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 容 摘 要

北宋时期，四川的经济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北宋王朝在该地区禁止了铜钱的使用，强制推行铁钱。铜钱不许用，铁钱购买力低下又一度停铸，市场迫切需要交换和支付手段，于是就出现了代替金属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纸制凭证——交子。交子一问世，其体轻和携带方便的优点，以及本身被赋予的强大购买力，立即受到广泛欢迎。然而，私人发行交子常常引起争讼，出现了信用危机。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官方发行了第一批交子，并伴随着出台了一系列纸币发行管理政策。交子成为了全世界最早行用的纸币。它的出现，巩固了纸币的货币地位，对保证我国纸币在封建社会得以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录

交子的产生及其在我国货币史上的地位2

一、中国纸币的发展过程2

二、交子的产生与发展3

三、交子在我国货币史的地位6

结 语8

交子的产生及其在我国货币史上的地位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初年﹐即公元10世纪末叶﹐发行于成都﹔随即发展成为两宋川蜀地区通用的法定货币。交子是铁钱不便于流通与交换时出现的产物。

一、中国纸币的发展过程

纸币是继金属铸币出现之后而产生的一种代替足值货币充当流通手段的纸质的商品价值符号。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纸币的国家，早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发行的一种白鹿皮币，即带有纸币的性质，但因当时还没有发明能作币材之用的纸，所以它也只能算是纸币的先驱。但这时已经出现了作为汇兑手段的“飞子”，只不过它还不是纸制的。

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其商业经济与前代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内地与边远地区和外国的通商往来大大加强，很显然携带大量沉重的现钱走在荒僻的道路上既不安全又不方便。与此同时，一些封疆大吏在地方上搜括到大量财富，他们在京城的家属或部属却臂长莫及，不能挥霍，加之政府铜钱紧缺问题日益严重，于是两厢情愿，产生了“飞钱”，商贾把现钱交给封疆大吏在京的常驻机构或家室，取得一纸文凭，然而轻装前往边塞，在当地“合券”取出现钱。以一纸文凭代表千万铜钱，政府怕有害于钱法，曾加以禁止，但是禁止之后，商人的钱在京师无大利可图，反而不肯拿出来，却滞藏于家，结果京师钱少的问题并不能解决，物价渐高，最后只好由政府出面，官办飞钱，每贯加收手续费百钱，商人不至，政府只得取手续费，以吸引商人把钱交给政府，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善。这种飞钱虽是以纸标价，却并不是纸币，它不在市面流通，必须到边远地区，在指定机关“合券”，才能取出现钱使用，是类似于一种汇票性质的东西。公元806年时（唐宪宗元和元年）出现的“飞钱”，就是一种起着汇票作用的早期兑换券。但是用一定的纸质凭证代表一定数量的现钱的做法，却对后来交子的出现产生了影响。

从唐后期到五代，经过长期战乱，到宋代建立后，财政非常困难，在它的周围，还存在着北汉、南汉、南唐、后蜀、吴越、辽等政权，军事任务仍然十分繁重，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募商人入中麦粟材木于边郡，给文券谓之‘交引’”。商人拿到交引，“至京师江淮给茶盐”。为解决政府钱少问题，又于开宝三年（970年）恢复了唐朝的飞钱，并以行政命名强迫实行，“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诣务陈牒，即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赉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雍熙三年（986年），太祖大规模伐辽，急于筹饷，不但仍采取了“令商人刍塞下”的办法，而且“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文券”让他们到京师去取钱，由于京师钱少，又“移文江淮荆湖”叫商人们到那里去凭“交引”领取茶或盐。宋代茶盐由政府专卖，这些作法，实际上是政府用政权的力量强迫商人在与政府交易时不用现钱而采取支付手段。所谓“交引”者或为支付的凭证。这种交引仍然不是货币，它只能用于到指定场所领取茶、盐等实物，这个事实告诉人们，在交易中，只要有一定的保证，是可以不用现钱而只用一种代表现钱的符号。这为日后纸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北宋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纸币，就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北宋时期，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而当时使用的金属货币质重而值微，无法满足商业发展对货币的要求，亟需一种既能大量复制，又携带方便 、便于流通的货币；其二，北宋时期的印刷工艺、技术成熟，应用广泛，恰能满足携带方便而又能大量复制这一要求。纸币便应运而生。

二、交子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交子＂一词的由来，中国钱币学会张季琦先生撰文认为：＂所谓'交子'，可能并不一定是纸币产生后才起的名称，而是与那时四川的方言、习俗有关，是人们对当时出现的盐、茶、钞引和其他商业性票据的一种习惯性称呼。所谓相交、相会、相关，都是对照票据而取钱的意思。＂

交子起源于四川成都，这与当时四川的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成都在五代末年﹐后蜀始发行铁钱﹐与铜钱兼行。宋统一后﹐划川界为铁钱地分﹐只流通铁钱。川蜀在唐末五代时期﹐割据自守﹐战祸较少，社会经济未受严重破坏。入宋以后﹐和川外藩隔篱消除﹐贸易更加繁荣，但交换媒介反而只用铁钱。铁钱与铜钱轻重大小相等﹐币值却相差十倍或十数倍。宋太宗淳化二年 (991)﹐赵安易使蜀﹐见“市罗一匹，为钱二万”。以当时铁钱重量计﹐两万文重一百三十斤。可见商品交换极为不便。早在唐代后期﹐由于商业贸易兴盛﹐货币流通量增大﹐市场上已感到移转铜钱的困难﹐于是社会信用制度逐渐发展。在城市之间有所谓“飞钱”和“便换”﹐其性质和作用颇类似近代的汇票﹔在一些大城市之内有所谓“柜坊”﹑“寄附铺”﹐经营铜钱寄存业务。宋初﹐政府还特置“便钱务”﹐掌管京师与外地的便换。这些社会信用制度为解决川蜀铁钱与交换的矛盾提供了信用基础和手段﹐从而产生了交子。“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这些说法都是符合实际的。  最初的交子是一种初具货币流通职能的活期存款单﹐由商人私营的“交子铺”发行。宋真宗景德时﹐张咏知益州﹐见交子市场“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加以整顿﹐“使富民十六户主之”。这十多户豪民互相“连保”﹐发行交子。他们“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交子的面值﹐按收入现钱贯数﹐临时书填。交子兑现时﹐每贯扣下三十文﹐作为利钱。交子户除每年向官府承当“夏秋仓盘量人夫及修縻枣堰丁夫物料”义务外﹐别无负担﹐因而获利甚丰﹐“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这时交子的发行无定时定额﹐不免多发空券﹐膨胀贬值。真宗大中祥符末﹐因无法兑现及诈伪问题﹐“争讼数起”，“以至聚众争闹”﹐于是转运使薛田请官置交子务﹐收归官营。益州知府寇碱则力主废止交子﹐并将交子铺封闭。可是封闭之后﹐“市肆经营买卖寥索”﹐“贸易非便”。到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薛田代寇碱任 益州知府﹐重新申请开设交子铺﹐宋廷从之﹐于是设置“益州交子务”。次年二月起首书放交子。从此﹐交子成为宋朝川峡四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相权而行。  交子务建置前后﹐薛田为官营交子制定了若干措施﹐交子之法遂大体完备：规定交子务委益州同判，专一提辖﹐由州保差京朝官一员任监官(后增一员)﹔下设掌典﹐贴书﹑印匠﹑雕匠﹑铸匠﹑杂役各若干人﹐廪给各有差。 制定兑界﹐以二年为一界。界满﹐以后界新交子易上界交子﹔每贯克下三十文入官﹐称为“纸墨费”(实际就是民营时的利钱)。 制定界额和本钱﹐界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备本钱(即今之准备金)三十六万缗。 交子的面值定为一贯至十贯﹐共十种(宝元二年﹐改为只书放五贯和十贯两种﹔熙宁元年﹐又改为书放五百文和一贯两种)。交子式样﹐“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上用益州铜印及敕字﹑大料例﹑年限﹑背印﹑青面﹑红团等六印。伪造者﹐“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熙宁间﹐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并置抄纸场﹐“官自抄纸”。崇宁时﹐禁私造交子纸﹐造者﹐“罪以徒配”。   自天圣元年至熙宁元年(1023～1068)四十多年间﹐交子的发行和流通正常。宋仁宗赵祯朝﹐虽曾两次借支六十万缗以给秦州﹐但为数不大﹐未引起贬值。据苏辙言﹐熙宁七年蜀茶禁榷以前﹐交子“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可见币值稳定。熙宁间﹐因西北用度浩繁﹐宋廷曾企图在河东与陕西推行交子。虽旋行旋罢﹐但四川交子以入陕及其它支用之故﹐前界未满﹐而后界给用已多﹐熙宁五年﹐改为交子每界行用四年﹐两界并行。宋哲宗绍圣以后﹐给用数额越来越大﹐以致“界率增造”﹐“每岁书放亦无定”。到宋徽宗赵佶时﹐交子便恶性膨胀，崇宁间﹐曾强制推行交子于长江以北诸路﹐并改称为“钱引”。大观元年(1107)﹐四川的也改为钱引﹐并改称交子务为钱引务。史称“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宋廷不得已，下诏停止收易旧引﹐恢复天圣界额并置本钱﹐引值才渐趋复旧。但一入南宋﹐又膨胀了。由于建炎以来﹐以钱引供籴本﹑给军需﹐“增引日多﹐莫能禁止”。《通考·钱币考》载:绍兴七年﹐通行三界﹐发行数达三千七百八十余万贯。末年﹐增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而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两界发行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书放则更多。到嘉定初年(1208)﹐每缗值铁钱不到四百钱﹐有的地方仅值一百钱。在这种情况下﹐四川守臣不得不拋售金银﹑空名官告﹑度牒等﹐“称提”收兑。经嘉定元年﹑三年两次称提之后﹐引值方回复如故。宋理宗赵昀时﹐交子与钱引发行满九十九界﹐又改发三料川引。宝佑四年(1256)﹐宋廷作了一番整顿﹐改钱引为四川会子﹐直至宋亡﹐未再更改。南宋后期﹐钱引的兑界曾一再延展。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改两年一界为三年一界。淳佑九年(1249)﹐改为十年一界﹐宝佑四年起﹐依东南会子例﹐“更不例限﹐永远行使”。兑界的这一改变﹐就货币形态而言﹐是更加完善了。   又有淮交子﹐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依旧是宋钱。而鼓铸宋钱的几个大铸钱监都在南方﹐所以宋钱不断北流。这对南宋的财政经济自然是一个严重问题﹐因此宋廷不能不设法制止。于是把两淮划为铁钱路分﹐象四川那样﹐流通铁钱和交子。《宋史·食货志》载﹐绍兴末﹐臣僚言：“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缗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于是沿边皆用铁钱矣。干道初(1165)﹐诏两淮﹑京西悉用铁钱﹔荆门隶湖北﹐以地接襄(今湖北襄阳) 岘(岘山)﹐亦用铁钱。两淮既用铁钱﹐因而发行交子以代会子，故“铜钱禁用于淮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于淮而易以交子。”这样做引起两淮市场的混乱﹐以致“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宋廷无法﹐只得“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用”。于是两淮铜钱﹑铁钱﹑会子﹑交子同时并用﹐成为南宋货币最混乱的地区。  两淮交子是干道二年(1166)下诏正式发行的。面值分二百﹑三百、五百文﹑一贯四种。发行额为三百万贯。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规定，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三年为一界。但后来不断膨胀﹐“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术﹐但屡与展界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交子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自由发行时期。纸币＂交子＂印刷初期，由各商号自己分散发行，目的是代替当时笨重的铁钱，以便交易。因此，交子的最初发行是在民间无组织进行的。这时的交子，没有统一的规格和式样，金额随交易需要随时填写，并加盖本商号的印记，以为凭证。不难想象，如此简单而又带有货币性质的有价证券在市场上流通，势必造成和出现乱发和伪造现象。

第二阶段：由若干富商联合发行。即是由十六户富商主持交子的印制和发行，这十六户富商便是人们常说的交子户和交子铺。对此，《宋朝事实》有如下一段记载：“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岁之夏秋盘仓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现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现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从《宋朝事实》这段记载，不难看出，民间自由、无组织发行交子，到由十六户富豪主之， 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一，交子的发行由无组织进展到十六户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其二，交子上的图案已用同一＂屋木人物＂，且采用＂同一色＂纸张；其三，统一用＂朱墨间错＂，两色印刷；其四，采取了统一的发行办法。

第三阶段：交子收归国家垄断发行。 纸币的发行，关系国计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会听任其由民间自由发行。正因为如此，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朝廷正式发行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由国家发行的官方纸币──＂官交子＂。官交子采取分界发行，三年为一界，界满以旧换新。其印刷方式采用了铜钱印刷，三色套印，版面图案十分的精美。如今，官交子在世界印刷史、版画史和货币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交子在我国货币史的地位

我国早期纸币，在经历了宋代私交子、官交字、钱引、会子、关子和金朝的交钞、元朝和明朝的宝钞等发展阶段。交子虽然在北宋仅存在几十年，但是它在我国纸币的发展史上，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1、交子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纸币的看法，巩固了纸币的货币地位。

宋代是我国古代钞币思想产生和发展、行钞管理原则基本形成时期，也是古代钞币思想达到繁荣、兴盛的时期。当纸币最早发生时，它是货币流通界的一个崭新的现象，因而就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加以议论。

关于交子的产生、交子流通的必然性，人们最初只是从实际生活上的需要来考虑的，如四川官交子的主要倡议人薛田就说：“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借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又说：“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萧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由此可见，当时人们是为了商业及其市场交易上的方便，特别是四川铁钱流通给人们带来的不方便，才使人们肯定了纸币存在的必要性。这是人们对纸币的最早的朴素认识。

官交子的统一发行，为交子的流通和扩大造成了更方便的条件。而它带给政府财政上的好处，也很快地被最高当局和社会广泛认识。“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本钱，亦不得以空文行。”这是当时人们对交子的普遍看法，它虽然是直接的经验之谈，然而却也是符合信用货币流通规律的看法。

2、官交子的出现初步完善了我国纸币发行管理政策。

由商民经营发行的私交子，基本上不与国家的货币发行和财政收入发生直接联系。我国的纸币发行管理政策，是伴随官交子的发行才产生的。官交子由政府发行，发行官交子的收入归国家财政，交子发行数额又与整个国家财政、金融货币的数额相联系。交子这种纸币成为国家财政、金融货币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就不能不制定一套发行管理纸币的政策措施。薛田在主持发行官交子时，就认真总结了私交子发行流通中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发行和管理交子的原则：①在成都设置益州交子务，作为印刷、发行、管理交子的专门机构，委派官员专司其职。②确定交子的式样和专门生产印刷交子的纸张，防止伪造。③规定发行和兑换铁钱的具体办法。④制定禁止伪造交子的法律，严禁伪造，从而使交子的发行管理开始有章可循。特别是经过一年的实践后，薛田又针对官交子这种兑换纸币的性质和特点，制定了官交子二年一结，分界发行，每界最高发行限额为1256340贯，每界发行准备金36万贯的三项发行原则。这三项发行管理原则，是早期兑换纸币管理制度上的伟大创举，是保证交子成为纸币的前提，也是交子安身立命的根基。它的施行，既稳定了交子的币值，又使持有交子的人能随时兑换铁钱，维持了交子的信誉。这样，就使官交子的价值等于铁钱的价值有了经济保证，杜绝了私交子不能兑换铁钱的弊端。

上述官交子发行管理政策，使交子有专门的发行管理机构，有防伪措施和禁伪法律，有一定的发行限额，有一定的发行本金，有一定的流通年限，有兑换的具体方法，有固定的流通区域。从此，我国的纸币管理有法可依，纸币的发行管理非常成功。时至今日，北宋关于建立纸币发行专门管理机构，制定防伪措施和禁伪法令，仍然为世界各国所继承，关于规定纸币发行最高限额和准备发行本金的原则，也仍然是纸币发行管理所应当遵循的原则。

3、交子的发行使我国早期的纸币理论得以产生。

在北宋交子流通提供的经验与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也产生了我国最早的纸币理论。徽宗大观年间，永嘉人周行已（1067—？）在《上皇帝书》中就提出了赞成发行纸币和必须准备发行本金，实现兑换的见解。他说：“臣欲各于逐路转运司，置交子如川法。约所出之书椿钱以给，使便于往来。”“前日钞法之弊，不以钱出之，不以钱收之，所以入（不）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钱，椿留诸路，若京师以称之，则交钞为有实，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他还根据对纸币流通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发行兑换纸币，不需十足的准备金。“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说明了发出去是纸币，有的被水淹火烧，有的被偷盗，有的处于流通之中，不会要求兑换，有二分之一的利益。周行已上述纸币理论见解，具有一定的正确性，是我国最早的纸币理论，丰富了我国货币思想的内容。此后，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李纲（1083—1140）将四川交子的行钞实践经验概括为“桩留本钱百万贯，用以权三百万贯交子”，这种说法虽是继周行已之后，但较周行已关于纸币发行准备金“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的理论概括还更为确切，更值得予以足够的肯定。

结 语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我国北宋时期出现的纸币——交子，对保证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确保纸币在封建社会得以推广，巩固纸币的货币地位，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交子发行以后所产生的纸币发行管理政策和纸币流通的经验教训，也成为了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宝贵历史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①《蜀中广记》卷15

②《宋史·食货志》及《鼠璞》

③《文献通考·钱币考》及《全蜀艺文志》

④《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萧清著，人民出版社。

⑤《中国铁钱》，刘森著，中华书局。

⑥ 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

⑦《钱币研究》，河南省功义市钱币学会编，科学出版社。

⑧《中国货币史》，彭信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九，熙宁八年正月丁巳。

⑩《梁谿先生文集》卷一百〇四《与右相乞罢行交子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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