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与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的关系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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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与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的关系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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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范文题目：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与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的关系及对策，论文范文关键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与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的关系及对策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与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的关系及对策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XCLW130947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与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的关系及对策

一、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现状及成因分析

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对银行形成不良贷款的影响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防范信贷风险的根本保证

内容摘要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伴随而来的各类经济问题也相应出现，尤其是重点行业及配套体系的发展不平衡，已形成潜在危机，近而影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中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状况就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巨额不良贷款问题严重困扰着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成型、现状，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和解决方法等方面介绍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与社会信用体系

缺失的关系及对策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伴随而来的各类经济问题也相应出现，尤其是重点行业及配套体系的发展不平衡，已形成潜在危机，近而影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中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状况就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巨额不良贷款问题严重困扰着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不良贷款，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消除根源，则很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将会引起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发生，那样将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一、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现状及成因分析

不良贷款现状及危害性

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现状

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已形成多年，并且自90年代以来呈现出愈发严重的态势，国家对此已高度重视，1999年针对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共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元。但是几年以来，不良资产仍然高居不下，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且新增不良贷款趋势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虽然几年来不良贷款率在不断下降，但是不良贷款绝对额却下降较少,从2003年底的情况看，不良贷款余额的下降对不良贷款比例下降的贡献率为20.36%，贷款增长对不良贷款比例下降的贡献率为79.64%。即，在2003年不良贷款下降的5个百分点中，有1个百分点源自于不良贷款余额的下降，有4个百分点源自于新增贷款额的稀释。从国内外银行业不良资产状况对比来看，我国银行业与国际银行业存在很大差距，问题已十分严重。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04年第七期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及国外银行在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的排名及不良资产状况如下：

国内外银行不良资产状况对比表

单位：%

国内银行

国外银行

国内银行名称

2004年排名

不良资产率

国外银行名称

2004年排名

不良资产率

中国建设银行

9.12

花旗集团（美）

2.69

中国工商银行

21.24

农业信贷集团（法）

4.6

中国银行

16.29

汇丰控股（英）

2.77

中国农业银行

30.07

美国银行（美）

1.13

交通银行

101

13.31

摩根大通（美）

1.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261

2.53

瑞穗金融集团（日）

4.8

中国光大银行

273

9.34

东京三菱（日）

3.09

中国民生银行

310

1.29

苏格兰皇家（英）

2.01

华夏银行

348

4.23

三井住友（日）

5.6

兴业银行

434

3.13

巴黎国民银行（法）

3.7

深圳发展银行

548

8.49

德意志银行(德)

4.47

国内银行平均值

10.82

国外银行平均值

3.31

国有银行平均值

19.18

股份制银行平均值

6.04

注：摘自2004年7月23日《金融时报》

从统计情况可看出，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平均值达到10.82%，远远高出国外银行3.31%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采取剥离不良资产等措施后，平均不良资产率依然高达19.18%，即使国家在2004年对建行、中行注入45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资本金后，2004年末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达到15.62%（据银监局2005年公布资料）。除国有银行外，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也较高，平均值达到了6.04%，也高于国外银行平均值的一倍左右。此外，在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实际操作中，很多贷款到期后，普遍采取“借新还旧”的方式进行转期操作，现金回收率不高，这种操作方式往往暂时掩盖了贷款的实际风险度。若严格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贷款风险分类，则不良资产率还会大幅上升，银行的实际风险要远大于账面反映情况。而反观国际银行业，不良资产率平均值仅为3.31%，处于良性运营状态，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与国外银行相比尚有很大差距。

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当今社会，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产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银行更是金融业的核心，因此，银行业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运行。回顾现代经济发展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有逐步替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全球性经济问题的趋势。1994年墨西哥新政府强行宣布本国货币贬值导致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源自泰国的金融危机爆发，随即蔓延到东南亚各国、韩国以及俄罗斯，使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倒退；1999年巴西因政府债务问题而在极短时间内引发金融危机；2001年，土耳其又发生金融危机。以上危机警示我们，金融问题已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金融体系的任何缺陷都可能引起金融危机的爆发，进而引发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由此看来，要保证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就要首先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

从我国经济现状分析，虽然经济问题、经济热点很多，但是能对当前中国经济安全产生最大威胁的—-就是银行坏账所形成的金融隐患。因为银行业最基本的经营原则就是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而银行的不良贷款对经营安全最具有破坏性。毋庸置疑，大量不良贷款的出现首先会使银行的借贷资金循环停滞，使流动性减弱，假若再出现挤兑现象，则无法保证资金支付，将面临倒闭危险，银行的整体经营将失去安全保障。其次大量不良贷款形成，不仅使本金无法收回，而且应收未收利息会不断增大，银行的效益无法实现，弥补损失的能力越来越弱，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目前情况下，我国的银行业仍然是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国有银行由于蕴含着国家信用，虽然出现巨额不良贷款，但是人们普遍对政府拥有绝对的信任和信心，因此对于银行的不良贷款普遍视而不见，或者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就为我国解决不良贷款问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经济规律而言，如果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不解决，即使短期内没有发生重大问题，但问题迟早是会爆发的，一旦某种诱因具备，则危机会迅速发生。况且我国早已加入WTO，面对入世承诺金融领域开放的时间表，面对巴塞尔协议规定的银行业准则，我国银行业已没有过多的时间犹豫和观望，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已迫在眉睫。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单靠银行自身已难以解决，需要国家扶持、政策突破、环境改善，特别是不仅要处理不良资产，更要找出形成不良资产的根源，防止新的大量不良资产重新出现。不良资产处置就像冰棍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价值会越来越小，空洞会越来越大，危害会越来越严重；而不良资产形成就像癌细胞的生成，如果不能找出病灶，采取根治手段，则会继续扩散，危害全身。

（二）不良贷款形成的各种表象原因

外部原因——社会信用交易结构不合理

在西方发达国家，信用交易活动已趋向非中介化特征，企业、个人、政府的主要融资渠道并不完全依赖于银行，信用交易方式已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信用交易总量在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分散分布，并且资本市场占比要大于借贷市场，表现为直接融资已成为市场主要融资渠道。

而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活动主要通过银行体系进行，其信贷交易占我国信用交易总规模的80%以上，近几年来我国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情况如下：

国内金融市场融资结构表

融资种类

比重（%）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贷款

85.1

80.2

75.9

国债

10.0

14.4

15.7

企业债

1.0

1.4

0.9

股票

3.9

4.0

7.6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4第595页

上述统计情况表明，我国的信用交易方式十分单一，信用资金运行仍然是以银行为中介进行社会资金的供给与配置，这必然在客观上造成信用风险集中于银行。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还需要较长的发育时期，因此，我国的信用交易体系在一定时期内还会以银行信贷活动为核心，以银行授信业务为主要市场。在短期内资本市场不会成为社会资金配置的主要渠道，银行体系仍然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其信贷风险还会长期存在。

不良贷款形成的几个阶段及特点

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形成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二十多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调整，不良贷款的形成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80年代。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经济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制，由财政无偿拨付,但随着建设资金投入的扩大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使得财政无力承担企业投资所需的资金。1983年，国务院决定实行重大改革，将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交由专业银行统一管理，国家财政基本退出对国有企业资金的供应补偿机制，使企业不能再通过国家财政获得无偿拨款，即实施“拨改贷”制度。

随着生产的发展，企业资金的需求在持续和逐步的扩大，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只能依靠银行信贷来解决，因此“拨改贷”政策实施的直接后果是把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的责任转嫁到银行身上，企业扩大再生产经营资金靠不断扩大银行借款规模来进行，造成银行贷款逐步被企业简单再生产长期占用，而不能按期归还，最后逐步累积形成不良贷款。

第二阶段，为90年代。拨改贷制度的实施，使企业对银行的债务不断增加，并逐渐超出企业的偿债能力，延续到90年代，表现为企业普遍高负债经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企业和银行都认同高负债经营的趋势，没有认识到或无法改变现状而任由其发展，企业逐步走向高风险经营的道路。况且，进入90年代，企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企业在逐步增加社会贡献度的同时，自身积累却相对缓慢，在关键的历史阶段没有通过盈余来化解高负债经营的风险。企业的经营目标并不是实现自身的持久发展，而是过多地承载了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时是以损失信用责任为代价的，表现为社会性负担和政策性负担沉重，一方面在纳税额不断增加的同时，对职工支付的福利费用也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为提高劳动就业率，在忽视效率的基础上，不断的招工进人，企业冗员问题严重，成本支出越来越高，使本已形成的高风险状态更为加剧。这种政企不分的制度安排，为银行不良贷款的积聚提供了外部条件。在此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发展又进入空前的高涨期，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GDP增长率连续几年超过20%，增长率最高的1994年达到35%，经济明显过热，通货膨胀随之出现。于是国家开始实施经济软着陆，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投放量逐步减少，社会总需求相应下降，企业之间的债务拖欠越发严重，形成全国性的“三角债”问题，商业信用严重受损，近而殃及银行信用。此后在政府主导下，国有银行注入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但运行结果远未达到预期目标，最终企业之间的债务拖欠逐步演变为对银行贷款的拖欠，大量不良贷款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处置制度更没有及时跟上。1987年以前，银行不计提呆账准备金，1988年才开始按贷款余额的1‰至2‰计提，该计提比例明显过低，此后虽不断调整，直至1998年才规定按年末余额的1%差额提取，实际呆账超过部分当年全额补提，但由于问题积累过深，银行的经营成本难以承受，靠自身已难以处置和消化巨额不良资产。因此1999年，中央政府作出一项重要的决定，成立四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银行剥离14000亿元不良贷款，从而暂时减轻了国有银行的负担。

第三阶段，为2000年后。虽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但是并没有解决不良贷款形成的实质问题，在短短几年后，不良贷款又大幅增加。究其原因，一是九十年代的经济过热所形成的隐患在二十世纪初还在逐步显现，特别是一大批国有企业，在持续多年的高负债经营后，面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已不能适应新的市场变化，靠自身经营已无力扭转局面，因此采取破产、兼并、重组等手段来解决问题。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往往将逃废银行贷款作为主要目标，试图利用合理合法的手段逃避债务，其中不乏有金蝉脱壳、获得重生的“成功”案例，这种行为使处于被动地位的银行遭受巨大的损失。第二是企业在逃废债的过程中，只是法人主体的灭失，而操作这一过程的企业负责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从而成功规避了对个人的不良影响，似乎为逃避银行贷款债务找到了一条成功之路。在这种社会不良示范效应下，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后，其偿债压力锐减，借贷欲望膨胀，不顾自身的承受能力继续大量借贷，甚至编造虚假信息蒙蔽银行。此外还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员利用公司法人人格进行隐性欺诈，其手段是注册公司后，利用隐蔽的关联交易制造虚假信息，或借助某些项目获得银行贷款，此后便控制交易过程进而采取各种手段转移资金，最后形成法人倒闭，而个人发财的结果。这一现象在近几年来不断发生，并且欺诈的隐蔽性更强，因为其全部过程披着合法的外衣，控告其诈骗的证据较难取得，而且由于银行内部实行严厉的惩罚制度，如果出现被诈骗案件，则相关责任人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轻则撤职处分、下岗清收，重则开除公职，终身背上耻辱的烙印，无法在金融业生存。所以即使出现被诈骗案件，也尽可能掩盖真相，将其确定为一般的民事案件，从而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助长其骗贷行为更为加剧。

内部原因——银行产权制度及内控制度上的缺陷

目前国内银行中，股份制银行的产权制度由于按照市场化方式形成，因此从产权构成、经营运转上比较符合现代企业的要求，内控制度上也相对较好。但是国有银行在产权制度和内控制度上存在很大缺陷，一是国有银行外部产权关系缺位化。表现为在国有独资的情况下，国家作为投资主体，仍然承担着国有银行的无限责任，而政府部门作为国家代表行使着投资人的权利，所以国有银行在实质上变为政府部门的下属单位，在经营上受到强力干预。虽然从宏观调控上可以保证对经济金融政策的贯彻实施，但是在政府决策失败时，也在替政府承担着经济损失的风险，从而破坏了“责权对称”的产权制度准则。这种情况造成的危害在八、九十年代最为严重，是国有银行形成不良贷款的主要因素之一。二是国有银行内部产权关系的行政化，由于国有银行特殊的产权关系，造成在经营管理上实行的是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制。这种层层代理关系，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表现在对代理人的选择上，往往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而非企业经营者；在经营管理上，以各种计划指标完成率作为考核标准，而没有把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作为经营目标，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所有者的利益，往往是短期目标优先，而忽视长期风险的存在，在内控制度和管理方式上造成银行贷款风险的不断积聚，为大量不良贷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三）不良贷款形成的根本原因

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形成具有历史特殊性，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背景下逐步产生的。从各种表象原因看，具有信用交易方式集中、政府干预银行经营、经济发展过热、企业逃废债、银行产权及内控制度缺陷等原因造成，但是在各种表象原因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我国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注重绝对经济指标的发展，如国民生产总值翻几番、人均占有量如何、进出口总值增长率有多少等等，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围绕着经济硬环境的建设、而严重忽视了经济软环境的建设，造成整体社会始终追求发展指标的增长，并以此作为单极目标，渐渐失去了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要素，必然造成社会经济出现严重疾患。在所有被忽视的经济软环境建设中，作为现代经济赖以生存的信用环境建设，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可想而知，缺乏基础体系支撑的社会经济大厦，迟早会显现严重问题的。银行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产业，是社会经济融通资金的纽带，信用交易活动是其生存的基础和谋生的手段，因此对信用环境的依赖最为突出，在社会信用体系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必然会形成严重问题，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多年来资产经营业务主要以发放贷款为主，因此大量不良贷款的形成就成为必然结果。

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对银行形成不良贷款的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商品交易已经从简单的易货交易发展到信用交易阶段，信用交易方式的不断扩大，促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然而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没有建立起配套的社会信用制度和社会信用文化，导致社会信用体系的严重缺失。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是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计划体制上的，并不以信用为交易基础，信用体系缺乏生存的土壤，所以信用建设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就存在先天不足。并且在开始经济转轨时，又没有将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纳入改革目标之中，导致信用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稀缺资源，从而在根本上缺乏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和条件，严重危害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运行。不仅导致社会基础交易行为的失信日益严重化，而且造成信用交易活动最频繁的银行业形成大量不良贷款，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现

由于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社会经济中担当安排计划、调配资源的角色，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在观念和行为上并没有发生彻底转变。首先表现在对国有企业的资金划拨方式上，由财政拨付改为银行借贷，即实施“拨改贷”制度。作为企业，当资金缺乏时，根据制度安排，自然伸手向银行要钱，而银行作为国家财政的接替者，自然会配合企业放贷，满足其需求，而不把风险考核放在首位。这种行为可称为“不讲信用”，政府由投资人转变为旁观者，而银行由债权人转变为行使部分投资权，从而使信用交易关系严重错位，背离了信用风险控制的原则，为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另外某些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保持当地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在规范性的融资来源无法满足时，往往会干预银行的放贷行为，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给金融企业制造压力，以此促进和维护地方利益。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是为地方经济作贡献，但是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政府在干预银行决策行为后，并不承担相应的经济风险责任，从而加大了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风险。此外，在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企业假借破产或重组之机，有意逃废银行债务，架空银行债权，而政府从地方利益出发，以牺牲银行利益为代价，对逃废债行为采取默许甚至怂恿的态度，从而助长了企业的“失信”行为，致使银行信贷风险加剧。特别是这种行为起到了恶劣的示范作用，使失信行为成为社会的一种“准正常”现象。

我国政府多年来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力一直很强，特别是在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更是国家行使宏观调控的实施主体。面对经济问题，政府行使宏观调控手段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我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具有超强的控制力，因此往往靠行政命令方式，突然实施“外科手术式”的调控手段，并马上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令人称道的同时，冷静思考，这种行政命令式的调控手段，也是一把双刃剑，就如同高速行驶的车辆突然紧急刹车并转向，必然造成车辆内部组件受损一样，在快速达到调控目的的同时，也形成了潜在问题和后遗症。例如，90年代的宏观调控之后，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严重的“三角债”问题；而2004年的宏观调控致使银行在一段时间内贷款额迅速下降，很多贷款项目紧急叫停，导致一些企业资金链条断裂，特别是中小企业受到很大影响，由于银企之间天然的密切关联性，必然会使银行在一定程度内受损。客观来看，源自政府的银行紧急停贷行为也是一种失信的表现，是一种毁约行为。因此，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应尽可能采取符合市场信用原则的经济手段，以便防止政府决策失误，而企业、银行埋单的后果。

（二）企业信用缺失的表现

商业信用是整个信用体系的基础，我国目前的信用缺失最重要的就是表现在商业信用的缺失上，突出问题就是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形成复杂和严重的三角债和多角债问题。原本企业赊销货物是现代经济的正常方式，是促进经济规模扩大的手段，但是在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的情况下，违约拖欠行为并不会受到处罚，从而像瘟疫一样蔓延。就如同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的“破窗理论”描述的一样，“如果一扇窗户被人为打破，而没有得到及时修复，那末别人就会受到某种暗示去破坏更多的窗户，最终形成一种无序的局面。”因此，我国的商业信用环境从天然破损发展到今天的危机重重，正是破窗理论作用的结果。由于社会经济的运行环境缺乏公正性，信用破坏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惩罚，反而能够不当得利，而守信企业又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社会奖励，久而久之，守信者会越来越少，而失信群体会日益增多，导致企业恶意欠债行为越来越严重，不仅企业之间欠债，而且通过传导效应反映到拖欠银行贷款，或对银行贷款直接违约拖欠，形成偿债危机。早在2001年，人民银行在《关于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有关情况的报告》中披露，企业逃废债已经成为金融资产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对金融业改革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一些地区和企业利用各种手段（主要是利用改制）进行逃废债的情况相当普遍。据当时统计，截至2000年末，在国有银行开户的改制企业为62565户，涉及贷款本息5792亿元，经过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企业32140户，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比32%，在逃废债企业中，国有企业占69%，非国有企业占31%。由此可见，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已呈现公开化的趋势。近几年来，虽然改制企业已逐步减少，但通过其他方式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依然存在，只是手段更为隐蔽，方式更为多样。

此外，企业失信行为还表现在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对社会公众、对银行披露虚假信息，骗取公众信任，获得大量借贷资金，但自身根本就不具备偿还能力；或隐瞒真相从事高风险的投资项目，风险一旦暴露，则会立即危及企业生存，形成偿债危机。近些年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比较典型的就是银广夏事件、蓝田事件、农凯系事件、德隆系事件等。从事件成因分析，银广夏事件和蓝田事件都是披露虚假信息，编造虚假财务报表，骗取公众信任和银行信任，从而创造股市神话，同时获得大量银行贷款，而真实情况一旦败露，则股价暴跌，面临退市，股民投资遭受巨大损失，大量银行贷款也形成呆滞，在银广夏事件和蓝田事件中，两家公司在银行的贷款总额都达到二、三十亿元。而农凯系事件和德隆系事件更为可怕，他们都拥有上百家公司，在庞大的公司体系里，利用关联交易和关联担保，套取大量资金，从事高风险投资项目或直接以骗取贷款为目的，吞噬了大量的资金。据报道，每家公司的问题资金都在上百亿元，其中银行遭受的贷款损失可谓触目惊心。冷静思考，上述企业还只是冰山一角，很多没有暴露出来的或者没有报道价值的问题企业恐怕更多，这些企业的失信行为，给社会公众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逐步对社会诚信失去信心，直接表现就是公众对投融资市场慎于介入，参与者的减少造成股市长期低迷，直接融资市场受到严重打击。因此，银行业一方面由于企业的失信形成贷款的直接损失，另一方面，其失信行为严重损害了直接融资市场的成长，使社会融资渠道继续以银行体系为主，信用交易方式单一化将难以改善，银行业会继续面临风险高度集中的局面。

（三）个人信用缺失的表现

目前，我国社会上之所以有如此严重的信用风险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个体缺乏守信意识。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分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封建社会状态，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以自我为中心，经济组织之间很少发生信用关系，更多的是调剂余缺的买卖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多的被限制在非信用领域，社会长期缺乏按信用规则办事的经济环境和信用意识。在建国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往来主要由政府调节，企业生产由国家指令性安排，财政统收统支，生产所需资金由财政无偿划拨，计划经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排斥信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信用制度的建设明显滞后于改革的进程，“诚实守信、履约守诺”的信用意识和信用观念始终没有根本形成。

在这种长期的非信用经济环境下，人们的守信意识薄弱，个人失信现象十分普遍，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的私欲迅速膨胀，在缺乏社会信用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就会做出损人利己的行为。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进行商业欺诈等，特别是在金融借贷市场，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种是躲在法人人格背后的骗贷行为，近些年来，我国的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民营企业快速成长，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些民营企业主在经营过程中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开始利用法人企业的虚假经营行为骗取银行贷款，再通过各种手段转移资金，据为个人所有。近几年来最为典型的当属冯明昌骗贷案件，冯明昌系广东佛山民营企业“华光装饰板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近些年来，其利用所属公司向银行提供虚假合同，和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从工商银行南海支行累计骗取贷款74.21亿元，并通过多家关联企业大量提现和公款私存，同时向境外转移资金，至审计署审查案发时，尚欠贷款余额19.29亿元，预计损失将超过10亿元。又如吉林省恒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1994年起，利用13家关联企业采用多种手段合谋骗取银行贷款。截止到2002年末，累计向银行贷款28.06亿元，余额7.23亿元，其中面临损失3.66亿元。这类民营企业披着合法的外衣而进行非法的活动，其动因就是社会信用监督体系的长期缺乏，促使其铤而走险。据审计署披露，冯明昌案件被查出的关键就是审计署将银行、工商、税务的资料对比核查后，发现其中存在严重虚假信息，虚构大量收入，但同期纳税额却很少，进而发现骗贷行为。由此可见，社会信用监督机制如果十分健全，则会有效防范信用风险。

二是在银行个人信贷业务方面，由于信用缺失，也暴露出越来越大的问题。早期银行个人信贷业务主要是开展个人信用卡业务，由于很多持卡人诚信意识较差，透支消费长期不还，致使银行形成一定不良贷款，但由于每个人透支金额不大，采取法律措施又会增加诉讼成本，往往得不偿失，因此银行处于两难境地，而违约的个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从而助长了失信行为的加剧。近些年，银行不断加大开展个人信贷业务，住房按揭贷款是主要业务品种，由于按揭贷款用所购住房作抵押，因此风险基本可控，但是仍然出现很多假按揭、多头按揭的情况发生，违约欠款的情况更是日益加剧。例如，2002年审计署披露，在对广州地区8家建行分支机构的审计中发现，被确认的虚假按揭楼盘共19个，假按揭总额达10.15亿元，大部分已形成不良或损失，由此可见，即便是风险可控的银行业务，面对失信行为，也会形成很大损失。再看汽车消费贷款，自1999年响应国家号召，为支持汽车产业发展，促进汽车消费，银行开始发放汽车消费贷款。从几年来的实践看，确实对促进汽车消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个人信用观念不强的现实环境下，累积了严重的违约欠款问题，其中有恶意骗贷者，有超出还款能力购车而无力偿还者，有车价降低后故意不还并以车抵债者，以上种种原因造成银行汽车消费不良贷款日益增多，风险控制手段越来越弱。对此，2004年国家对该类贷款紧急叫停，并重新制定了汽车消费信贷管理办法，但是如果社会信用环境没有彻底改善，恐怕个人消费信贷市场还会出现更多问题。

三是银行内部人员，由于价值观念扭曲、信用意识淡薄，在社会信用环境长期弱化的情况下，选择违法手段获得个人利益，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九十年代遍及全国的银行体外资金循环问题，曾采取高息揽存，高息放贷，高额回扣，不走银行大账的方式开展借贷业务，最终借贷资金链条断裂，致使银行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当时涉及人员之多，涉案金额之大恐怕是始料未及的。此后银行业开始大范围整顿，加强内控制度，改变用人机制，加大惩罚力度，从而在一段时期内，使银行内部运营趋于平稳。但是近期银行大案要案又频发，其中，中行河松街支行行长诈骗数亿元卷款而逃；农行包头两支行骗贷1亿元；中行北京分行一副处长利用烂尾楼骗贷6.4亿元；光大银行越秀支行原副行长骗贷近亿元；建行吉林两支行与诈骗团伙相勾结，伪造印鉴、假资料共诈骗3.2亿元。以上案件大多为内外勾结进行诈骗，涉案金额巨大，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防范信贷风险的根本保证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十分严重，是银行业形成不良贷款的重要社会根源，如果不能及时治理，将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构成阻碍和破坏作用，因此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当务之急。

以银行业为先导和核心，初步建立有效的局部信用体系

银行业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改善信用环境中应发挥重要的先导和核心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当前以间接融资为主要方式的金融体系结构中，更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率先建立局部有效的信用体系。

加强银行信用文化建设，净化内部信用环境

银行业是经营货币的特殊金融企业，因此其面临的风险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如何控制风险是关键所在。在控制风险的手段中，建立明确的银行信用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各家银行要根据自身特点，确立核心价值观来熏陶和感染本行的全体员工，引导所有成员为共同目标而积极努力，并通过制度来规范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从而有效的实现银行的经营管理目标。此外，在建立约束机制的同时，更要建立符合市场要求的激励机制，合理有效的员工报酬奖励机制是营造信用文化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可以防止和减少员工道德风险的发生。

“正人先正己”，银行作为经营信用的特殊企业，处于社会信用链条的中心环节，要率先树立诚实守信的社会形象。在银行业务的开展过程中，要恪守信用，赢得公众信任，以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促进和带动社会整体环境的规范有序运行。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信用管理制度

我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亟待改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制度上要引入新的投资主体，实现产权多元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构建公司治理结构，成立权力分散、相互制约的银行董事会，按照市场机制选择经营管理人员，抛弃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在风险管理上要明确每个经营环节的风险责任，同时要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和内审制度，形成多层次的风险监督制约机制。建立统一规范的授信授权体系，严格执行审贷分离、贷款三查及风险预警制度，增加内部管理的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的经营风险，促进风险综合管理水平不断改进和提高，从而建立真正能够有效防范信贷风险的信用管理制度。

建立科学的内部信用评级体系，提高信用管理水平

目前我国银行业已普遍建立了针对信贷客户的企业信用评级体系，但是总体来看，技术分析水平仍然很低，仅仅通过几张财务报表就能够对企业进行评级。这种“粗放”式的评级过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简单判断企业状况，但是如果企业造假手段高超，则恐怕难以觉察。特别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能力、诚信水平良莠不齐，造假行为普遍存在，使数据采集的正确性大打折扣。另外简单的评级方式并不能发现深层次的问题，所以银行应尽快有针对性地开发信用评级软件，对历史数据、当前数据、财务报表、帐务记载、非财务信息等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依靠强大的数据记录和数据分析能力，对客户和业务进行较为准确地评价，为信贷决策提供有力依据，从而降低信贷风险。除此之外，还要将主要数据和评级结果通过人民银行对金融系统予以发布，达到资源共享，相互借鉴的目的，以先进科学的技术手段搭建信息技术平台，实现信用风险管理的现代化。

加强银行业征信管理，先期建立有效的局部信用体系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银行业的资料是提供企业和个人信用交易记录的主要来源，对真实、正确地反映客户的信用状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加强银行业的征信管理，是促进信用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对此，我国政府几年前即予以高度重视，根据国务院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17个部委和5家商业银行组成的“建立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专题工作小组”早已成立，2003年6月又增加了商务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新的小组成员。此后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了征信管理局，负责管理信贷征信业，主要承担征信管理工作，拟定信贷征信业发展规划、管理办法和有关风险评价准则，宣传普及有关金融知识等。在此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建设的企业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在2002年底已经实现了全国联网查询，至2003年底，系统录入的借款人近410万户，人民币贷款金额13.6万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86%，金融机构月均查询达到110万次。另外，对于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也已启动，目前主要城市和地区的局部信用信息服务系统已经能够正常运转，2005年初已开始进行全国并网工作，计划2005年底实现全国联网，达到信息共享，初步建成全国个人信用征信系统。

以上措施体现了我国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的总体思路，要以银行业为主体逐步建立社会征信体系。但是从实施进度来看，步伐还应加快，征信内容还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技术手段还应重点加强，并考虑如何向社会开放信息，从而对失信企业和个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守信意识，为全面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全方位改善社会信用环境，逐步建立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在由银行为主体的局部信用体系建成运行后，就需要扩大范围，推广应用，在全社会建立起完备的信用体系，从而构建和谐的社会经济运行环境。

开展社会信用教育，增强社会信用意识

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的基础十分薄弱，国民信用意识非常淡薄，人民的基本素质还有待提高，信用的基本概念和内涵还没有深入人心，对信用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信用缺失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这就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现状。因此，要保证信用制度建设的健康发展，就急需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大信用制度的教育和普及工作。特别是政府要带头开展信用教育，带动全社会学习和普及信用基础知识，大力倡导“守信为荣、失信为耻”的信用文化，建立相互信赖、恪守诺言的信用道德规范，逐步形成自觉遵守和维护信用的良好意识。

加强信用立法，规范信用秩序

目前，我国在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要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就必须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从西方国家看，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制订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至今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信用管理立法体系，包括《诚实贷款法》（1968）、《公正信用报告法》（1970）、《平等信贷机会法》（1974）、《公平债务收取惯例法》（1977）、《金融隐私法》、《公平结账法》、《信用卡发行法》、《电子资金转账法》和《统一商业准则》等17项法案。这些法案构成了美国市场信用管理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并且随着金融市场环境的发展变化，相关法律还在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完善。这些法律的颁布实施，为美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法律保障。

而我国作为信用建设落后的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制定了《公司法》、《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规和行政管理规定，对规范借贷关系，减少经济纠纷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法规和规定的出台，并非专门针对社会信用问题，对政府、企业、个人等信用主体的信用行为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准则和约束体系。因此，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和经验，尽快建立起一套有关信用管理的法律体系，规范社会信用主体的法律行为，对信用行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为防范银行信用风险、社会信用风险建立起有力的屏障。

整合社会信用资源，建立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

目前，我国的政府、企业、个人等信用主体的信用信息，广泛分布在银行、证券、保险、工商、税务、公安、法院、海关等众多政府机构和组织中。这种信息分散的布局，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是对社会信用资源的严重浪费，按照我国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体思路，在以银行为主体的局部信用体系基本建成后，就需要将全部信用信息资源进行全面整合，建立国家信用信息数据库，成立服务于全社会的征信管理机构，作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部门。同时鼓励和扶持非官方的大型商业信用服务公司，如信用评级公司、信用咨询公司等，支持产权多元化，并按照市场方式运营，进行商业化操作，从而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上，实现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相互协作与监督的良性结构，近而全面提高社会信用意识，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存在的社会信用严重缺失的状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而我国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贷款形成就源自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因此只有找出病因，对症下药，才能彻底解决病患。现在从国家政府到社会公众，已经逐步认识到社会信用缺失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并已采取行动构建新型的、和谐的社会信用关系。但是我们已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等待，我们要加倍努力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尽快建立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和信用环境不匹配的状况，使我国银行业摆脱不良资产长期居高不下的局面，更要使我国经济获得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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