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信用循环体系

二、信用梗阻的深层分析

三、社会信用循环体系再造框架和途径

内 容 摘 要

 信用是市场经济之基、银行经营之本，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当前，我国信用制度、信用环境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信用恶化已严重阻滞了经济金融的良性循环，直接造成银行业务经营的高险与低效。本文从社会信用的主导与核心——银行信用为切入点，剖析了社会信用恶化的始发因果及其深层根源，并以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为核心，综合构建出信用生效的宏微观要素体系。提出通过培植微观信用主体、提高银行授信能力、建立个人信用及社会担保制度、依法依政依德治信等多元手段，建立以银行信用为轴心的社会信用循环体系，以引导经济金融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试论我国社会信用循环体系的再造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信用循环体系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信用经济。市场经济循环表现为物流和价值的双重循环，而价值循环决定物流循环。市场资源的配置过程实质上是决定物质支配使用权的价值再配置过程，也是一个通过订立系列契约、有偿让渡价值的信用过程，故市场经济是契约化、信用化的经济。信用是社会资源在各主体之间的有偿借贷行为，其本质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是社会分工、商品生产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价值运动的调节器和发动机。信用产生的基础是社会资源占有的分散性、使用的社会性和增值的差异性、其通过信用对价值的有偿让渡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物质与价值运动的良性循环。

社会信用循环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组织、维系并助推经济正常循环的平衡和动力系统。社会信用循环体系是由社会各信用主体通过信用关系链接形成的促进社会经济正常循环的有机整体，其主要信用关系有国家信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个人消费和民间信用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熟的社会信用循环体系应具备如下特征：一是信用主体的多元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市场经济模式的演进目标是在价格、供求等信号引导下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交易最小化，当要素市场十分发达，经济信用不断充分、对称的条件下，信用供需主体便可通过相关市场直接发生信用关系，从而使计划经济条件下起核心作用的国家信用日趋弱化，退居辅助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信用主体发展为商业信用、银行信用、个人信用、民间信用、国家信用多元化并存格局，信用方式表现为证券投资、信托、保险、投资基金、财务公司等市场化、社会化特征。二是有高效发达的信用工具特别是直接的投资、消费信用工具。在成熟的买方市场下，必要的投资、消费是实现经济正常循环的关键。传统以银行为主要投资中介的间接信用方式，因信用风险集中、授信能力滞后、信用工具单一及运作成本较高等滞碍因素，其信贷投资功能有所削弱，呈脱媒化趋势，而以证券、投资基金等高效率、低交易成本有直接信用工具作用不断增强。三是有强烈盈利动机和债务硬约束的微观经济主体。信用关系实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信用循环的前提基础是信用目标如期实现，债权债务按期交割。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要求用信者必需是有法人独立利益的微观经济主体，有强烈的盈利动机和相匹配的盈利能力，有按期履约的债务硬约束。四是有成熟的维护信用健康运行的信用制度和法制环境。市场经济信用关系的有效链接和运转，必须有一个对用信者的信用能力、信用信息进行搜集、评价、查询系统，并配套有完善的制约机制。同时对涉及信用违约行为必须有完善的立法制约，有严厉的民事和刑事制裁，以法律维护社会信用循环体系的正常运行。

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社会信用体系处于新旧交替磨合期。建立新型的信用循环体系，必须符合我国国情，有一个顺应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我国，商业银行是经营信用的法定企业，它既是法定的受信者，集中了社会绝大部分信用资源，如存款，又是社会最大的授信者，负责分配使用所归集的资源，如贷款，执行着80%以上的社会融资功能，社会主要信用循环都经过银行这一总闸门。银行信用成为我国社会信用的主导和核心。因此，研究我国社会信用循环体系的再造，必须以银行信用为核心和切入点，构建既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又切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信用循环体系。

第二，我国社会信用循环体系再造的背景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循环出现严重的梗阻、回归与畸化。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信用经济。信用贯穿市场经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信用的过度扩张、萎缩与恶化将直接造成市场经济的混乱、病软和低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日益增强，但由于现行的信用体制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信用问题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日益突出，下面对当前社会信用循环梗阻的主要环节进行简要阐述。

目前我国的信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银企信用关系恶化，银行信用循环梗阻，风险加剧。表现为企业信用能力急剧下滑，大量逃废银行债务，致使银行信贷资产大量沉淀，风险累积，效益低下；同时银行恐贷、惜贷现象突出，资金滞留体内，银企信用循环出现梗阻。二是信用供需脱节，阻碍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指新兴的经济主体，如民营企业和新生的金融需求，如消费信用，由于没有合适的信用方式和有力的信用制度支撑，使银行过剩的金融资源与新兴的有效需求无法有效对接，形成信用脱节和金融低效。三是优良企业出现金融转移，信用需求开始减弱。优良企业主要指制度完善、规模效益好、盈利能力强的企业集团，这类企业一般能通过内源融资或上市进行资本扩张从证券市场“圈”得资金，对成本约束较高的银行贷款需求开始减弱，信用转移使银行主融资渠道出现中断，银行资产因缺失优良载体而产生“脱媒”。四是为支撑信用循环。国家信用空前回归，社会信用领域日趋狭窄。国家以政权为支撑，通过新一轮政策化资源配置，来助推整个信用运转循环，即通过大量发行国债，缓解银行融资压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导银行发放配套贷款，如水力、交通项目贷款；使得以国家政策作支撑的国家垄断型或非市场准入产业，如电力、电信、石化、烟草等，成为银行激烈争夺的融资领域。五是信用萎缩导致金融资源游离经济实体，信用日益畸化，金融风险不断堆积。信贷资金大量进入以国家政策为支撑的证券市场进行投机。据统计，当前一级市场资金的70%和二级市场资金的30%都直接来自于银行。金融资源游离于实体经济，信用行为开始畸化，加大了金融风险。

信用恶化直接造成银行经营乃至整个经济、金融的萎缩、高险与低效。当前，我国银行信用执行着80%以上的社会融资功能，银行信用成为社会信用的主导和核心。客观上，社会信用与银行业务存在着高度的正向关联，它们相互依存，同盛共衰。由于当前信用恶化和减弱，以及信用循环的非市场化、非经济化支持，使信用行为不断畸化，信用风险不断累增，严重阻碍银行的业务经营。一是恶化了信贷资产，加剧了经营风险。信用恶化使银行的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生息资产严重不足，财务亏损严重；同时使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降低，金融风险空前加大。二是制约了银行的融资手段，降低了资产盈利能力。信用环境恶化使银行融资方式保守、领域狭窄，银行大量资金因脱媒而滞留体内，不但资产收益率极低，而且直接形成信用、经济的双重萎缩。三是畸化了银行信用行为，催生出新的金融泡沫。信贷资金入市投机，使金融资源游离于实体经济，金融泡沫不断积累。四是束缚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制约了银行创收能力。银行产品创新突出表现在产品的科技化、组合化和信息化，但由于存在大量的失信行为，如恶意透支，信用功能运行受阻，阻碍了业务的有效拓展，削减了银行的创收能力。 二、信用梗阻的深层分析

为把握信用循环的核心环节，本文综合构建了信用生效的宏微观要素体系，有助于更直观系统地分析信用失效的根源，寻找畅通信用循环的根本途径。

从微观层面看，信用关系是由授信者、用信者和信用工具，如借据、合同、存单等各种契约性金融工具3大要素组成。信用关系形成后，信用能否有效循环，关键取决于2大必要条件：一是信用意识；二是信用能力。二者互为条件，不可或缺。主观上信用意识淡漠导致有钱不还，或客观上信用能力不足造成无钱可还，都直接造成信用失效、恶化和循环梗阻。

信用意识主要指用信者的偿还意识。信用意识的形成取决于产权、法制、制度、道德4大要素的有效约束，即：要有明晰的产权，形成债务硬约束；有完善的信用立法和有效的执法，实行信用法治；有键全的信用制度，明晰信用主体关系；有良好的道德环境，维护信用运行。信用能力包括用信者的用信能力即经营偿还能力、授信者授信能力及信用保障。故信用能力的实现取决于3大要素。一是用信能力。用信能力是使信用资金如期实现增值的能力，它是用信者履约守信的基础。用作能力主要取决于用信者的经营能力，同时企业体制、产业政策及市场风险也对信用能力产生较大影响。二是授信能力。授信能力是信用能力实现的前提。其包括授信者授信前，银行对用信者的评估、预测和选择能力。三是信用保障。信用保障是以担保的方式在信用能力不足时提供的第二偿还来源，与用信能力形成互补和替代关系，是防范信用能力风险的有效途径。

根据上述信用生效的要素体系，造成当前社会信用梗阻的主要根源有：

1、银企产权的模糊性和主体的同一性，使银企债权债务缺乏体制硬约束。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包括信用有效循环，应有对应的微观经济主体，要求市场经济主体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平衡、自我发展”的“四自”特征。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建立。由于产权结构的单一性和主体的同一性，银行、国企资产债权债务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存续性”和“抵消性”，最后总可通过国家政策进行债务清理，如呆账核销、债转股、清理三角债等，即使形成损失也债有其主。目前，4大银行集聚了全社会80%以上的信贷资金，而70%以上的信贷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配置。国企、国有银行这两家最大的经营和金融主体，因产权的同一性而诱发出最广泛的信用混沌和失效。

2、地方经济与银行“条块”利益的分割性，造成地方政府、企业联合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日益猖獗。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企业成为各地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创造政绩的核心载体，其利益呈地方性“块状”特征。而国有商业银行是全国一级法人管理体制，资金在全国调配使用，国家是权益的所有者，其利益表现为“条状”特征。“条块”利益的分割性使地方政府和企业通过各种手段，以牺牲银行的利益来获取地方利益，如政企联手通过改组、转制等各种形式大肆悬空、逃废银行债务，使银行的债权维护、保全工作层层受阻，信贷资产大量流失，银企关系不断恶化。

3、银行的授信能力相对滞后,形成大量的经营风险损失.一是授前决策滞后。银行信贷或授信思维僵化，决策简单，习惯于传统的政策导向，面对市场的多元化信用需求，缺乏相匹配的甄别、评估和预测能力，再加上企业信息的非对称性披露，造成银行事实上的盲目授信与轻率授信，使信用风险在源头上无法有效控制。二是授后监控乏力。表现为没有足够的人力或素质相匹配的管户人员对贷款进行跟踪监督，有效落实贷款用途和实现目标效益；同时企业以假账、假报表及多头开户等手段逃避银行监控，形成银行对企业的约束软化。三是授中管理存在缺陷。表现为授信权责不匹配，责任追究不明确，内控制度不完善，审贷手续不科学，直接造成授信低效。四是授信手段滞后。银行授信手段传统，产品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在出现融资梗阻时，未能及时设计、创新出新的金融产品满足潜在的金融需求，以分散金融风险，提高资产收益水平。

4、社会信用制度不完备，无法满足有效的信用需求。一是个人信用制度尚为空白。随着买方市场的全面形成和社会收入的个人化分配倾向，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形成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当前，信用消费发展为最强劲的金融需求，但由于缺乏成熟的个人信用制度，银行无法对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进行有效把握，消费信用雷大雨小，营而不销，严重束缚了银行业务的有效拓展。去年我国的消费信用仅为1618亿元，占GNP不到10%，而美国的同比为46%，香港为28%。二是企业信用制度不健全。目前，银行对企业建立了信用评级制度，但这种制度尚未社会化、系统化，评估依据的信息水分较大，缺乏真实性和操作性。三是金融企业信用等级制度尚为空白。当前许多金融组织，特别是中小银行、信用社，资产极度恶化，经营效率低下，金融风险集中。银行信用等级制度的空白，使金融组织缺乏优胜劣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不利于银行加强自我约束和管理，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四是缺乏完善的信用担保系统。信用担保是解决用信者信用能力不足，推动社会信用循环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的信用担保制度极度残缺，除了国债、银行承兑汇票、存单、信用证、保险可做信用担保之外，只剩下条件苛刻的实物担保。作为极具发展前景的民营及中小企业，因没有可行的社会担保体系进行媒介支撑，有效的信用需求无法及时满足。

5、信用运行缺乏有力的法律及道德环境支持，使违约失信行为大行其道。一是信用立法尚为空白。法律制裁是最有力的信用约束。现实中，借债还钱虽为天经地义，但赖债不还却是无法无关，赖债行为缺乏有力的法律约束，助长了赖债失信行为的蔓延。二是信用执法不力。执法不力体现执法力度的欠缺及地方政府的干预，使进入法律程序追偿的债权，落得“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局面。三是信用运行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支持。当前，由于信用法制不力，使社会上坑蒙拐骗、制假售假行为非常猖獗，在“金钱本位”价值观的导向下，诚实守信的传统道德观念不断弱化，信用运行缺乏有力的道德环境予于支撑和维护。

三、社会信用循环体系再造框架和途径

1、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微观信用主体。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是使企业主体法人化，人格化，通过对经营权责的硬性制约，形成企业守信经营的内在机制。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企业必须具有明晰的产权。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进行了以股份制改造为主的制度改革，但由于产权主体虚设，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使企业信用与经营者个人利益割裂，现实中经营者往往是以企业失信来置换个人利益。优化社会信用循环，首先必须构建市场经济有效的微观信用主体。一是深层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前，许多企业将股份制改造作为上市“圈套”的主要手段，企业体制形改而神未，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不仅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成为制约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的“瓶颈”。随着国民收入个人化分配的增强，目前民间个人资本积累达28.72万亿元，相当于国有资产的总值，这为国有股权的有偿转让提供物质基础。国家应站在战略的高度，立足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而不是占有率，有进有退，加大国有产权的有偿出让力度，充实虚设主体，硬化经营约束，为社会信用的健康运转提供有效载体。二是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进行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低，竞争能力弱，资产质量差，已充分暴露出国有银行的产权体制缺陷。构建股份制产权，建立以“四自”为特征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授信软约束及授信能力问题，应成为我国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理性选择。三是建立企业经营者信用约束制约。为规避经营这人为造成的企业失信行为，当务之急是建立社会化经营者信用登记制度。将企业信用视同经营者个人信用进行捆绑考核登记，对违约及失信企业的经营者，在以后个人任职、就业乃至申请信用援助时实行严格制约。

2、加强内部管理，提高银行授信能力。一是优化内部授信制度，强化授责任。商业银行要确立以经营业绩、授信能力为导向的内部授信体系，从授信能力这一源头控制信用风险。按权责匹配的原则，强化对授信的责任约束，实行授信损失责任永久追究制。二是建立科学的信用准入机制，尽力规避企业制度、政策和市场风险。其次，建立社会性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由政府出面组织，银行、税务、工商、司法等部门组成社会性权威评估部门，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对企业进行统一的信用等级评定，执行统一的授信约束和制裁。三是加强对企业的监控管理，规避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四是银行自身要加强信用评级和风险控制。要建立银行信用等级评估制度，通过国内或国际权威资信评估机构对银行信用等级进行认定。对风险恶化、亏损严重、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的要勒令停业整顿或依法破产。同时，要严厉打击和取缔民间私人钱庄、基金会等各种非法金融机构组织，为社会创造一个健康有序的融资环境。五是提高授信能力，按市场需求和主体信用能力进行授信。一方面，对国家产业政策倡导的投资领域，要结合本地与经济特点来决策，避免盲目跟从而引起新的重复投资；另一方面，对新兴的经济主体和融资领域，要主动适应市场，积极研究、开发各种有效的金融产品，满足新需求，开拓新的业务和盈利领域。

3、建立个人信用及社会担保制度，广泛链接信用需求。首先，要迅速建立社会化的个人信用制度，满足消费信用需求。个人信用制度是通过构建社会统一的个人信用档案，以信用记录生成个人信用级别，作为个人在获得社会信用援助的资格证。在信用制度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消费贷款占到全部贷款的30%——50%，而我国不到10%。由于个人信用制度缺乏，庞大的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已成为畅通信用循环的必然选择。要通过建立个人信用征信制度、个人信用信息资源共享制度、个人信用评估制度、个人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及个人信用担保制度，为银行深入拓展个人信用消费业务提供依据和保障。同时银行要深入研究市场潜在的消费需求，大力开展个人住房消费贷款、汽车贷款、助学、婚嫁、装修、大件消费品等一系列信用消费贷款业务，拓宽业务领域，创新金融品种，开拓新的盈利空间，促进经济、金融的联动发展。其次，要建全社会信用担保体系，拓宽银行融资范围。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信用担保系统，从信用保障的角度弥补信用能力及信用意识的缺陷。目前，国家对建立社会化的信用担保体系进行了政策规范和引导，有些地方也初步尝试性地建立了一些担保机构，但是力量过小且不完善，尚未发挥实质性作用。我国的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应以社会化、规模化、规范化、法制化为目标，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担保体系初建时期的启动作用。针对体系初建期，政府牵头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担保基金以国家财政划拨为主，民间资本加入及担保费收入为辅，采取“政策性基金、市场化运作、法人化管理”的政策。当担保力量日益壮大后，政策性基金可实行股份化退出，实现担保体系社会化。同时建立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机制和担保基金、再担保基金制度。社会化的信用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将极大地拓展银行的融资范围，特别是将融资对象扩充到充满活力和前景的民营企业，有效放大了银行的业务空间和盈利空间，并实现银行融资重心市场化的转移。

4、依法、依政、依德治信，全方位整治信用环境，通畅信用梗阻。首先，要加大依法治信力度，严惩赖债、废债行为。一是加强信用立法，为信用法治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当前我国没有一部系统性地信用立法规范，信用纠纷一般都是通过《合同法》《担保法》《民法》《票据法》等其他专业法律来间接裁定，这些法律只强调对债权的界定，追究的只是简单的民事赔偿责任，对债权实现缺乏有力的手段，对恶意违约缺乏必要的刑事制裁。社会信用关系必须进行专门的立法。要立足于对债权的保护，对债务违约制定严厉的赔偿和惩罚规则，严重的要追究违约者的刑事责任，增强法律威慑力，使失信者付出昂贵代价，从而约束整个社会信用行为。二是加强信用执法力度，极大维护债权人利益。执法不力是失信行为大行其道的症结所在。据报道，某地4家银行1年打了29场官司，标的900万元，收回的本息不够打官司的开销。目前全国未执行的债务额达3800多亿元，执法不力，形成“家有万贯在别处，债台高筑成富翁”的恶性局面，并通过各种示范、攀比、放大效应，造成整个社会信用极度扭曲。加强信用执法，主要是严肃司法纪律，加大执行力度，排除行政干预，严惩逃废债行为，使债权人特别是银行的债权利益得到法律保护。其次要依法治信，全面整肃社会信用秩序。鉴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信用重整需要政府的全面参与和积极推动。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加强信用自律，规范行政行为。要正确认识、处理银行与地方经济的“条块”利益关系，摒弃短期行为和片面发展观念，以企业实力和管理水平赢得金融支持，使经济金融形成良性互动。要摆正政府角色，严格执政行为，规避滥用政府信誉，干预银企融资活动。严禁纵容、包庇企业逃废银行债务行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重要角色和职能，将建立健康有序的信用秩序作为发展地方经济、改善投融资环境的基础工程，为整治信用秩序鼓与呼，以信用工程的发起人和推动者的角色，积极调聚各领域各部门及一切社会力量，统一整治手段，严厉制裁措施，形成以张整治信用的社会之网，让失信者无处立足。最后要加强依德治信。道德是约束人们行为最原始、最广泛的社会规范，是铸造信用自律的根本力量。从主观层面，信用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是源于人们内心的观念和意识，故信用仅靠制度保障还不够，还必须加强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让“诚实守信”的观念深入人心。一是要加强信用教育，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和社会道德。二是要加强舆论的正确引导，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氛围，使信用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素养的重要标尺，重信履信成为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参 考 文 献

1、马洪，《中国市场发展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

2、冒天启，朱玲，《转型期中国经济关系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3、马洪，王梦奎，《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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