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废两改元的背景

二、废两改元的经过

三、废两改元的深远意义

内 容 摘 要

民国24年国民政府为统一币制，革除银元、银两并行于市的弊端，实行了“废两改元”行动，使从清代中期以来的流弊得到革除，得到了国内工商界，金融界人士的支持，也得到一般民众拥护！为了这经济领域里的革故鼎新之举，国民政府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投入很大精力，使这一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计付诸现实。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取得了成功。废两改元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近代中国金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本文将从“废两改元”的背景、经过和深远影响作出一些粗浅的分析。

论“废两改元”

本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 “滞胀”局面难以通过政府干预手段加以克服，主张经济自由的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认为：政府的角色既不能像计划经济中那样配置资源，调节经济，也不能像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运用经济政策干预经济，而只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就像在足球比赛中那样，政府仅仅作为裁判员维护比赛秩序，绝不是作为运动员参加比赛。并出现了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供给学派等不同理论流派。

与之对立的是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角色。中国的金融发展也是如此。中国现代金融发展相对迟缓，回顾整个20世纪，中国金融发展比较快的两个时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与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在这两个时期，中国现代金融业在规模和结构上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就是政府因素。在前一个时期，南京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金融政策、颁布金融法律法规、直接参股或控股金融企业等手段，树立了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废两改元”、“币制改革”，在落后的中国迅速建立了一个现代金融体系。

民国24年国民政府为统一币制，革除银元、银两并行于市的弊端，实行了“废两改元”行动，使从清代中期以来的流弊得到革除，得到了国内工商界，金融界人士的支持，也得到一般民众拥护！为了这经济领域里的革故鼎新之举，国民政府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投入很大精力，使这一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计付诸现实。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取得了成功。废两改元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近代中国金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本文将从“废两改元”的背景、经过对政府对金融经济的影响作出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废两改元的背景

(一) 历史背景 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不久即仿西方银行制度，发行面值一两、五两、拾两、廿伍两、伍拾两、壹佰两；一元、伍元、拾元、廿伍元、伍拾元、壹佰元等纸钞。之后，中国又有大清户部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浙兴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南银行等12家总行设在上海的银行获得发行纸钞权。不过，这些纸钞都是兑换券，不是法定货币，白银和银元才是真正的通货。 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世界连续多年发生经济危机，美国也受冲击而发生严重通货膨胀。1933年新当选的罗斯福总统决定采取美元贬值的手段来保护美国利益，并计划以“金三银一”的比例，用13亿美元向世界收购金银，作为国库储备，于是引起世界银价上涨，而银本位制根深蒂固的中国首当其冲。当时，将白银运到美国可获20%的利润，于是在华的商行大量套购白银出口。南京政府为了应对白银外流，立即通过增收白银出口税7%的提案，但所增加的税率仍赶不上世界银价上涨的幅度，不久又公布“废两改元”法，即取消银两作为通货流通，一律以银元作为流通货币。但是，中国的银元价仍低于世界银价，商家又套购银元出口。 通货不足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上海的银行、钱庄为保护自己，就紧缩放贷款，而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资金周转失灵，商家则被迫以“大拍卖”、“大减价”的方式倾销商品，回笼资金，据1935年统计，上海受此影响而倒闭的工商企业1065家，银行、钱庄因无法收还已倒闭企业的资本，也跟着倒闭——这次事件史称“白银风潮”。  为了防止事情进一步恶化，南京政府又通过新的货币法案——由政府授权中央、中国、交通等六家银行发行法定货币——“法币”，取消白银、银元为流通货币，法币一元等于原银元一元，合白银23.493448克；同时取消已获准发行纸钞银行发行的纸钞，即规定“法币”为中国惟一的法定货币。

(二) 政治背景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政治与经济是一对互为矛盾的统一体，在这对矛盾中经济是基础，政治则属上层建筑的范畴。而经济基础是为上层建筑服务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的支撑下运动和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反过来又作用于经济基础，使之更加稳定、繁荣。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辛亥革命胜利后，北洋首领袁世凯，利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玩弄权术手段迫使孙中山让出辛亥革命成果——大总统权位。当时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虽当上大总统，但只要有议员会议和“临时约法”存在，必能限制袁世凯的独裁与专权。但袁世凯上台后拒不执行“临时约法”的规定；对议员则采取又打又拉、金钱收买的手段，进行分化瓦解。使革命党人与其它政治联盟被瓦解，丧失在议会的多数席位，使议会对袁世凯的违法与反民主行为无可奈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只好将革命党人改组为国民党，并领导护法运动，二次革命和最后的护国战争，坚持与袁世凯的破坏法制，倒行逆施相抗衡。中华民国建立后，国民党人在与以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有过两次复辟与反复的斗争。即袁世凯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国民党人为了坚持自己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带领拥护共和国的人民、新军将士，接受新思潮的知识分子和地方实力人物，（组成共和统一战线）各阶层，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捍卫辛亥革命成果。以后的北伐战争，也是这一政治斗争的继续。也表明国民党人一旦掌权后，必然要彻底清算袁世凯当政时期的种种罪恶，肃清袁世凯的政治影响流毒！当然在流通货币上更是迫切需要去袁世凯的头像，换上自己政党领袖孙中山的头像以扬眉吐气。当时北伐战争虽已胜利，但国内经济形势尚在混乱之中，促使这一行动加速进行！国民政府通过对金融市场的整顿，具体措施为“废两改元，统一币制，铸行新币，取代袁头币”以达一箭多雕的目的。

二、废两改元的经过

(一) 废两改元的准备过程 早在1917年，上海总商会苏药尚、张知笙等就首倡废两改元之议。1920年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以及上海英国商会等中外团体再次陈请政府废两改元，并开始筹建上海造币厂，以为废两改元作准备。但是，由于北洋政府的腐败，钱庄业的反对，上海造币厂筹建的失败等种种原因，废两改元根本无法实行.  1928年3月2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年，浙江省政府委员马寅初又一次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用元》案，通过省政府呈送国民政府。4月27日，国民政府第58次会议正式通过。这表明了国民政府对废两改元的重视，意味着屡议屡废、拖延达十六年之久的废两改元有望尽快得到解决。 国民政府在努力垄断全国金融的过程中，统一货币发行权成为极为关键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只有货币发行权统一了，垄断金融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对此，国民政府在1928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上，把改良币制作为金融政策和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以我国枯竭纷乱之金融如何整理，各省参差之币制如何统一，滥币如何整理，以巩固金融之根本。”  “币制握财政之枢纽，与国民经济最有关系”。由此确定了两项主要任务:第一步，废两改元，确定银本位;第二步，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度”。在两项任务中，废两改元实为最基本、最初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所以在全国经济会议上专门提出“废两改元案”，以废两改元作为统一货币、解决本位制度的“第一步骤”，并拟订了10点实施意见，决定在半年内完成上海造币厂的建设，在开工鼓铸新银元后，于1929年7月1日正式实施废两改元.由于时势变易，金汇兑本位制度后来放弃实施，而废两改元又搁置了4年，迟至1933年才实行。但这次决议，使国民政府在废两改元问题上确立了明确的方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废两改元的一个先决条件—上海造币厂的建设，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1929年，国民政府将上海造币厂改为中央造币厂，清理债务，购买设备，虽然未能如原来要求的在半年内完成，但终于在1932年初结束建设，随时可以开铸新银币。 1932年上海洋厘行市一路下跌，至6月份前所未有地跌破6钱9分大关，一方面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民怨沸腾，另一方面表明银元充裕，这意味着废两改元的良好时机己经到来。于是，国民政府再次启动废两改元，积极开始酝酿、讨论、准备和发动工作。 7月7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到达上海，在其宅邸召集金融界的领袖，征求银钱两界对废两改元的意见。宋子文表示，废两改元，事在必行，对实行原则及条例早已拟定，而且，“除非不办，办当从速”。银行方面自然极力赞同，提议以三个月为限期。迫于大势，钱庄方面亦表示原则同意。 7月22日，宋子文再次来沪，召开讨论会，确定了要深人讨论的三个原则:(一)新银币的重量、成色及价;(二)银元与银两的兑换比率;(三)应采取何种办使社会各界对废两改元“了解而信任”。会议决定成立研究委员会，由陈行任主席委员，委员共六人，内银行代表三人，他们是贝淞荪、刘鸿生、胡笔江;外银行代表和外国专家三人，分别是麦照特、雷祺、耿德。研究会的职责就是负责对上述三项原则进行具研究，拿出可行的办法。 废两改元，不只关乎银钱两业,与社会各业都有密切关系。除银钱两业参与外，上海市商会也积极参与，一方面组织市商会研究委员会，另一方面广泛征求各业意见，“以为研究之根据”。研究委员会主任诸文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表意见，主张新银币的重量和成色“应以现在市面上通行含银成色最低之银币为标准”，因为‘盖恶货币驱逐良货币，为理论上及事实上不可避免之现象。 上海的报章杂志如《申报》、《银行周报》等媒体，在热议废两改元中自然也不甘寂寞，皆连篇累犊，就废两改元举行专门讨论。一时间，专家学者，记者官员，或独立发表见解，或相互展开辩论，经济界、学术界、财政界、新闻界等各路人士，都积极加入了讨论的行列，有力推动了废两改元的舆论准备。 当然，废两改元不仅关乎上海一地，而关系全国。汉口、天津、苏州、南昌、北京、青岛、蚌埠、宁波、长沙、徐州等地的银钱业公会和商会，都致函上海商会，或通过新闻媒介，表达自己的意见，各地虽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情况也与上海差不多。应该说，从1932年7月开始，到1933年初，经过半年多的时间，上海的条件已经成熟，各地在思想上心理上也己有相当准备，废两改元可以实行了。

(二) 废两改元的实施 1933年3月，废两改元在呼吁了16年之久后终于付诸实施了。财政部将实施程序分为两个时期，3月至7月在上海试行，7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1928年财政部拟订废两改元时，就确定了先在上海试行的方针。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银两之间的汇兑，都必须以上海的规元为中间标准，如天津行化银一千两汇到汉口，天津行化银与汉口洋例银之间不能直接兑换，必须先按照天津和上海的申汇价格，折算成规元，再按照上海和汉口的申汇价格，换算成汉口洋例。如果上海规元率先废除，各地的银两也就自动废除。所以，1933年财政部继续坚持先在上海试行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 3月1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宣布“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一元，或旧有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元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同一天，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所铸银元的重量成色由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 3月8日，公布实施由立法院3月3日通过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 就在3月8日《条例》颁布的伺一天，上海银两银元兑换管理委员会成立，委员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指定人员组成。兑换者必须到委员会下设的兑换处填写兑换请求书，核准后凭准兑通知书，到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中指定的一家兑换。 3月10日，上海开始试行废两改元，上海银两银元兑换管理委员会也开始对外办公。所谓“试行”，并不是彻底地废两用元，而是两元并用。所有公私款项、债权债务、各种税收及一切交易，并不一定以银元收付，但必须按法定换算率折算为银元计算和收付。到兑换处申请兑换，既可以用银两兑换银元，也可以用银元兑换银两。采取这种“试行”的方法，既可以缓解因为造币厂开工不久、银元不敷兑换的压力，又可以使人们在思想、习惯上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逐渐确立银元本位的观念。为适应废两改元的试行，银行业对国外汇兑，由以银两计算改为按法价折合银元计算，钱业决议取消洋厘行市，但内部市场照开早午两市，厘价照法定价格，银拆改为拆息。 可能是出于对银两作为足值货币安全性的依赖以及对政府信用的怀疑，在试行期间，以银两兑换银元者，反不及以银元兑换银两者为多，“自三月十日至四月五日止，统计兑换委员会净兑入银元6140万元之谱”，废两改元变成了废元用两。有鉴于此，政府断然决定提前进行废两改元，获得通过。4月5日，宋子文在中央政治会议上临时提请讨论废两改元，获得通过。当天，财政部就发布布告，宣布从4月6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废两改元。 这个布告，实际上从法律上取消了银两作为货币的资格，标志着银元本位制度的真正确立。根据布告的精神.财政部还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撤消银两银元兑换委员会，无须申请审查，即可自由兑换，但只准以银两兑换银元，不得以银元兑换银两。第二，将各地银炉和公估局全部关闭，不得继续营业。第三，对各行庄的宝银进行登记和兑换。至12月15日，上海中外银行及钱庄共登记宝银14621万两。从12月19日起，限期一个月内，将所有存库宝银缴纳中央银行，分期兑取银元，期满后，不得再用宝银做准备金之用，同时，中央造币厂另铸一种千元银条，供各行庄做准备金之用。

财政部布告公布后，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分别在4月5日的下午和晚上举行临时紧急大会，皆通过决议。发表公告，拟定具体贯彻办法。自4月6日起，银行钱庄无论本票支票汇票，一律停出银两票，以前开出的银两票在收解时一律按法定兑换价收解银元，并在背面注明折合的银元数目。对于各往来客户，对银两一律折合银元转帐。对外商银行的银两收解也改为银元计算。外汇进出，一律用银元本票收付。外商银行“最初三日内，初不愿效华商银行之所为”，但中国一切业务皆用银元，“则此间之商业银行，无论属何国籍者，此后在事实上为环境所迫，将不得不用元废两。否则一切交易，势必完全停顿”，经过权衡利弊，外商银行也很快加入了废两改元的行列。 到1933年底，废两改元基本取得成功。

三、废两改元的深远意义

（一）历史意义

废两改元作为国民政府改革币制的一项重大举措，其历史的内涵远非“废两改元”四字的字面意义所能表达，其对于近代中国的深刻影响，也不仅仅限于币制之一端，而涉及金融、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就币制而言，它有5个方面的积极意义:第一，废除了落后的银两制度，使银两这一比较原始的货币形态彻底退出了流通领域。第二，改变了多种银元同时流通的紊乱现象，统一了银元。第三，改变了铸币权分散的现象，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了铸币权。第四，解决了近代中国货币无本位的根本问题，确立起银元本位制度。第五，为将来彻底地整顿币制，统一纸币发行权，实行金汇兑本位或纸币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就财政而言，有益于统一税收单位。“各项税收，民国以来虽逐渐改用银币为单位，但关税之关平银，及田赋之两、石等名称，迄仍存在.”。税收单位不统一，往往辗转折合，既给不法官吏有机可乘，也给国家的税收统计、征收造成困难。废两改元后，一律以银元计算和征收，有利于中央政府对税收这一重要财政来源的掌握。

就金融而言，对钱庄和银行的业务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钱庄作为一种传统的金融机构，在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上带有鲜明的中世纪特征，如家族合伙、信用放款等，而银行则是近代新生的，采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式金融机构，无论资本规模还是经营方式，新式银行都比传统钱庄要具有优势。但在废两改元前，银两的汇划、银两与银元的兑换、银两的存款、钱业市场等，这些都是钱庄的传统业务，是主要为钱庄所占领的业务领域。银行也不得不经常委托钱庄代理收付，为此又不得不大量地存款于钱庄，形成同业存放的现象。废两改元后，“则钱庄之唯一利器银两，顿被打倒，市上一律均用银元，银元为银行所富有，于是，一切交易银行均可独自任之，固不必受制于钱庄矣”，于是银行与钱庄之间同业存放不复存在。可以说，废两改元后银行业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快速发展，而钱庄业既损失了银两与银元的兑换差额收入，更丧失了银两业务的传统优势。这迫使钱庄改变传统的经营管理办法，从家族合伙变为股份公司，由信用放款改为抵押放款等等，逐渐改造进步为近代化的金融机构。可见，废两改元对钱庄的影响是两方面的。

就经济而言，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具体而言，第一，繁复的银两兑换不复存在，节约了交易时间，简化了交易手续。第二，促进了新式会计帐薄制度的建立。第三，减少了两元兑换的风险和损失。第四，企业可以比较精确地核算成本，从而合理地核定价格，安排生产和销售，等等。概而言之，有利于商品的流通，有利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就人民生活而言，废两改元后，洋厘取消，人民不再因洋厘涨落而造成生活水平的无形下降。

废两改元仅仅是整顿币制的初步工作，辅币紊乱的问题没有解决，纸币发行更有待统一。而且，在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放弃金本位而采用纸币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银本位究竟该走向何方，这些都不容回避。但废两改元的实施，利国利民，有益于经济，有益于社会。人民称便，工商称利，而对国民政府自身尤益莫大焉。

总之，废两改元，和当时中国金融制度环境密切相关，金融业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其现代化、国际化进程要求有一个安定、和谐的大环境；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无论宏观还是专门针对金融业的，一定要与金融业和市场实际情况结合，不能滞后，超前亦不可取；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其职能和角色要恰如其分。

金融业的发展还有赖于金融业同业组织充分发挥功用，集中同业的主张，整合各种资源，引领金融业的改革创新，在政府和金融业之间发挥好中介作用，兼顾全体同业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二）引发对当前金融发展思考

从“废两改元”的历史可以看到金融家群体作为特定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和整个金融业的旗帜性人物，他们的素质和才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眼界，他们的经营管理实践和对整个金融业现代化的追求，为这一时期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经久不衰的奇特现象是政府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历史上和现如今都是如此。中国历史上有限的几个盛世，像汉唐盛世、康乾盛世等，都是出现在中央政府集权鼎盛时期。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也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没有各级政府的直接参与、积极推动，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想象的，就连市场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也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上述“废两改元”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中国金融的发展就离不开政府这个重要的角色，但自由放任与积极干涉之间的关系，反映到现实政府中也就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问题，这也是我国政府在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原则上是互为补充的作用。发挥市场的作用，并不否定政府的作用；同样发挥政府的作用，也不否定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政府的作用是对市场友好，而不是排斥市场。

中国金融业能否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能否体现泱泱大国应有的品味、眼光和气度，不仅仅是营业额多少和利息率高低的问题，而是更多体现在是否拥有自身独特的金融文化。如近代中国的新式银行业如何与钱业、外商银行打交道，银行业同业之间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机构如何相处，既是商战，也是文化的问题。中国政府如何平衡金融自由和宏观调控的关系，中国金融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废两改元”还有许多丰富的历史内容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发掘和总结，为当今中国金融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国际化，为整个国家的振兴、民族的繁荣，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 考 文 献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贺水金，《1927-1952年中国金融与财政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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