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储蓄与投资关系的理论研究

我国储蓄和投资的现状分析

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因素分析

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对策

对储蓄与投资失衡问题的思考

我国储蓄—投资的失衡问题

高储蓄并非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

八、 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危及稳定

内 容 摘 要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对储蓄与投资关系进行了理论的分析研究，并说明了储蓄如何转换为投资，如何提高投资的效率。且通过国内外的一些具体事例来分析储蓄与投资关系，通过大量事例分析了我国在储蓄—投资流程中的失衡问题，并给出了参考性建议。

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研究说明社会经济环境对储蓄与投资关系的影响，反过来这种关系是否合理建立也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在封闭经济系统中，投资增长是储蓄增加的原因，即储蓄与投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但是，在开放的经济系统内，投资资金既可能来源于系统内也可以由系统外部提供，投资主体很容易从资本市场上筹集所需要的投资资金，而系统内储蓄也可在系统内外自由流动，迅速地寻找到合适的方式，转化为系统内外的投资。这样，储蓄与投资不会相互制约，两者可能彼此独立。

任何经济社会在储蓄量既定条件下，投资数量都取决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能力。

【关键词】储蓄 投资 关系 影响 转化 作用

论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储蓄与投资关系的理论研究

储蓄就是城乡居民将暂时不用或结余的货币收入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一种存款活动。又称储蓄存款。储蓄存款是信用机构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发展储蓄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比例和结构的调整，可以聚集经济建设资金，稳定市场物价，调节货币流通，引导消费，帮助群众安排生活。与中国不同，西方经济学通行的储蓄概念，储蓄是货币收入中没有被用于消费的部分。

当前收入中不用于消费的部分，即收入减去消费，如存入银行的存款、购买的有价证券、保存在手中的货币等，都称为储蓄。储蓄是西方经济学中宏观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凯恩斯收入与就业理论的前提条件之一。

储蓄包括政府机构储蓄、企业储蓄和个人及家庭储蓄三种。政府机构储蓄没有一定的动机。企业储蓄的动机则是为了再投资或获取利息。影响企业储蓄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边际效率，而个人及家庭储蓄的原因主要包括为不测事件建立储备金、为自己的老年积累基金、为保护自己的家属，或为了其他某一具体目的等。个人或家庭储蓄也为商业资本投资提供了部分资金来源。影响个人及家庭储蓄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的多少、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料以及利息率的高低等。

投资这个名词在财务和经济方面有数个相关的意义。 它涉及财产的累积以求在未来得到收益。投资类型：在理论经济学方面, 投资是指购买(和因此生产) 资本货物，不会被消耗掉而反倒是被使用在未来生产的物品。 实例包括了修造铁路, 或工厂, 清洁土地, 或让自己读大学。 严格地讲, 在公式GDP = C + I + G + NX里投资也是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一部分。在那方面来说投资的功能被划分成非居住性投资(譬如工厂, 机械等)和居住性投资(新房)。 从I = (Y, i)的关联中可得知投资是与收入和利率有密切关系的事。 收入的增加将促进更高额的投资, 但是更高的利率将阻碍投资因为借钱的费用变得更加昂贵。即使企业选择使用它自己的资金来投资, 利率代表著所投资那些资金的机会成本而不是将资金放贷出去的利息。 在财务方面, 投资意味著买证券或其它金融或纸上资产。 估价是估计一项浅在地投资的价格值得与否的方法。 投资的类型包括房地产, 证券投资, 黄金, 外币或债券或邮票。之后这些投资也许会提供未来的现金流, 也许其价值会增加或减少。 股市里的投资是由证券投资者来执行。 集体投资计划经由推销投资的价值来鼓励投资者购买证券。 近来出现了致力于这类型投资的各式网络群组, 其并且在美国促成了个人投资的景气。企业的投资活动明显地分为两类：

(1)为对内扩大再生产奠定基础，即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对外扩张，即对外股权、债权支付的现金。

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在开放的经济系统中，投资增长是储蓄增加的原因。因此，要充分利用内源融资，减少系统内的储蓄流失并提高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提高投资效益和效率，扩大投资需求。

一般地，国内储蓄是国内投资的主要来源，储蓄与投资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在封闭经济系统中，一方面，系统内储蓄作为投资的唯一供给者，必然会成为投资规模扩大的限制性因素，没有储蓄增长，投资的持续增加也难以为继，要提高投资规模必须首先增大储蓄供给，即储蓄增长应先于投资增长，储蓄是投资的原因；另一方面， 内部储蓄只能在经济系统内使用，如果没有投资的相应增长，储蓄供给必定会大于投资需求，使储蓄收益下降，这就会引起储蓄的减少，因此，投资增长也是储蓄增加的原因，即储蓄与投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但是，在开放的经济系统内，投资资金既可能来源于系统内也可以由系统外部提供，投资主体很容易从资本市场上筹集所需要的投资资金，而系统内储蓄也可在系统内外自由流动，迅速地寻找到合适的方式，转化为系统内外的投资。这样，储蓄与投资不会相互制约，两者可能彼此独立。

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即通过金融体系将储蓄从盈余部门转移向短缺部门 ,实现资本形成生产能力、收入的增长。高效率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是加速一国资本形成 ,促进社会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条件 ,也是宏观调控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基础条件。我国目前不完善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主要体现为以通过国有银行系统进行间接融资为主、利率形成机制非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资金流动 ,其在我国现有经济关系中正在引发新的问题或强化原有体制造成的痼疾 ,使我国目前的高储蓄并未导致我们所期待的投资增长。改革方向应是改变现有融资格局和利率机制.因此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途径从大的方面看有两条：一是通过间接融资市场转化，即居民将储蓄资金存入银行，再由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形成企业投资；二是通过直接融资市场转化，即居民在直接融资市场上购买债券、股票、保险，资金集中到企业手上，形成企业投资。完善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必须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1） 扩大居民的直接投资领域，实现居民储蓄到投资的直接转化

发展金融市场和促进金融工具的创新，为居民提供各种适宜的金融资产选择形式，以弥补企业和政府投资资金的不足。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在第三产业中，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余地还很大。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提高居民的长期储蓄比重。

（2）推进银行体制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的中央银行；各级专业银行成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提高资金运营效率，做到存贷资金的自我平衡。进一步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提高企业自身的积累能力。对长期受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制度，减少社会低效率的资金占用。

（3）调整政府财政投资的事权范围。减少国家对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投资和补贴，加大对包括农业在内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4）彻底打破地区分割和地区封锁，使资金、物资能实现向符合市场化要求的地区流动。

要想提高投资的效率，一是通过改革逐步减弱地方政府靠投资发展经济的冲动；二是打破垄断，平抑行业投资回报差距；三是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以此来提高投资效率，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任何经济社会在储蓄量既定条件下，投资数量都取决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能力。凯恩斯把投资等于储蓄看成是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分析了影响储蓄和投资的诸因素，但没有分析如何实现这个条件。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只要保证经济有一个“合意的增长率”，储蓄便能自动地全部转化为投资。新古典模型是建立在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一论点上，认为储蓄就是投资。然而实践中，储蓄与投资之间并不是完全平坦的直通道，中间隔着一个复杂的“市场”。储蓄能否完全转化为投资，或者说有多大比例的储蓄能够转化为投资，对一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从而使其成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发展经济学认为，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资本最终来源于储蓄，只有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时，它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资本支出。近年来，我国国内储蓄（主要是居民储蓄）不断增长，截至2001年11月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7.23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从1996年开始连续7次下调银行存贷利率，并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需求，但我国的投资率却逐年下降。

二、我国储蓄和投资的现状分析

国内储蓄可以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我国国内储蓄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80～2000年，我国政府储蓄从32%下降到2%，企业储蓄从37%下降到13%，而居民储蓄却从31%上升到85%，居民储蓄已占绝对主导地位（详见表1）。

虽然我国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对社会投资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贡献。我国政府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一直在50%以上，而民间投资需求却一直萎靡不振，由1996年的47.60%下降到1999年的42.81%，尽管在此期间我国政府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民间投资需求不振导致我国的投资率逐年下降，投资率已由1993年的43.47%下降到1999年的37.00%. 

三、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因素分析

持续增长的居民储蓄为我国投资准备了充足的资金，但民间投资需求却一直萎靡不振，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投资税收负担过重，投资吸纳能力降低投资的税负。我国现行的增值税还将服务业、农业等其他行业排除在征收范围之外，造成抵扣链条脱节和进项税额抵扣不充分，加重企业税负。同时，现行增值税政策将纳税人人为地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2）企业所得税。国际上，企业贷款利息可以全部进入财务费用，在所得税前列支，而我国税法明确规定利息扣除不能高于国有金融机构贷款利息。实际上我国企业的贷款利息费用普遍高于税法规定的标准，造成一部分利息费用不能进入财务费用而在所得税税后列支，增加了企业融资负担，抑制企业融资需求，制约储蓄向投资转化。 

（二）规费负担过重，降低了企业投资欲望

1994～2000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0.96%、10.33%、10.18%、11.06%、11.82%、13.02%、14.06%，而同期政府收入①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6.4%、16.5%、19.3%、21.0%、22.5%、24.1%、25.1%②。与发展中国家税负16%～20%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税负水平是偏低的。但是我国的税费负担却高出发展中国家许多，同时考虑到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测算的保守性，25.12%应是我国税费负担的最低下限。有专家指出，我国的实际税负已经超过30%，这一数据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税负的平均水平。再从剩余产品价值与税费负担分析，税费和扩大再生产资金都来源于剩余产品价值。1999年我国企业剩余产品的价值量是26 530.84亿元，占GDP的32.4%，而当年的税费总量占GDP的比例按最保守的估计也达到24.11%③，可见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受到严重制约。

（三）居民预期消费心理降低，制约企业投资需求

我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45.52%，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128.8%.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居民的预期心理制约消费需求扩大。从当前的情形来看，主要有3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国内居民的消费预期：（1）公有制经济效益不佳，职工下岗人数增加，再就业越来越困难；（2）一系列的体制改革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使未来家庭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支出大幅度上升，促使居民增加储蓄以备未来支出之需；（3）预期收入增长水平下降，居民风险意识不断增强，促使居民增加储蓄以维持正常生活水平。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居民的预期心理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得到明显改善，消费倾向也不可能很快提高。一方面使得居民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将导致市场疲软，企业开工不足，资产闲置，企业的投资需求必然降低。

（四）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制约了国内总需求的扩大

经济学中衡量收入差距的基本指标是基尼系数。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1997年为0.425，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67，已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收入差距扩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但不利于我国总需求的扩大。目前我国高收入人群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大，但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低收入人群，造成我国平均消费倾向较低。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已由1985年的16.1%下降到1999年的11.5%⑤。平均消费倾向降低，影响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进而抑制投资需求扩大。

（五）投资渠道不畅，抑制了企业投资需求

目前我国的能源、交通、邮电通讯和城市设施等经济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教、卫等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由国家投资，这些领域一般不向民间投资开放。一方面，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而国家投资资金有限，形成投资资金短缺；另一方面，由于进入壁垒的限制，大量的民间资金被排斥在外，造成投资资金过剩。投资范围的限制造成我国资金使用的浪费，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四、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对策

（一）完善税制，刺激国内总需求

1.完善增值税政策。（1）分类实施“消费型”增值税。由表4可知，我国固定资产中所含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即使在最低的2000年也达到了37.43%.如果立即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每年抵扣的增值税将达到4000亿元，而且这一税收政策的实施必将刺激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进一步增加增值税抵扣数额。这笔巨大的支出是我国财政目前无法承受的，我国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条件还不具备。鉴于我国目前税收状况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可考虑采取分步实施的办法，即对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基础产业先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降低投资成本，刺激投资需求。待条件成熟时，再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2）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我国目前增值税的实施范围仅限于工业制造、商业批发零售及部分生产性劳动服务领域。其最大缺点就是抵扣环节脱节，各行业税负不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将矛盾较为突出的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然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将增值税扩大到农业等领域。在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同时，要扩大其抵扣范围，允许企业将研发费用、专利权和非专利权等间接费用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抵扣，刺激企业扩张需求。（3）均衡税负，消除税收歧视。从我国目前增值税运行情况来看，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较高。当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主要目标是启动民间投资，中小企业是我国民间投资的生力军，这种具有税收歧视性质的增值税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应及时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政策：对建账完整、财务核算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查认定后，可转为一般纳税人，允许其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2.完善企业所得税政策。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33％，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德国为25％，澳大利亚为28％，英国、日本为30％），而且我国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范围较窄，企业效益普遍低下，更显得我国企业所得税税负偏重。因此，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应适时调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降低法定税率。同时，实行宽范围抵扣的所得税政策：放宽企业对特种准备金提取的限制，允许企业税前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科研开发费用；将融资费用全部列入财务费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企业融资积极性；允许企业税前还贷，提高企业融资能力；提高折旧率，提高企业的资本收益率。

3.重新设计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我国于2000年1月1日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但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投资的一种重要手段，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可以调剂不同产业的投资利润率，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进而调整我国产业的投资结构。应重新设计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将其改为中央税种，并对其征税范围重新核定。

（二）建立财政融资体系

财政融资是指政府以国家信用作担保来筹集民间闲散资金，然后由专门的金融机构根据国家的产业发展目标，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长期低息贷款。财政融资体系的显著特征是不增加财政负担而实现资本的积累。我国当前居民储蓄充足，企业积累不足，这种融资体系应是我国现阶段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比较好的选择。

（三）完善财政补贴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给予大量补贴，但并未有效改善其经营效率，且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了国家对公益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导致财政补贴政策错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等）所建立的财政补贴基金，主要用于对风险投资企业提供无偿补助和对风险投资企业亏损提供亏损补贴，它可以促进企业投资需求的扩大。我国应及时完善财政补贴制度，从财政支出中单独划出投资补贴，对风险投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同时，我国应完善财政贴息制度，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投资支付部分贷款利息，可以有效扩大银行信贷资金，对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四）规范收费秩序，降低企业负担

目前我国形式多样的收费大致可以归纳为4种：一是依法无偿收取的费用和基金；二是行政部门提供服务收取的补偿收费；三是事业单位经营性收费；四是其他收费。我国应及时清理整顿各部门、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基金和预算外收费项目，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纳入税收管理范围，归入现行税种或重新设计税种；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应以市场机制加以规范，坚决取缔一切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企业税外负担。 

五、对储蓄与投资失衡问题的思考

储蓄与投资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常热常新的话题。从早期的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西斯蒙第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到奥地利的边际学派，都想破解储蓄与投资是否相等这一难题。

马克思从一个侧面也涉及过储蓄和投资问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为社会总产品在进行必要的扣除后，才谈得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这些“必要的扣除”，大部分是生产资料的分配，既是储蓄，也是投资。显然，在马克思那里，储蓄和投资是直接统一的，因为是共产主义社会。

当代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批重要经济学家则把储蓄与投资问题看作是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关键。

另外，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储蓄和投资的缺口，即储蓄小于投资，也就是说贫穷的国家缺乏用于投资的资金，应该使进口多于出口，即由外汇缺口来平衡。这就是钱纳里等人提出的“两缺口模式”。我国已经不是储蓄小于投资而是大于投资的问题了，显然已经超出了发展经济学讨论的范畴。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储蓄与投资恒等，就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而言，也表现出这种恒等，因为储蓄是投资的资金来源，投资是储蓄的资金使用，两者相等，而且年年相等。只是每个经济主体的投资和储蓄并不相等。

有人说，银行有严重的存差，而且越来越大，表明储蓄没有用完，储蓄大于投资，资金闲置严重。

实际情况是金融机构的存差部分基本上已经作为外汇占款使用了，不可能再作为贷款发放了，也就是说，银行系统并不存在所谓的“资金剩余”。因此，存贷差只是表明银行的资金使用结构发生了变化，并不反映“资金的闲置”。或者说，它只是表明外汇的“闲置”，反映了我们对外投资能力的不足，而不是国内人民币资金的闲置。

这几年我国每年增加2000多亿元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2万亿元人民币的购买能力留在了国内，这大约相当于GDP的10%。

为了避免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而导致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央行这几年用发行债券的方式对冲了一部分商业银行的资金，这两年每年都发行了近1万亿元的央行债券。2006年头四个月又发行了差不多1万亿元，把由于外汇储备上升被迫投放的基础货币大部分（73.6%）都收了回来。毫无疑问，这一措施对减缓通胀压力、减少货币的流动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既然储蓄等于投资，既然银行系统不存在“剩余资金”，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来谈论储蓄大于投资的呢？只能是在总供给总需求的框架内来讨论它。社会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有一部分产品未能实现，因此储蓄大于投资，也就是说出现了总需求不足。总供求不平衡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物价，一国际收支。这里我们可对储蓄投资失衡的概念作如下定义：通货膨胀表明总需求过剩，通货紧缩表明总需求不足；净出口为正表明总需求不足（亦即储蓄大于投资），净出口为负表明总需求过剩（亦即投资大于储蓄）。

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储蓄大于投资情况下，一般都会减少投资以至于不再投资。但在我国，由于市场主体还不成熟，在明显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却仍然有很强的投资冲动。我们的地方政府，也有强烈的投资冲动。

因此，近几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增长很快，每年达25%左右。在一个内需不足、消费不足、储蓄大于投资的年代，竟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足以发人深省。而我们部分经济界人士却仍然主张加快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加大投资力度，以消化“多余”的储蓄，似乎有些南辕北辙了。

从我国具体国情看，从宏观上看，目前应该降温。从长远看，要以收入分配为中心，改革20多年来形成的利益机制，主要是财政体制。但是财政体制刚性太强，会给近期的宏观调控带来极大的困难。2005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2%，分省看，有30个省区市超过了10%，最高的内蒙23.8%，最低的云南也有9%。假如说全国增长合理水平是8%，那么按正态分布，在31个省区市中，10%、8%、6%的速度大体各占1/3左右。到了县一级呢？这么一级一级推想下去，就会感到一筹莫展。大家都要过日子，都要奔小康，8%成了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增长的底线，这样的财政体制哪里还有宏观调控的余地呢？地方财政的支出对当地的收入依赖太大，而收入又对投资的依赖太大，成了“土地财政”。一些地方过去说是“吃肚皮”（计划生育罚款），现在开始“吃地皮”了。

这样的财政体制决定了高投资率的必然。2005年全国投资率（资本形成）为42.6%，低于40%的只有三个省（黑粤湘），而超过50%有15个省区市，超过60%的有6个，超过70%的3个，最高的宁夏为78.5%（2004年甚至高达85%）。经济增长全靠投资拉动了！只要我们知道投资和土地的关系，土地和财政的关系，就知道压投资不是件容易的事。

从这个角度讲，不改革财政体制，不触动现存的利益格局，很难解决储蓄投资不平衡的问题，很难解决投资过旺的问题，很难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很难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将引发什么后果还很难预料。

六、我国储蓄—投资的失衡问题

资本形成是储蓄形成和储蓄向投资转化两个环节相结合的结果，它要求意愿和潜在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各部门中各主体的储蓄规模和投资需求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差别较大的，有的主体储蓄大大高于投资需求，有的主体则正相反，储蓄小于投资规模。因此要使资本形成得以实现，就需要经济存在着有效的机制将资金盈余部门的储蓄转移到资金亏损部门以形成投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是资本形成的核心机制，要使资本能够形成更大的规模，并使投资转移到高效益的投资者手中，就应使储蓄—投资转化机制能够最大规模的动员储蓄，并实现储蓄向高效益投资的转化。

我国储蓄投资机制正日益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转变，但由于新体制还没有最终建立起来，旧体制的内核还没有根本消除，因而我国储蓄—投资的流程存在着严重失衡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两个主要问题上：一个是投资规模偏大，存在着虚假储蓄；一个是储蓄—投资主体流程失衡，存在着储蓄过剩和投资基金不足并存的现象。

投资总量与真实性储蓄总量失衡

投资规模及其增长速度要受到储蓄总量的制约，投资规模是否适度要取决于储蓄总量，如果投资规模超过了储蓄总量，那么这就意味着投资规模偏大，引起国内物资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投资规模超过储蓄总量是因为储蓄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价值量的储蓄，一种实物质量的储蓄，若价值量的储蓄增加，而物质量的储蓄不便，超过物质量储蓄部分的价值量储蓄，由于没有物质保证而成为虚假储蓄。

从我国经济运行过程来看，虚假储蓄的产生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情况。

财政向银行进行透支，超越银行正式资金来源。

如果在财政出现赤字时，银行没有足够的真实性资金来源，而是靠增发现金或在财政账户上增划存款，由此形成的存款，则是虚假存款，是没有物质保证的虚假存款，由此而产生的贷款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物质保证。

物质产品的损耗或损失

社会产品的价值形态和实用价值形态是分离的，各自进行着相对独立的运动。在价值运动中，各种存款不会发生损耗和变化，但是与此相对应的物质运动却是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发生亏损、霉烂和损耗的。在这种情况下，物质减少了，但作为与它相对应的价值存款却依然存在。由此形成的超过现有物质量的价值储蓄属于虚假储蓄，与此对应的投资货款就没有相应的物质保证。

银行贷款投放的失误

银行脱离生产和物质供应基础，空投贷款所形成的虚假存款储蓄，是我国虚假储蓄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企业无法归还贷款，形成呆账和坏账，由此形成的各种存款储蓄就必然是虚假储蓄。另外，企业贷款生产出的挤压无销路的物质，则贷款对应的存款所形成的购买力是无物质保证的。

总之，有虚假性储蓄所形成的投资是超过现有物质保证的投资，属于规模偏大的投资，这部分投资需求只有依靠价格上涨才能吸纳。

我国改革以来，投资规模之诉一片大，是因为存在着虚假储蓄，而虚假储蓄产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现行体制造成的。这是因为一方面银行不是真正独立的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二者的经营都受到非经济原则支配，致使资金的利用效率差，这就使得一方面资金投放增加，存款储蓄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社会财富却没有相应增加，或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资金投放和储蓄增加的速度，就必然引起投资规模偏大、价格上涨的现象。

2、 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障碍

在储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目前我国政府和企业投资倾向相对过强，储蓄和积累能力相对过弱，居民储蓄能力相对过强，投资倾向和投资能力相对过弱。这就会导致政府与企业储蓄不足—投资过旺，居民投资不足—储蓄过旺的失衡状态。从理论上说，居民的储蓄可以弥补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不足，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内核没有根本消除，使得居民储蓄难以有效的专为政府和企业的投资需求。

（1）从企业来看，企业在自有资金贫乏、自我积累能力低下的情况下，资金需求可以转向吸引社会储蓄。但是受到政企不分的投资体制限制，想在企业在挖掘社会储蓄弥补自有投资短缺中的作用余地过小，对企业投资的行政干预国强，企业只能在政府直接下达的投资项目“盘子”内来形成投资积累规模。企业在投资积累中的这种从属地位，抑制了国民储蓄—投资流程顺畅运行，企业常常面临着社会的大量闲散资金流失，由于没有政府下达的计划指标，而难于通过发行股票，企业联合，发行债券，利用外资等途径来加以集中，形成社会储蓄流量与投资流量的严重脱节。

（2）从居民来看，在居民储蓄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居民可以进入的投资场所却极为贫乏，居民的收入生于只能游离于储蓄和消费之间，再上平时常可供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日益增长的储蓄量形成了对市场需求潜在的巨大压力。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居民的储蓄局限在短期储蓄上，长期储蓄显得极为不足，从而限制了银行的长期性贷款和企业的长期性的投资供给。

（3）从政府来看，随着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政府储蓄比重也不断下降，由1979年的42.8%下降到1991年的4.1%。但是，在现实经济中，政府的投资事权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越来越广泛。但在多元投资主体以形成的条件下，预算外储蓄转化为政府投资并不取决于各级计划着的意愿，而取决于多元储蓄积累主体的储蓄和投资倾向，面对多渠道的资金来源，政府最有把握落实的只是预算内的“拨改贷”的资金，对主要由居民和企业储蓄转化的银行贷款、债券、股票等预算外资金则常常落空，这说明政府的投资支出事权已经超出了政府可支配的投资积累财权。

（4） 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资金循环

当前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主要是通过在金融体系中处于垄断地位的、以国家信用作为后盾的国有银行。由于国有银行将80%左右的银行贷款给了经济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因此该机制能否顺利运行，最关键的环节是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如果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循环顺畅，则储蓄—投资的转化就能够顺利实现，否则，储蓄将无法专程有效的投资。

3、完善投资—储蓄机制的政策建议

完善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必须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1）扩大居民的直接投资领域，实现居民储蓄到投资的直接转化

发展金融市场和促进金融工具的创新，为居民提供各种适宜的金融资产选择形式，以弥补企业和政府投资资金的不足。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在第三产业中，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余地还很大。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提高居民的长期储蓄比重。

（2）推进银行体制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的中央银行；各级专业银行成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提高资金运营效率，做到存贷资金的自我平衡。进一步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提高企业自身的积累能力。对长期受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制度，减少社会低效率的资金占用。

（3）调整政府财政投资的事权范围。减少国家对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投资和补贴，加大对包括农业在内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4）彻底打破地区分割和地区封锁，使资金、物资能实现向符合市场化要求的地区流动。

七、 高储蓄并非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

 把经济失衡归咎于经济结构中的高储蓄，把它归结为一个长期问题、需要综合解决的问题，的确是一种稳妥的办法。不过，这样的诊断是否准确？这样的药方是否会延误病情？值得关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人们去认真反思。

1、贸易顺差的烦恼

根据中国政府5月11日公布的数据，4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达169亿美元，超出3月份逾一倍；而在今年前4个月，贸易顺差合计达63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水平高出88%。 

对于中国自身来说，贸易顺差不仅是与美国进行经济谈判的一个焦点，也是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的经济失衡问题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的伴生现象——外汇资金不断流入、货币总量过度膨胀、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不断攀升等，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领域的显著难题。正如5月10日央行发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所说，当前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和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的趋势有所加剧，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反弹压力，贸易顺差继续增加，流动性过剩依旧。”

与此同时，经济失衡所表现出的巨大贸易顺差也导致了中国与美国、欧盟等贸易伙伴之间不断的争议与摩擦——这也是为什么吴仪将率团去华盛顿进行中美经济对话的原因。

2、储蓄-投资=经常账户顺差？

对于中国出现经济失衡的原因，经济学家们谈得最多的是两点：一是人民币汇率偏低；二是储蓄率太高。关于第一点，道理很简单，但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并不认同。这些经济学家经常说，没有人能够计算出人民币汇率的均衡价格位于何处，因此也就无法判断当前的汇率是否偏低。关于第二点，中国的储蓄率过高导致经济失衡，是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同的。正因为如此，在谈到如何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时，管理部门和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强调，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而不是单纯依靠汇率调节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为什么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相信高储蓄是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这必须从宏观经济学的一点理论知识说起。5月13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在谈到中国经济失衡问题时，樊纲说：“经常账户顺差大，对应的是储蓄与投资，这里的基本关系是：储蓄-投资＝剩余储蓄＝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贸易顺差)……因此我们要讨论那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储蓄为什么那么多？”这是理解高储蓄与经济失衡关系的核心内容，如果把它转化为普通人可能理解的语言，大致是这样的——在国民经济总量上，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生产的财富，要么用于消费，要么用于储蓄；而国民储蓄的用途，一般首先会用于国内投资，如果国内投资没有用完，就会流向国外，成为对外投资——即樊纲所说的剩余储蓄；而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一个国家的对外净投资，又必然等于它的商品净出口——即贸易顺差。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那个著名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储蓄-国内投资＝对外净投资＝贸易顺差(大致等同于经常账户顺差)”，也就是樊纲所说的基本关系。

由于有了“储蓄-投资＝贸易顺差”的基本关系，当人们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并且成为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特征时，自然就把原因归到了“储蓄”的头上。试想，如果中国经济总量中的储蓄居高不下，并且不断攀升，其结果，不是投资加速，就是贸易顺差剧增，或者是两者同时出现，这不就是人们在现实中看到的中国“经济失衡”的状况吗？照这个逻辑推下去，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办法就不言而喻了。

3、倒果为因的等式

“储蓄率不降下来，不是刺激投资，就是刺激出口……所以要治本……要在治储蓄率过高的根子上下工夫。”这是一位经济官员的观点。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减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及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等多项内容，这些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而樊纲则说得更仔细，他指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不是老百姓储蓄率过高，而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持续走高。他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关键是“如何降低企业未分配收入在GDP的比重，如何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要统筹考虑税收、财政的改革问题，怎么更多地藏富于民，使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平衡……”

高储蓄真是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吗？我对此表示怀疑。问题关键还是那个宏观经济恒等式“储蓄-投资＝贸易顺差”，在这个基本关系中，很多人理所当然地把储蓄作为投资和贸易顺差的逻辑前因，而把投资和贸易顺差看作储蓄的逻辑后果，这是草率的。

事实上，在宏观经济理论中，这个恒等式的意义是对国民经济总量运行进行事后描述，而不是对经济运行变量关系进行事前规定。也就是说，储蓄到底是投资和贸易顺差变化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个等式本身并不能判断。如果我们把储蓄看作投资和贸易顺差变化的结果，它对应的等式变形“储蓄＝投资＋贸易顺差(资本净出口)”也是成立的——事实上，在很多教科书中，它就是这么表述的。

4、高储蓄是投资增长的结果

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高储蓄更像投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攀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如樊纲指出的，近年来中国的储蓄率增加，主要表现为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加，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提高到24%”，企业未分配利润占GDP的比重“从13%上升到18%”。如果这些描述确实无误的话，我们把政府收入增加视为企业投资增加、因而上缴税款增加的结果，而把企业利润和投资的增加视为商品出口增加的结果，是顺理成章的。如果再考虑到外汇储备增加与国内存款增加的对应关系，商品出口对于增加企业、居民储蓄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

反过来，如果我们把高储蓄视为投资和出口增长的真正原因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经济学家往往希望大家多消费、而不是多储蓄，例如1998年中国遭遇的那种情况。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美经济对话和中国经济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倾向，中国的经济官员和经济学者可以说任务艰巨。把经济失衡归咎于经济结构中的高储蓄，把它归结为一个长期问题、需要综合解决的问题，的确是一种稳妥的办法。不过，这样的诊断是否准确？这样的药方是否会延误病情？值得关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人们去认真反思。

八、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危及稳定

中国国民储蓄率从1980年开始持续增长,并始终保持在30%以上,很长时间还在40%甚至更高水平,远高于多数国家通常在20%以下的国民储蓄率。国有银行之所以能在真实资本极少得到补充且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主要是因为国家与居民在特殊的改革背景下建立起了奇妙的资本联盟。在此联盟下,居民高储蓄为银行及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高储蓄也支撑了 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正处于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所定义的经济起飞阶段,该阶段的特征是投资量大,而投资所需资金必然来源于储蓄。今后,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居民储蓄将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据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徐滇庆教授估计,大约在2012-2017年间,中国的储蓄率将出现明显下滑趋势。

根据Edwards等人的研究,影响储蓄率的变量包括五项:居民收入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相对价格、利率和通货膨胀。由于居民储蓄主要来自16-60岁的人群,老年人不仅不能继续提供储蓄,反而要取出以往的存款供退休后的消费,因此,老年人所占人口比例如果上升,储蓄率将会下降。

美国在2001年前后出现的高科技泡沫以及整个股市泡沫的破灭,虽然有一些偶然因素,但与其人口结构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战后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其过去购买的 股票和储蓄要取出来使用,没有钱再往银行里存了,因此带来储蓄率下降,股市资金随之减少,泡沫因无法支撑而破灭。目前,美国税后收入的人均储蓄比率不到1%,而1990年初期该比率为7%,1982年为8.2%。1947-1982年,美国国民储蓄率平均为20.3%,近5年的平均水平却只略高于15%。日本历来都是高储蓄率、高增长的国家,现在由于人口老龄化,家庭储蓄率也急剧下降,日本人只把家庭收入的5%存起来,而1990年代初期,15%的家庭收入被存了起来。

储蓄率的下滑,也将带动中国投资率的下降。一个家庭为退休而进行的储蓄,是通过减少消费并存款于金融机构来实现的,如果把这些资金贷给企业以用于新设备,就可以计入国民储蓄之中并有助于为新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但如果把这些资金贷给个人消费或政府开支以及提供养老,则不能带来任何的储蓄和投资的增加。只有当储蓄的增加都转化为生产价值的投资时,经济增长的速度才能提高。老龄化将耗费大量的储蓄用于养老,因此直接的后果必然是投资率的下降。

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必然拖累经济增长,危及金融的稳定。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增长以及各自生产率的提高。因为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会在10年后出现负增长,而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也必将导致资本供给减少,加上我们仍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经济处于粗放的数量增长阶段,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相对比较有限,因此经济增长将受到很大制约。而一旦经济衰退出现,就会导致劳动者收入的下降和资产价格的下跌,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会进一步上升,储蓄存款下降和提款增多。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和“空账户”大量存在的背景下,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经常项目持续顺差，有利也有弊。在经济较快增长时期，适当减少经常项目顺差，使之基本平衡甚至略有逆差，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长远来看，适当减少经常项目顺差，有利于充分利于国内外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协调发展（王信、马昀）。而要调整经常项目失衡，简单地通过抑止出口、增加进口、允许人民币升值，以及增加政府投资等措施并不会对经常项目调整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实际上中国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存在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不发达，居民预防性储蓄较高，国民储蓄难以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下面针对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现状，提出相关的建议以改善储蓄投资关系，缩小储蓄负缺口，调整经常收支失衡。

（一） 深化制度改革，营建高效率转换机制的制度环境

1.产权制度改革。确立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独立产权地位。从银行来讲，只有产权明晰才能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有银行的金融资产，提高以国有银行为中介的“储蓄－投资”转换机制的效率。国有银行改革的目标是向商业化转化，实行融资市场化经营，建立灵活高效的、自主经营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机制和完善的内部管理结构。从企业来讲，实行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实行资本结构多元化和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和“产权清晰、权责明晰、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实现从粗放型外延式经营向集约型内涵式经营，从资产经营向资本经营的转变。金融机构的变革方面，鼓励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进一步发展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建立和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投资银行，促进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提高。

2．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积极建立一套覆盖面广、范围广、包容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人们的养老、医疗、失业提供社会保障，积极完善社会救济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加快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建立社会保障管理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实行社会保障待遇的社会化发放；同时，财政也要加大对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尽快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减少人们储蓄养老的社会压力。

3．投融资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方面，必须避免企业和政府的不顾效益，不负投资责任的投资冲动。投资项目一定要有资本金，并以资本金来约束融资规模。融资体制方面，必须发展资本市场，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分散信用风险。在融资体系和方式上，在继续坚持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同时，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把国有企业推向融资市场，增强融资成本和风险意识，促使企业在市场上求得生存和发展。

4．发展和完善信用制度。实现储蓄向投资的高效率转化必须依赖于创造新的信用流通工具，推进信用制度的升级和发展。推广信用卡，给持卡人提供取款和结算的方便，逐渐向“电子货币”时代过渡，使我国市场经济成为名副其实的信用经济，从而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

（二） 拓宽投资渠道，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

1.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完善证券市场建设。我国必须实现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完善现有金融工具，开发新的金融工具，拓宽居民的融资渠道，增加居民可选择的投资品种，满足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要加强市场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加强市场监督。健全市场运作机制，制止金融市场价格的暴涨暴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使各个投资主题真正具有招资意愿或投资转化意愿。

2.大力发展投资基金，促进资本与投资者的高效结合。发展集体投资、专家经营、分散风险和共享利益的投资资金，是推进我国市场主导型储蓄投资模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完善投资基金的具体勾践，鼓励发展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和海外投资基金；创造条件设立契约型开放投资基金；逐步对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实行分业制，推行保险资金通过基金在证券市场的运作。

（三） 刺激消费，增加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动力

从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关系看，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是投资增长的最终动因，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从根本上制约着投资的增长，从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资本形成率。为减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消费约束，应着力于提高和改善消费总量和结构，并通过对消费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需求的扩张。

【参 考 文 献】

 (1)资本积累与资本形成：储蓄投资经济分析，杨思群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8 (2)支撑经济增长—中国消费、储蓄、投资研究，刘方域、张少龙主编，华文出版社，2001.1

 (3.)无奈的循环：中国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与效率研究，郭守杰编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0

（4）刘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的税收对策研究》（载《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5）刘华、林建华《启动国内总需求的对策》（载《计划与市场》2000年第11期）。

（6）胥良《储蓄——投资转化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思考》（载《金融研究》1998年第8期）。

（7）肖红叶、周国富《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有效性研究》（载《统计研究》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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