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信贷高速增长的成因

货币政策调控较为宽松。

国民经济正常的快速发展，刺激了贷款需求的增加。

（三）各地方政府完成换届后投资增长势头加快。

（四）国际经济增长放慢，利率不断趋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大量资本流入。

（五）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直接融资比例小，国民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银行融资，商业银行贷款增加是信贷规模迅猛增长的直接推动力。

二、对信贷形势的冷静思考

三、对策及建议

继续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选择稳定汇率的政策。

加大窗口指导和道义劝告力度，适时传递货币政策信号，正确引导各市场主体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

以调整贷款结构为突破口，解决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

（五）建立宏观经济预警机制，跟踪监测，相机运用利率、再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保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

内 容 摘 要

本文运用了货币政策理论和汇率模型，对2004年度全国货币供应量大幅上涨，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过快增加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当前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高速增长的经济态势、政治等因素对信贷规模的影响，分析了以上因素对资产质量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提出了一些较为有针对性的建议。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utilized the monetary policy theory and the exchange rate model, nations money supply large rise in 2004, the complete financial organ saved the loan remaining sum the excessively quickly increase origin to carry on the thorough analysis, pointed out current more loose monetary policy factor and so on environment, high speed growth economical situation, politics to the credit scale influence, has analyzed above the factor not the good consequence which possibly produced to the property quality, proposed some had the pointed suggestion.

Key words: Central Bank exchange rate monetary policy real estate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第1季度金融统计资料显示：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9.1%；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8.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幅比上年末高1.4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1.9万亿元 ,同比增长12.8%。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的增长幅度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居民消费物价增长幅度之和。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7.9万亿元，同比增长20.7%。1季度贷款累计增加9131亿元，同比多增加596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0.1%。1-3月贷款累计增加8351亿元，同比多增加247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3587亿元，同比多增699亿元。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禁担忧贷款的快速增长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的经济过热？

一、货币信贷高速增长的成因

（一）货币政策调控较为宽松

从我国近几年货币政策的实际运作情况看，在实现经济“软着陆”之后，为克服国内需求乏力的影响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措施。从1996年5月到2002年2月，人民银行曾8次下调利率。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连续几年保持了平稳增长，金融机构头寸宽松。1998～2001年，广义货币M2年均增长14%～15%，2002年增长16.8%，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分别增加11491亿元、10846亿元、13347亿元和12913亿元，2002年更增加18488亿元，达到近几年增量的最高水平。这种“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极大地支持了GDP年均7.7%的增长速度，配合积极财政政策，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增长期。

（二）国民经济正常的快速发展，刺激了贷款需求的增加

经济基本面不断向好，国民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经济活力复苏，经济兴奋度提高，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释放的投资增长的发展势头不减，这是推动贷款迅猛增长的基本因素。

（三）各地方政府完成换届后投资增长势头加快

有关数据表明，去年下半年以来，贷款扩张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时提速，其中机场、地铁、公路、桥梁、电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扩张的势头尤其明显。这一发展势头在时间上与地方各级政府换届大体一致。

（四）国际经济增长放慢，利率不断趋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大量资本流入

2002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项长期维持巨额正值，出口企业的结汇率上升到远高于历史平均值的水平，金融机构的国外净资产呈现明显的回流势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也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因素都表明各种形式的外资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推动着我国的经济扩张。

（五）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直接融资比例小，国民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银行融资，商业银行贷款增加是信贷规模迅猛增长的直接推动力

在商业银行经营观念合理转变加强营销管理的同时，出现了以下新情况：一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许多基层行迫于上级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通过加快贷款的发放来降低不良贷款率。二是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转贴现日趋火热。三是贷款转卖市场的兴起以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有力推进,使贷款周转速度加快。四是一些银行在内部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扩大基层行权限，下调系统内上存资金利率，刺激了基层行扩大放贷。

二、对信贷形势的冷静思考

以上数据表明，各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结构虽已有所优化，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有些还是意想不到的。首先是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失配加剧，潜在流动性风险更加突出。2004年9月末，基建、个人住房等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为39%，比1997年末提高18个百分点;在存款来源中，定期存款占到43%，比1997年下降10个百分点。从增量看，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短期化而资产运用长期化的问题更为明显，前三季度中长期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46%，定期存款占存款来源的比重为43%。如果考虑到定期存款中相当部分的期限在一年以下，资产负债期限结构的不对称就更为突出；其次是房地产贷款在新增中长期贷款中的比重过高，尤其是风险较高的开发贷款增加偏多;再次是不良贷款余额下降缓慢，不良贷款损失额仍在增加。

当前经济发展的势头总体上说是基本良好的。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基本优势，外资流入投资增长势头不减，人民币汇率仍保持稳定。但不可否认，鉴于1986、1992年信贷过热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的教训，当前存在房地产投资和部分重复建设等结构性的不合理因素，如果非贸易品价格过快上升可能造成严重问题，这包括总体价格的过快上升、经济泡沫的出现和对低收入居民生活的严重影响等。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对策。在经济结构不合理、信用环境不理想以及各经济主体治理结构不完善、内控机制欠缺的情况下，货币信贷的过猛增长潜伏着巨大风险，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金融危机，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对此，中央银行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三、对策及建议

当前，我国金融形势是趋好的，从经济走向上看，现在是要从通货紧缩趋势向通货膨胀趋势转化了。防止通货紧缩，虽然目前并不紧迫，但是要警惕它的再现。如果将“双防”的紧迫性排序，当前对于前者应该更宜谨慎。坚持上下微调、适度从紧，这与2005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是一致的。通货紧缩趋势业已淡出，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转向“中性”，也就是要求适度从紧。

经济学家刘国光指出，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逐步减弱，方向正在调整转型。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讲求稳健，实际上在放松银根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 稳健货币政策虽然要从紧一点，但不能太紧。“所谓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货膨胀那样采取急刹车的手段。对于一些消费热点和投资重点还要继续支持，还要扩大就业；但对过度的低水平重复投资要加大‘削峰’力度。” 

所以，转向“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要预防通货紧缩趋势的重现。在货币政策的选择和使用上，审慎的决策是必不可少的。

（一）继续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货币信贷的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低水平重复建设、产业结构失衡、通胀压力加大和不良贷款增加，随后将不得不被动调整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大幅波动。目前，已经出现的企业产成品库存增多，生产资料价格攀升，园区建设过多、过快、过滥， “五小”企业复活与高科技领域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低层次恶性竞争并存，不良贷款率下降与不良贷款余额上升交织等种种迹象。因此，中央银行要善于根据经济周期各个阶段货币信贷运行的规律，在对经济形势和趋势做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科学地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取向，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调控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二）选择稳定汇率的政策

在当前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攀升从而引起外汇占款大量增长，贷款增长率创历史高位的情形下，中央银行的政策确实面临稳定汇率与控制通货膨胀的两难选择。如果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会增强对汇率升值的进一步预期。从而刺激对人民币的投机性攻击，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但如果一次性的对人民币币值进行较大幅度调整，或放任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汇率将显著上升，在投机性因素的情况下很可能调整过头，当投机性资金获利流回时又会面临贬值压力，使汇率急剧波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低附加值，低利润率，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引起出口部门快速收缩，形成大量失业，通过关联效应导致经济增长的显著下降，同时在银行体内系将堆积大量新的坏账。人民币名义汇率显著上升还将导致贸易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在目前物价低位运行的情况下形成通货紧缩的局面。

（三）加大窗口指导和道义劝告力度，适时传递货币政策信号，正确引导各市场主体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

中央银行运用窗口指导和道义劝告工具作用是明显的，如“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拟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措施，尽管社会各方反响不同并引起争论，但这恰恰意味着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的提升。中央银行应加强对货币政策运行结果的分析，并适时发布相关分析报告，这不但能够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意愿，而且能够影响社会公众的投资行为。

（四）以调整贷款结构为突破口，解决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

当前信贷供给的结构问题比总量问题更突出，控制不好则会在未来形成大量坏账。应力争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的政策性调整解决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一是要根据央行关于加强对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文件精神，重点抓紧落实可操作性细则，防止房地产贷款中可能产生的不合理因素，特别是抑制投机性资金（包括外资）流入地产业形成房地产泡沫。二是加大直至放开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以有助于抵消信贷结构政策调整中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同时在客观上也是支持发展中小企业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三是通过加强对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监管，改善贷款结构。检查、纠正银行资产与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现象，防止新的不良贷款，制止商业银行使资本充足率下降的经营行为继续产生，以减轻银行改革的新增成本。

（五）建立宏观经济预警机制，跟踪监测，相机运用利率、再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保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稳定货币，维护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是中央银行的首要职责。商业银行对央行窗口指导和道义劝告等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配合程度，是中央银行采用利率、再贴现率、准备金率等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参考依据。如果商业银行配合积极，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效果就较易显现。否则，央行只能下大力气，不惜采用利率、再贴现率、准备金率等手段，以维护货币稳定。

同样，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当前，要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协调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停止对产业政策明确淘汰产品和工艺技术装备项目的信贷支持，控制对采用落后工艺、技术装备项目的贷款，特别是控制信贷资金流入低水平盲目扩张领域。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坚决予以支持。

发改委、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将建立密切的协调和信息通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分析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发改委将定期发布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指导社会投资方向；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将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银行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有效的支持和服务；商业银行要坚持独立审贷原则，优化信贷结构，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 

黄菊副总理在中国银监会2005年工作会议中指出，今年是完成“十五”计划、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继续迈进的重要一年。银监会作为银行业监管的专业部门，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合理控制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构，搞好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发展。要继续加强窗口指导和风险提示，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搞好金融服务和创新，继续支持有市场、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业企业的合理信贷需求。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等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要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提高我国银行业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工作，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资本约束，完善内控制度建设，强化风险监管。努力维护银行体系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加强对不良贷款的监测，完善不良贷款考核机制，督促商业银行建立科学合理的不良贷款考核办法。

参 考 文 献

施建淮，2005：《人民币均衡汇率和汇率失调》，《经济研究》第4期

张晓朴，1999：《人民币均衡汇率理论与模型》，《金融参考》第9期

田晓东，2001：《中国企业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比较》，《中国金融》第6期

赵志君、马跃等，2002：《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理论分析与宏观效果》，《金融研究》第6期

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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