的中心要务。实际上，央行是基础货币和最后贷款的惟一提供者，必须对支付清算系统、货币市场和货币总量给予直接的控制和监督，而银行体系发生任何重大问题都会对这些方面产生影响，所以银行的监管也不可能像非银行机构的监管那样真正独立于央行。而央行履行防范系统性风险并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需要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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