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

钱庄和票号制度变迁方式的静态比较……………………………………………… 3

钱庄和票号制度变迁方式、类型的动态分析……………………………………… 6

参考文献……………………………………………………………………………… 9

内 容 摘 要

 过对钱庄和票号制度变迁方式的静态和动态比较分析，指出了钱庄与票号在制度上的固有缺陷是钱庄和票号的衰落的主要原因。从长期来看外部收益内部化改进的根本在于制度的完善，只有通过完善的制度才能使金融业稳健、有序的发展。

中国近代钱庄与票号兴衰的制度变迁模式比较分析

 

一.钱庄和票号制度变迁方式的静态比较 

有两种制度变迁，诱致型和强制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虽然前者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而后者是对选民集团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但实际上,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也需要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两者无法完全分开.因此,可以按照另外一种分类,把票号与钱庄的制度变迁过程分为:

1 根据变迁的源泉分为相对价格变化诱致型变迁和偏好变迁诱致型;

2 根据制度创新者行动力分为一致同意的初级行动团体主导型变迁和非一致同意的初级行动团体主导型变迁

 (一) 相对价格变化诱致型变迁和偏好变迁诱致型

１．相对价格变化诱致型变迁.

制度变迁是个演进的过程,它包括制度的替代, 预测过程,并通过复杂规则,标准和实施的边际调整来实现.相对价格变化诱致型变迁指由于要素价格的比率,信息成本和技术等因素的变化而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诱致创新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一种制度变迁类型。

以山西票号为例,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如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帐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帐局的基础上形成了票号,加快资金周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此外,山西平遥李氏日升昌首创的汇兑形式省去了镖行保镖运现银的费用和风险,正是商品交易的日益频繁,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山西票号主动寻找降低交易费用的途径..此外,诺思指出,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关键,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理性的有限性,制度变迁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下,制度变迁中的信息是不完全或稀缺的，从而存在正的信息成本；信息成本的提高或降低对制度变迁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票号提供的信用使得交易各方都能够低成本的获取资源, 晋商间频繁的资源交换行为所形成的习惯法以汇兑的方式表现出来,减少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费用以及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转化过程中环境的复杂性,从而为晋商整体制度的高效运行提供保障.。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首创山西票号的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分红达2OO万银两以上，足见票号的相对价格优势.

早期钱庄的发展轨迹与票号相似，由于贸易扩大和交换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从康熙时(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先后开设钱铺389家。据<皇朝文献通考>称,钱庄生意利润丰厚,”奸商得任意高昂”;且流通广泛,”京师民间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钱票.”［３］乾隆后,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如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

但很快，企业家式的制度创新由于各自与官宦关系的不同紧密程度而发生了变异。票号在对官僚阶层愈来愈大的依赖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制度创新的动力,而钱庄与中小商号的共存亡中，在与洋行.和外国银行的竞争共生中，选择了不断创新，才在民国初年奇迹般地走向兴盛。

２偏好变化诱致型变迁.

人们偏好的变化也是制度变迁的源泉之一，它从理想、风尚、信念以及意识形态等非正式约束方面诱致人们做出各项具体的制度创新.同为经营汇兑业务,钱庄的借贷对象偏好中小商号,而票号的借贷对象偏好官僚商人.这与两者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下形成的习惯有关。仍以山西票号为例，山西商人起源于明初年的开中法[1]，明弘治五年实行了叶洪变法，把开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付给商人的盐引改为直接付银子，从此,晋商大兴;而在明朝，明清晋商赚的利润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贿赂边将，虚出实收；买通主管官吏，在粮价便宜时上交粮食，到粮价涨价时，再向政府领取粮款，不仅可以获得可观利润，连贮藏的费用也不必支付；另外还有先领粮款后买粮、净赚差价等手段。至清时，明清晋商则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享受到一定的经济特权，如独专铜业采购等.与朝廷的特殊关系以及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延伸至明清。晋商行为中的特定行为是：媚事威权，注重人事。从19世纪50年代后，其业务蜕变为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甚至规定 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票号的选择虽然出于利益考虑，然而相对价格差异只是加深了这种偏好而已。

钱庄的兴起则与一地一处的工商业发展紧密相关：如开埔之初的镇江,:洋货和土产迅速扩散和汇聚,钱庄业资本总额超过30万两,信用放款高达2000万两。随着商业中心向上海转移，镇江商业衰落，钱庄也就失去了主要的汇兑业务而衰亡。它规模小，但与当地中小工商业联系密切，在放款业务上占据了这部分市场。钱庄的”平民”作风使其在从银钱汇兑向存放款业务变迁的过程中作出了与票号不同的选择。

㈡ 初级行动团体主导型变迁的行动力

从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新制度安排的发明者包含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初级行动团体是一个决策单位，他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创新的进程，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这些行为团体认识到存在一些收入（这些收入是他们的成员现在不能获得的），只要他们能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结构，这些收入就可能增加。次级行动团体也是一个决策单位，用于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收入而进行一些制度安排变迁，虽然他们可以做出一些能获取收入的策略性决定，但是不能使所有的追加收入自然增长。

 

１. 一致同意的初级行动团体主导型变迁

上海开阜后，银两盛行，钱币流通逐减，原先以银钱兑换为主要业务的钱庄改以大宗商业放款为主，这一变迁是在钱庄不断适应外在环境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外贸易兴盛，外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以及外国银行的放贷需求与钱庄高效的中介能力结合起来。到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大宗交易中约有75%-80%以庄票和支票支付。钱庄依靠买办与外国银行拆借款项，不仅解决了自身资本不足的问题，更是在参与现代银行的业务经营中亲身体会了现代银行在降低风险方面的制度优势。钱庄的资金大多来自外界,且来源烦杂,既有外资,又有内资[2]其经营不受干扰; 而钱庄的老板和职员成为洋行的买办，洋行的买办又投资钱庄成为钱庄的老板或股东。根据买办徐润的回忆，”1859年他在宝顺洋行任职时，便已和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以支持他所经营的‘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可见,钱庄的变迁是新制度对外辐射的结果,就个体钱庄来说,不存在明显的制度不相容;企业家气质的创新主体—钱庄老板不仅是创新利润的发现者,也是实现者.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任何一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而且在这一模型的逻辑内，团体启动了制度安排创新的进程。这里的企业家指有能力、敢于冒险的人，他们除了受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这一动机支配之外，还受到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力量（“事业心”、“荣誉感”等）的支配。当他们发现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时，就会竭力推动制度变迁。上海钱业公会会长、被誉为钱业界"领袖"的秦润卿，在上海从事钱业六十多年，历经上海钱业的兴衰，坚持多做"多单"，放出款不超过本身资金和存入款，不做"缺单"，使庄内资金留有余地，有备无患。他还改变了一般钱庄只做信用放款的成规，扩大抵押放款，压缩信用放款，向银行经营方式靠拢，并对钱庄宕账制度进行了革新。旧时上海钱庄用房一般是利用里弄石库门房屋或沿街店面的原有建筑物，因陋就简，素来不甚讲深谙客户心理的秦润卿认定钱庄的建筑形象是其财力的象征与标志。他于1933年择定宁波路70号地基，建造了可与银行大厦相媲美的四层钢骨水泥的福源营业大楼。新楼落成后，福源钱庄声誉大为提高，当年年底的存款余额从上年的330多万两，激增到534万两，跃居同业之首［１０］。

 由于钱庄与现代银行业的密切关系,其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契机,在外国银行还未站稳之际成功发展了自己,适时学习,自我更新;业务上,主要服务于民间工商业,自成体系,不受政府约束,因而即使在1897年成立了中国通商银行之后的几十年里,也并没有受到很大排挤.钱庄的制度结构,经营模式,与政府的关系决定了它采取初级行动团体主导的变迁类型是收益大于成本的选择.

 

2. 非一致同意的初级行动团体主导型变迁

虽然在一定的技术和知识存量条件下，制度创新存在着时滞, 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知识存量的增加得以缩短，但无法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变迁能否实现取决于各利益主体达成一致的程度。如前所述,钱庄利润直接来源于新制度下的交易行为,而行为改变意识形态,故一旦经营者认可,几无阻力;山西票号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却由于组织内部各利益主体无法达成一致同意导致失败. 1908年，以山西票号京都分号经理李宏龄为首的票号中下层职工担任了初级行动团体这一历史角色，发出了票号合组银行的倡议，但由于票号内部实施家长制的决策方式，形成了经理负责制，人身顶股制为主的旧制度安排下特定的利益归属的格局,高层决策者对新制度的潜在利润认识不足,又过高估计了创新制度带来的非经济损失,导致阻力过大而失败. 据史料记载：“……某时各号之执中耳者某号某公，闻之大不为然，……视吾言无足轻重……戊申冬复通函各埠征集意见，公信所至于居然异口同声，函劝总号，谓不及早变计，后将追悔无及，方期众志可以成城，不料某公闻这乃愤然曰：‘银行之议系李某同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另庸审议，迢束高阁可也’……”[3]

票号初级行动团体内部知识结构和经验出现了新旧冲突,而来自上层的旧意识形态形成于票号的历史过程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结构圈定了企业家选择知识的范围，如果说特权能够赚钱，那么人们就会努力获取与权力有关的知识。山西票号的发家过程明显依赖于朝廷,晋商素来由商而官的传统也缘于此;1860年,当庄票流通于各大通商口岸之际,票号由于专心经营官款汇兑而无暇顾及商业,把巨额资金放款于钱庄,虽然得资本之利,却失去了接触新式金融制度的机会和动力.山西票号对政府的分配性努力获得的长期而丰厚的回报为日后的制度创新设置了过高的非制度成本。山西金融大亨贾继英于八国联军入侵时对逃亡的慈禧太后的殷勤招待不仅为其所在票号争取了大笔官款,更为日后筹办户部银行,出任大清银行行长打下基础,对于贾继英之属的上层, 制度变迁的成本不仅来源于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更在于其长期分配性努力在生产性制度创新努力的前提下成为高昂的沉没成本.诺思曾经说过：人们最初的选择往往决定他们以后可能的选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初始的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惯性，沿着原有制度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 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利益因素：一定的制度安排会形成不同的利益归属，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利益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即使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

二.钱庄和票号制度变迁方式、类型的动态分析 

钱庄和票号的制度变迁方式作为具备延续性、承接性的动态过程;并非单一化，而是多样的，并且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根据其变迁的速度，可以分为渐进式和突进式变迁；从制度变迁主体的态度来划分，有主动式与被动式变迁之分。 

1.渐进式和突进式变迁

渐进式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新的发明者从发现外部潜在利润的存在到使外部潜在利润内部化的制度创新确立经历的一个缓慢而又循序渐进的过程。突进式制度变迁指制度创新主体为了达到一定改革目的，不惜一切代价在短期内进行制度结构调整，打破原有制度框架而建立新型制度结构的变迁方式，也可以称之为休克式制度变迁。前者能够充分收集信息，在变迁过程中不断调整变化，成功几率较高；后者由于信息不充分面临很大的风险和阻力.然而,方式的选择受变革主体的偏好以及外在环境压力的双重作用。当一种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的潜在利润越大越明显时，制度创新的时滞会越短[1]；环境变化越快越大,变迁主体拒绝新制度安排的成本越高, 时滞越短.

以上海钱庄为例,历史上经历的多次制度创新为清末民初钱庄业的高度发展作了铺垫.清初以货币兑换为主业的钱庄只是商铺的附庸.道光年间,由于沿海商业的发展,以庄票为媒介的对华商的存放款以及担保渐取代兑换成为主业,为五口通商后以庄票作为进出口贸易信用凭证的做法提供了经验.”认票不认人”制度进一步提升了庄票和钱庄信用,在现代金融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的近代中国,钱庄业认识到充分利用”庄票”这一契约制度将有丰厚的利润空间.于是,一系列创新相继出现.为了扩充资金来源,钱庄以庄票为凭证通过买办向外资银行融通资金(拆票)而无需抵押,所得款项向内地工商业放款,且不苛求抵押品.再看源于钱业公所内部的汇划制度,也被应用于中外贸易的结算中,随着交换日益频繁,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公单轧帐取而代之,上海钱业又于1890年设立便于集中轧公单的汇划总会,成为上海唯一的票据交换中心,进一步提升了信誉.可见,近代钱庄信用扩大的过程是质与量交替运动,内与外交替运动,互相推进逐渐完成的.在各个变迁的绩效点上收益大于成本.从变迁速度看,前期慢于后期,后期的变迁建立在前期的基础上,属于渐进式.钱庄买办化后与外资银行相互依赖,缩短了新制度安排所需要的信息收集时间,降低了收集成本和变迁风险,故成功了.

票号的变迁过程在其初始路径上也是渐进式的.票号产生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不断扩大对异地汇兑的需求中,并随着规模扩大产生了专业化的票号信用,垄断了清朝的官银汇兑,积聚了大量资本.与官府稳定的关系隔绝了票号上层与市场的沟通渠道,主体变迁意愿不足,创新时滞拉长,一旦迫于环境压力,进行突进式整体制度迁移,原利益集团对新制度的不适应性加大了其阻碍变迁的意愿,导致变迁失败.1908年山西票号合组银行失败后, 原先反对李宏龄改组银行的蔚泰厚票号大掌柜毛鸿翰迫于环境压力两次倡导变革,却因为内部利益集团矛盾及战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2.主动式制度变迁与被动式制度变迁

主动式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变迁主体以满足自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抓住获利机会，合理利用变化着的制度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同时逐步消除制度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主动进行各项制度创新的变迁方式,如钱庄的公单轧帐,统一汇划和拆票;山西票号的异地汇兑,都是在制度创新主体充分了解内外部环境具体环境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制度变迁，它出于制度创新主体寻求新制度安排的强烈欲望..被动式制度变迁指制度变迁主体原先并未看到外部巨大的潜在利润，或由于观念等各种非正式约束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在外部制度环境的强迫下不得已采取相应制度革新的制度变迁方式如1908年,山西票号的合组银行公议就是在环境压力下进行的.1908清政府颁发了我国第一部银行法《银行通行则例》第十二条明确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并且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当时山西的票号业资本金非常少, 只有几十万两白银,远不能同注册资本金高达一亿美金左右英资汇丰银行相比,甚至大清银行的注册白银也有五百万两左右,加上1897年以来诸多官商银行号夺取了票号大部分公款存汇业务,票号不得不变;有时,被动式变迁来自国家强制法令,如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银行法>对钱庄的资本金规定以及1946年<暂行银行统一会计制度>强令钱庄采用银行会计都属于强制性变迁.由于主动式变迁动力来自于不均衡制度结构获利,主要作用于提高制度效率,人人受益,改革阻力小,因此成本主要来自技术因素,如钱庄的变革,在渐进的,对外资银行的模仿竞争过程中逐渐具备了现代银行的经营形态;被动式变迁动力来自外在环境压力,则较多处于制度模仿阶段,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是变迁成本的主要来源,如山西票号的合组银行是突进式地安排一套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正式制度,改变权力和财富分配的努力占去了大量精力,也是最终导致变迁失败的原因.

 

 总之，近代钱庄信用制度的变迁过程是由一致同意的初级行动团体主导的、相对价格诱致的主动式渐进过程；而山西票号在新制度的挑战下无法完成“角色转换”，在经历了非一致同意初级行动团体主导、偏好变迁诱致的被动式突进变迁的失败尝试后，终于随满清而去。可惜的是，一度与现代银行比肩而立的钱庄并没有适时改革其落后的内部组织，股东无限责任制、下层职工激励不足以及有效监督制度的缺失，钱庄信用始终建立在小农社会的价值观、伦理、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基础上。面对资金短缺，无论“拆款”或是“汇划存款”，只是解一时之饥，不思变革的旧式钱庄终于还是重蹈票号之覆辙，从反面证明了，从长期来看，将外部收益内部化改进的根本在于制度的完善。

[1]所谓开中法，是明政府仿效宋朝的折中法，为洪武年间制定的“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解决北边驻军军饷的政策。具体方法是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政府在收到粮食后，向商人发放贩运食盐的盐引，商人可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去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去销售食盐，获取利润.

[2]清末山西票号在上海钱庄的放款平均每年达到两三百两,〈上海钱庄史料〉,页15

[3]北大历史系编：《盛宣怀来刊信稿》第73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4]黄鉴晖编，《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参 考 文 献

1、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2007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杨天石：《晚清史实》 2007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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