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储蓄和投资的含义。

二．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

三．储蓄和投资的关系。

四．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因素。

五．影响中国居民储蓄和投资的因素。

内 容 摘 要

 储蓄与投资是居民的重要经济行为，也是积累财富的两大支柱。本文通过理论结合实际对居民储蓄与投资的含义、影响居民储蓄行为与投资行为的因素和居民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揭示了影响我国居民储蓄和投资的因素。

试述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储蓄与投资是居民的重要经济行为。本文力求对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做出理论上的概括。下面主要涉及居民储蓄与投资的含义、影响居民储蓄行为与投资行为的因素和居民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

一．储蓄和投资的含义。

储蓄是个人将节余的或者暂时不用的货币即钱存入银行 ，或者存入按规定可以办理存储业务邮局的一种货币信用行为。存入银行、信用社的叫银行储蓄，存入邮局的叫邮政储蓄。储蓄基本上分为定期储蓄和活期储蓄两种形式。

投资一般是指具有独立投资决策权并对投资负有责任的经济法人或自然人为了获取预期的经济效益而投入资产、资金或资源用以转化为实物资产或金融资产的行为和过程。

二．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不是储蓄决定投资，而是投资决定储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从公司的投资决策开始。公司的投资决策是以其对不确定世界中的利润预期为基础做出的。利润预期是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代表投资机会成本的预期利润与利率的比较决定是否为一投资项目融资，但是，利率并不拥有为整个经济有效协调投资和储蓄决策的基本性力量。利率是由货币因素而不是实际经济变量所决定的。这些货币因素是经济主体的流动性偏好和／或货币政策。由于储蓄与投资的反向因果关系，对储蓄与投资之间关系的解释就不同于新古典理论。在凯恩斯主义中，储蓄与投资的关系通常是由乘数概念解释的，通过乘数作用，投资增长产生一定量的储蓄，导致储蓄与投资事后的一致。任何经济社会在储蓄量既定条件下，投资数量都取决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能力。凯恩斯把投资等于储蓄看成是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分析了影响储蓄和投资的诸因素，但没有分析如何实现这个条件。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只要保证经济有一个“合意的增长率”，储蓄便能自动地全部转化为投资。新古典模型是建立在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一论点上，认为储蓄就是投资。然而实践中，储蓄与投资之间并不是完全平坦的直通道，中间隔着一个复杂的“市场”。储蓄能否完全转化为投资，或者说有多大比例的储蓄能够转化为投资，对一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从而使其成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早研究源自于Feldstein和Horioka（1980）的开创性工作。他们选取了16个OECD国家1960-1974年间的平均储蓄和平均投资数据进行截面回归，发现投资率对储蓄率的回归系数几乎接近于1，由此得出OECD国家储蓄和投资具有高的正相关性的结论，且将这一相关性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程度的检验标准。Feldstein和Horioka的结论及其所包含的信息引起了经济学界激烈的争论，涌现出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文献。 

（一）、储蓄-投资相关性与国际资本流动

Feldstein和Horioka（1980）从OECD国家的储蓄和投资具有高的正相关性，推断OECD国家资本缺乏流动性。理论依据在于：封闭经济条件下，国内储蓄是一国投资的推一来源，要想满足投资需求方面的任何增加，皆须通过国内储蓄同等的增加来实现，因此，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国内储蓄与投资高度相关。而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投资不仅来源于国内储蓄，也来源于国外储蓄，开放经济要进行更多的投资，只需从国际资本市场借入额外资金即可。从本质上讲，开放经济的国内储蓄和投资相互背离，各自独立变动。但Feldstein-Horioka的结论与OECD国家20世纪70年代早期资本市场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的日趋完善相矛盾，形成了著名的“Feldstein－Horioka之谜”。

对Feldstein-Horioka的发现——OECD国家储蓄与投资具有高相关性，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储蓄和投资的内生性，回归模型设走偏差（若回归元为内生变量，OLS估计量缺乏一致性）引致储蓄-投资相关性估计的扭曲。即使使用工具变量这种偏差依然存在。Baxter和Crucini（1993）将储蓄分为基本储蓄SB（SB＝Y－C－G，绝大多数学者在分析储蓄-投资相关性时，通常都将储蓄界定为S＝Y－C－G，即Baxter和Crucini所说的基本储蓄）和实际储蓄 ST（ST＝πI＋（l－π）I*），认为基本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几乎完全依赖于产出和投资的相关性。一般而言，各国产出和投资的相关性皆比较高。因此，基本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注要比实际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高得多，这种扭曲在小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有学者认为，Feld-stein-Horioka选取的样本区间太短，没有反映OECD国家资本流动性的增加，其资本流动程度的提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变得特别明显。于是，Feld-stein和Bacchetta（1991）、Frankel（1991）将样本区间扩展到20世纪观年代，所估计的储蓄-投资相关性虽趋于降低，但仍相当高。Kim（2001）、Krol（1996）、Jansen（1998）、sinn（1992）将样本容量从Feldstein-Horioka的16个国家扩展到19、21、22和23个，也得到较高的储蓄-投资相关性。对这些国家储蓄与投资具有高相关性虽然存在着质疑，但更多的实证研究都进一步证实了Feldstein-Horioka的发现。

分析储蓄一投资相关性所使用的数据基本来自OECD国家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储蓄-投资相关性的研究文献很少。Sinha（2000）对日本及其他亚洲10国、Jansen和Schulze（1996）对挪威的分析，得出了与Feldstein-Horioka相反的结论，这些国家（日本和韩国除外）储蓄-投资相关性都比较低。

OECD国家储蓄-投资高相关性的存在得到大部分学者的首肯，但Feldstein-Horioka的推断——将储蓄-投资高相关性归因于低水平的国际资本流动，受到众多学者的挑战。Tesar（1991）认为储蓄-投资高相关性是由理论模型所解释的一个重要实证规律，在国际资本流动问题上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依据。D.Levy（1995）以浮动汇率下大国开放经济为条件，对标准的新古典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理论模型说明，私人储蓄-投资相关性并不依赖于资本流动，它与任何程度的资本流动皆相容。Levy推断，基于储蓄-投资相关性的资本流动程度的检验不可能为真实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任何信息。A.Corbin（2001）证实，储蓄-投资高相关性不是源于资本缺乏流动性，而是由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储蓄和投资的周期性特征。更多的批评者则认为，即使资本是完全流动的，其它因素也会引起储蓄、投资的协同变动。例如，人口增长和生产率冲击；非贸易商品；政府政策等。以上诸观点虽然解释了储蓄与投资的高相关性，但得出了与hatein－HOrioka相反的结论，即储蓄-投资相关性不包含任何有关资本流动的信息。

Jansen（1998）利用22个OECD国家1955-1994年的数据，对投资率和储蓄率进行截面和时间序列回归，将储蓄-投资相关性分为长期和短期。认为储蓄-投资的长期相关性受跨时预算约束、资本流动程度和经常项目目标的影响；储蓄-投资短期相关性反映资本流动程度和对需求、供给冲击的调整。计量结果显示，储蓄-投资短期相关性随着国家、而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变动，主要反映了各国经济周期的影响，资本流动对其影响被完全抵消；储蓄-投资长期相关性随着时间变化明显下降，说明它主要受资本流动程度的影响。Jansen和Schulze（1996）对挪威1954-1989年间的储蓄率、投资率进行回归，得出了相反的“Feldstein-Horioka之谜”。在样本期间的大部分年份，挪威存在着严格的资本管制，但其投资率对储蓄率的回归系数几乎为零。Jansen和Schulze认为，Feldstein-Horioka关于储蓄-投资相关性包含国际资本流动的信息这一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对储蓄一投资相关性的解释必须依据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予以修正。严格的资本管制只是储蓄-投资高的正相关性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即使国际资本是完全流动的，储蓄与投资也会存在高的正相关性。因此，如果不结合其它信息，无法通过储蓄-投资相关性来判断资本流动程度的高低。

（二）、储蓄-投资相关性与经济周期冲击

许多研究者将储蓄-投资高相关性归因于经济周期冲击，认为由于影响经济的扰动因素，例如生产率、财政、贸易条件和收入分配等各种冲击以及中间商品价格的变化或商品市场不健全等因素，导致储蓄与投资高度相关。Frankel（1986，1991）和Dooley等（1987）的分析表明，由于商品市场的不健全违背了购买力平价原则，尽管金融资本是完全流动的，各国的实际利率仍存在着差异；同时非贸易商品的存在使区域经济与世界市场相隔离，影响一国整体经济的开放性，进而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

Feldstein和Bacchetta（1991）认为，为了防止经常项目出现较大失衡，政府旨在保持经常项目平衡的政策措施抵消了私人净储蓄方面的变化，使储蓄与投资相关联。这一“政策效应”观点意味着政府预算赤字与私人储蓄-投资缺口之间呈负相关。Bayoumi（1990）使用1965-1986年10个工业化国家私人储蓄、投资的数据验证这一观点，发现私人储蓄-投资的相关性远远低于相应的总储蓄-投资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当政府不执行平衡预算政策时，储蓄与投资显著地不相关。这一结论为“政策效应”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由于Bayoumi的样本仅仅包括10个OECD国家，其所用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DanielLevy（1995）的分析进一步证实，在浮动汇率下美国政府根据私人储蓄和投资缺口调整预算计划以保持经常项目平衡的财政政策，导致美国储蓄-投资的高相关性。

三．储蓄和投资的关系。

储蓄是投资的资金来源。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如不考虑与非常住单位的经济往来，国内生产的收入和支出是恒等的，总储蓄＝总投资。但从各机构单位来看，收入和支出则通常是不相等的。要进行投资的单位往往没有足够的储蓄，而拥有储蓄的单位和部门往往又不是投资主体。住户和企业是国民经济中两个最基本的单位，企业投资资金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居民储蓄，从居民储蓄到企业投资的转化，正是借助于金融中介和金融交易才得以实现。储蓄和投资是积累财富的两大支柱。在核算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储蓄和投资时，通常将国民经济分为五个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家庭或居民）部门和国外部门。根据1992~2001年各经济部门储蓄规模和投资规模统计数据（表3、表4），我国的主要储蓄来源于住户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1992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社会总储蓄和总投资也迅速增长，2001年总储蓄规模达到37502.7亿元，总投资规模达到36813.3亿元；与此同时，各经济部门储蓄占GDP的份额变化并不大，2001年，主要储蓄来源仍是住户部门（占43%）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占39.5%）。储蓄可以保存成果，但光靠储蓄并不可能致富。只有适当地进行投资，才能利用已有的钱来赚取更多的钱。

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和前提条件，社会总储蓄和社会总投资的均衡对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企业部门一直是投资的主力，但近几年来，政府投资份额有所增加，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6%上升到2001年的9.96%。相应地，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投资比例从1992年的78%下降到2001年的74%。考虑到企业是最大的投资者，而住户部门的储蓄远远大于投资。所以，总体来说，向社会提供资金的主要是住户部门。该部门净储蓄的剩余部分可通过金融中介渠道融通为非金融公司的投资，以满足非金融公司部门对投资资金的需求。

实现储蓄和投资的均衡和建立高效顺畅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是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储蓄在形成投资的过程中，主要是从住户部门流向了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住户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资金供给部门，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后所形成的总储蓄，是全社会投资活动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一般而言，非金融机构部门是资金短缺部门，需要采取种种融资手段进行筹资。非金融企业部门从实物投资资金来源观察，实物投资资金来自两方面，一是自有资金，即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二是向其他机构部门借入。政府总储蓄是政府可用于投资的自有资金。政府将这些自由资金的绝大部分以资本转移的方式交付给国有企业来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在所剩资金不多的情况下，政府仍对一些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给予大量的投资。政府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往往大量采用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而由于经济职能性质所决定，金融机构部门要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并连同自有资金投放给其他部门，因此其资金来源及资金运用规模都较大。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有多种途径，可通过银行存贷款机制来实现转化，也可通过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投资来实现转化。经典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储蓄等于投资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保持平衡、宏观经济均衡增长的基本前提。尽管在短期内或一定时点上，储蓄与投资未必能达到总量的平衡，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平衡却是影响一国一定时期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因素。如果储蓄大于投资，即储蓄不能全部顺利地转化为投资，那么增加的储蓄就会造成对经济总产品的需求不足和存货增加，从而导致生产设备的闲置，甚至就业和收入的下降。相反，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就会发生对现有水平生产的过度需求，在未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可带来生产总量的扩大，但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则会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四．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因素。

居民的储蓄行为，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可以将这些因素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居民储蓄数量的因素，另一类是影响居民储蓄形式选择的因素。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影响其储蓄数量的第一个因素。其他条件不变，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储蓄额越大；收入水平越低，则储蓄数额越小。影响居民储蓄数量的第二个因素是金融工具的收益率。其他条件不变，利息率、债息率和股息率越高，居民的储蓄数量的第二个因素是金融工具的收益率。其他条件不变，利息率、债息率和股息率越高，居民的储蓄数额就越大；相反，则其储蓄数额越少。除了收入水平和金融工具收益率这两个主要因素之外，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也会影响居民储蓄的数量。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如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低于物价水平上升幅度，居民储蓄额将有可能下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居民非但不能通过储蓄获得收益，而且其本金价值也会受到损失。许多居民会以提款或变形、变现的形式收回储蓄，将其投入消费品市场，以实物形式来保持其过去节余收入的价值。当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人民银行，以银行法为依据，对居民三年以上的储蓄，进行保值，以维护居民储蓄的利益。此外，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如果名义收入的增长幅度低于物价水平上升幅度，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其储蓄数额也会减少。

影响居民的投资行为的因素有以下几个：

1．投资风险的高低。投资本身就是存在风险的经济行为，所用来投资的本金是否经得起投资失败带来的损失，对这种损失能经受到多大的程度，以及对通货膨胀的预估等都将左右居民投资行为的决策。

2．投资行为取得获利的时间。有的居民偏好在每一段固定的期间内领取稳定的但不一定很高的报酬，但有些居民则愿忍受短期市场波动的风险，而希望在一段时间后，获得较高的报酬。

3．投资变现程度的高低。一项投资变现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这项投资变现时损失的资本与时间的多少。

4．投资项目的税率。各种投资项目的税率不尽相同。

5．投资管理的难度。投资项目的管理难度过高，容易使投资人疲于应付，分身乏术，造成损失。

五．影响中国居民储蓄和投资的因素。

为了准确把握宏观调控下城镇居民的储蓄意愿及个人投资倾向，近期，人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开展了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调查显示： 

（一）投资意愿减弱，储蓄显现“定期化”。 

 名义收入增加，心态并不乐观。居民名义收入明显提高，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占比为54.5%，同比下降14.7个百分点；本季度人均收入在200元和500元的占比为85%，同比下降了5.75个百分点。据统计局统计显示，1-7月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504元，同比增长了16%。但是，居民的收入心态并不乐观。居民对未来增收的预期信心不强，感觉未来收入变化“难以预计”的占11.25%。由于受物价上涨影响，特别是日常生活资料，如食品的价格上涨影响(其涨幅达14.2%)，致使货币购买力下降。因此，名义收入的增加，并未让居民感觉“安心”，反而导致了感受收入和实际收入发生异向。

物价涨势依旧，居民承受力渐弱。调查发现，居民对物价变化表现出十分“担心”的心态。居民物价上涨预期虽有所降低，但仍然强烈，有42%的居民预期物价会上涨。从重庆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看，今年1-7月，CPI同比呈明显的持续加速上涨势头，1月份上涨0.4%，7月份竟达到4.6%，从而一再冲击居民对物价上涨承受能力的底线。

储蓄心态稳定，储蓄“定期化”显现。据调查，居民的储蓄心态稳定，储蓄动机、储蓄意愿和储蓄资产偏好都相对稳定。但是，居民的储蓄结构“定期化”苗头开始显现。调查中，储蓄种类为活期的居民占75.25%，环比下降7.8个百分点，而选择其他各类定期存款的居民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对于居民储蓄结构的变化，从居民以“得利息”为储蓄动机的变动和对当前利率水平的判断中可见一斑。以“得利息”为储蓄动机的居民占比连续3个季度出现上升，较去年四季度上升了61.47%。选择1年以上定期存款的居民中，有75%认为当前利率水平适度；以“得利息”为储蓄动机的居民中，有40%选择了定期存款，较总体平均高出15.25个百分点。

市场低迷，投资意愿减退。调查显示，居民的投资心态在当前市场低迷情况下表现出“信心”缺乏，其投资偏向“实物化”以实现个人资产保值。本季居民的收入支配中，愿意购买各种有价证券、保险进行投资的占比出现连续第2个季度的下降，为28.75%，低于选择消费和储蓄的占比。

从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看，虽然物价的上涨幅度已高于1年期储蓄存款的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已持续呈负数状态，然而在总体收入水平低、消费结构矛盾和股市不景气的情况下，储蓄依然是居民的首选，占70.25%的家庭主要金融资产为储蓄存款。资本市场的不景气，使得以股票、基金为主要金融资产的居民占比较上季下降了3.1个百分点。据反映，个人资产主要为房产、燃油等实物资产。可见，居民除如前所述增加定期储蓄以降低物价上涨导致的资产缩水外，还通过货币资产的实物化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宏观形势影响居民投资行为 。

 由于经济局部过热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而引发的此轮物价上涨，已持续了近一年时间，而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使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稳定的发展势头得到有效引导和治理。

 在此情况下，物价的上涨势头不减，且直逼5%的居民心理承受底线，加上前期各调控部门出台的政策，特别是行政性调控政策的过于集中使用，使得调控效能尚未完全释放，更因央行是否加息等走向不明，致使微观主体感觉宏观经济未来走势扑朔迷离。

 对于当前居民消费意愿的增强，也不能片面地认为是消费的启动。比如，居民在食品方面的人均支出为1723.84元，同比增长13.9%，与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14.2%相当，但居民的食品消费量并未增加，未能真正拉动社会生产。购房也如此，虽然同比增长40.2%，但其中主要是由于中高收入阶层的投资行为所致，而非社会消费需求的真正拉动。

 鉴于以上分析，当前宏观调控亟需致力于关注居民心态的变化，尽快稳定“民心”；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及时消除和解决此前部分调控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强化政策的传导机制，加强对经济结构矛盾的治理和商品流通环节的整治，稳定物价和居民预期，消除居民的“担心”。为储蓄和投资的增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储蓄、投资和国民经济增长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参 考 文 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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