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我国，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问题，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国人民银行事实上成为“最先贷款人”。而在金融机构一旦破产或解散，人民银行又成为了事实上的“最后埋单人”。这样则助长问题金融机构首先向人民银行伸手的胆量，“如果过于经常乞灵于最后贷款人原则，就会破坏一个重要的管理机制，那不是官僚的机制，而是市场的机制”。在市场机制失灵的状态下，金融机构之间良性的竞争环境显然难以形成，金融市场将很难摆脱系统风险的宿命。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充当最后贷款人并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是央行的核心角色，央行的金融监管功能即由最后贷款人职能衍生出来。所以，令银监会回归中国人民银行，是对央行本质的一种回归，也是央行充当整个金融系统最后贷款人的保障。如果不赋予人民银行获取监管信息，并及时了解金融市场动态的权利，对于监管部门的失误却由人民银行最后“买单”，这本身就不公平。

其次，在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框架中，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剥夺央行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权力；而此次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体系在改革中毫无例外均不同程度的扩大了央行的监管权限。在美国，1913年美联储成立后主要监管商业银行。而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几个方案中均提出要使美联储成为金融稳定的中坚，美联储的监管权力从商业银行扩展到投资银行及对冲基金等，提升其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的能力，并使其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器。德国2002年颁布《金融监管一体化法案》，该法授权成立联邦金融监管局，负责对德国金融农行业进行统一监管。但金融监管局仅在联邦一级设立机构，地区的日常金融监管事务，由央行的分支机构代为承担。德国金融机构每月须向央行的分支机构报送各类统计报表，央行收集行使监管职能所需信息并作出必要分析，然后将这些分析结果一并向联邦金融监管局提供，监管局据此作出监管的决策。可见，德国的央行具有银行监管的主动权。所以，人民银行重新获得监管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开倒车”。

再次，现代的政府组织通常采用的是马克斯·韦伯描述的官僚制结构。这一组织的运作和内部的协调主要是依靠等级结构进行的。尽管等级多有它的问题，但等级控制还是有助于保证集中的领导，比起部门之间的协调在效率上自有它的优点。所以，银监会并人人民银行，可以降低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政策协调、信息沟通、行动联动等的成本；适当提升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级别，即使没有管辖关系，也能对证监会、保监会等其他监管机构以及国有商业银行（部级）形成适当的威慑力，有利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职能和监管职能的有效发挥。此外，这一设计也符合现今政府部门大部制改革的方向。

最后，强化人民银行的权力，有助于对银行业，尤其是国有银行形成一定的约束力。此次金融危机救助过程，央行于2008年9月2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后，银监会也放松了对银行的信贷监督，尤其是2009年一季度，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中国银行业就新增信贷投放达到4. 58万亿。在2009年下半年，虽然人民银行发出了“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的抑制信贷投放信号，但预计2009年全年新增贷款仍能达到9.5万亿元之巨。可见，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调整的信号并未被商业银行所采纳；而人民银行没有办法充分了解金融市场的微观信息，也没有权力对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控制。强化人民银行的权力并适当提升其行政级别，在目前情况下，也许能够使央行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增强，对银行业尤其是国有大银行。形成一定的约束力；面对2009年下半年抑制信贷的情况，人民银行也许就有能力及时的踩刹车，调控效率也许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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