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武帝时期货币改革的背景二.汉武帝时期货币改革的内容1.第一次货币改革 2.第二次货币改革 3.第三次货币改革 4.第四次货币改革 5.第五次货币改革 6.第六次货币改革 三.汉武帝时期货币改革的总结

内 容 摘 要

汉武帝货制改革是指中国西汉武帝统治时期进行的币制改革。西汉自建立以来，货币问题占有重要地位，币制混乱，中央王朝与臣民之间争夺铸币权的斗争异常激烈，社会各阶层都卷入盗铸狂潮之中，郡国铸币失控又是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发生的原因之一，故汉武帝即位后，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可以说，汉武帝的货币改革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矛盾息息相关，汉武帝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将汉高帝下放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

论汉武帝的货币改革

西汉自建立以来，币制混乱，郡国铸币失控又是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发生的原因之一，故汉武帝即位后，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

汉武帝时期货币改革的背景

1.西汉前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步得到加强，这是汉武帝时期货币政策的政治基础。西汉初期，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为了联合各方势力瓦解项羽势力，一方面拉拢项羽所分封的诸侯王，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满足其重要将领割地分封的要求，分封了八大异姓诸侯王。楚汉战争结束后，异姓诸侯王的封国跨州连郡，占据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大部分的疆域，又握有重兵，对于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是很大的障碍。高祖刘邦在吕后的协助下，采取了新的对策，翦除了异姓诸侯王势力。高帝六年（前201），韩王信在匈奴骑兵的围攻下，以马邑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自领兵征讨，韩王信逃入匈奴。同年，楚王韩信在封国“陈兵出入”，被人告发企图谋反。汉高祖借口巡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乘机逮捕韩信，带至洛阳，贬为淮阴侯。十一年，陈豨谋反，韩信与陈豨暗通声气，并于次年乘高祖率军平叛之机，图谋诈诏赦诸官徒奴，袭击吕后和太子。由于为人告发，被吕后骗至长乐宫钟室处死，夷三族。之后，高祖又以梁太仆告发彭越谋反为由，逮捕彭越，废处蜀地。吕后为消除后患，将彭越诱至长安，指使其舍人诬以谋反罪，随即处死，夷三族。韩信、彭越被诛，使淮南王英布十分恐慌。他私下集合军队，加强警戒，结果也被人告发谋反。高帝十一年七月，英布起兵反汉。刘邦抱病征讨，并于次年十月平定淮南地。至此，异姓诸侯王中只剩下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对汉王朝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在解决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又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王，在文景时期，又一次构成了对中央王权的威胁。汉文帝采用了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以越城为据点，联合其他六个王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反叛，历史上称为七国之乱。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军镇压，用了3个月的时间，终于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景帝又借机削落诸侯国领土和把诸侯任免官吏的权利收回，自此，诸侯名义上是封君，但已失去政权了。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得以彻底解决，解决了同姓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通过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的努力，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步得到了加强，这为汉武帝时期的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

2.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西汉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是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秦朝残酷的刑罚、沉重的徭役,人民苦不堪言,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陈胜、吴广首举义旗,项羽、刘邦终灭暴秦,之后刘邦战胜项羽,建立西汉，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凋蔽，国家破败不堪，汉初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政策。汉高祖、惠帝、吕后时期，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文帝继续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景帝时期，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位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3.西汉前期货币理论的发展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准备了强大的思想基础。西汉前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由国家控制货币铸造权，逐步得到了一些政治家的认可和提倡。主要有贾谊的禁铜布论，晁错的货币国定论以及桑弘羊有关货币改革的理论，文帝事情实行使民放铸的货币政策，贾谊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着想，他反对使民放铸，他认为私铸货币其一，因为郡县铸钱各不相同，“听民放铸”会导致“平称不受，法钱不立”，造成钱文大乱 ，致使钱币混乱。 其二，由于私铸盈利多，将使“农事弃捐”，妨碍农业生产，致使“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从而影响社会。其三，“听民放铸”的重利会导致“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私铸货币时只有掺入劣质金属才能谋取暴利，允许私铸货币则必然诱使人民犯法，而私铸犯法者多了以后，法将无法服众，法律也形同虚设。 晁错提出货币国定论，他在《论贵粟疏》中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即货币价值由国家或帝王赋予。桑弘羊在贾谊和晁错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货币改革的理论，取销郡国铸钱的权利，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郡国把所铸的旧钱销毁，把铜送到中央；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为全国唯一同行的货币。这一理论直接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政策准备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二.汉武帝时期货币改革的内容

汉武帝执政期间，一共进行了六次货币改革。

1．第一次货币改革是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年）春二月行三铢钱。《汉书·武帝纪》师古注曰：“新坏四铢钱造此钱也，重如其文。见食货志。”这次发行的三铢钱，改变了西汉前期货币发行的传统做法，三铢钱系纪重钱。汉初承秦制，铸半两钱，钱币的实际重量与纪重不符，从汉高祖的荚钱到吕后的八铢钱，再到汉文帝的四铢钱，它们的实际重量分别是3铢、8铢、4铢。而币面价值却都是半两钱，也就是12铢，尤以榆荚半两为甚。三铢钱的实际重量与纪重相符，一改半两与实重不符的钱文，使铜钱从称量货币回到按数计值的铸币状态，从实际上杜绝私自铸币。此次的改革在形制上也有所改进，将钱币的正面铸有外郭，这也是为了防止人们把铜钱的外边剪磨下来，熔化后再进行铸钱。武帝即位伊始，为了铸钱图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并没有销毁四铢钱，而是在四铢钱的基础上发行三铢钱，这样减重发行，节省铜材，扩大了货币的发行量。这是自秦半两以来第一次改变币文，为以后行用五铢钱提供了借鉴。

2．第二次货币改革是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史载：“有司一言曰：‘今半两钱，法重四两’”。三铢钱只实行了五年，就被废除了。因为三铢钱与四铢重的半两等价流通，再加上盗铸盛行，故三铢未能坚持流通，继续恢复半两，实重4铢的四铢钱，这又回到了钱币的实际重量与纪重不符的老路了。但是这次实行的四铢钱与文帝时期存在不同，他保留了之前铸造三铢钱铸有外郭的做法，防止民间取巧，剪边铸钱。故被钱币学家称为“武帝半两”。这一次的改革是由于汉武帝一改文景时期的无为而治的方针，内兴功利，外事四夷，连年征伐，开拓疆土，国家财政空前膨胀，很快便耗尽了文景时期积累的社会财富，因此通过不断更换货币，来达到铸钱图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

3.第三次货币改革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汉武帝下令重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史记·平准书》载，“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闲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熔，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馈，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勤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圆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此次改革是汉武帝历次币制改革中动作较大的一次。这次的改革有三点内容：其一，销半两钱铸三铢钱，这次改革和第一次铸三铢钱不同的是，第一次改革是在不废除半两钱的基础上，发行三铢钱。而这次是废除半两钱，禁止半两钱在社会上流通，在这个基础上，更铸三铢钱。这样的做法目的就是铸钱图利，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其二，发行大额虚币皮币与白金。而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制造出来的皮币，只供王侯宗室之用，使他们向中央政府的纳贡不受劣钱影响。而白金币币值介于三铢与黄金之间，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比过去更加复杂的货币体系。中央政府通过手中积累的此前并非货币的银锡，定以高价，即可借机剥夺大商人的财富，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所谓皮币，只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一尺见方，周缘饰以彩边，就值四十万。白金币，实际是银与锡合金制造的铸币，分为三种：一是圆形龙币，重四两，值三千钱；二是方形马币，重六两，值五百钱；三是椭形龟币，重四两，值三百钱。皮币币材由皇帝垄断，适用范围只在王侯宗室朝觐聘享，所以对市面和后世的影响都不大。白金币政府没有规定银锡的比例，也没有规定其成色，这样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铸币收入，也引起了社会上空前规模的盗铸。并且为了抑制盗铸，汉武帝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这次币制改革及禁民盗铸之令并没能在根本上遏制民间铸钱，币值较高的白金三品的推行反而刺激了民间盗铸行为。“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这一酷吏，广泛株连，屡行大狱，“坐死者数万人”，一郡之中，甚至“连坐千余家”，百姓因惧怕连坐，“闻有逮皆亡匿”。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因盗铸而犯罪的人高达二百万的庞大数字。其三，“文如其重”。使铜铸币的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恢复一致。这次货币改革，首先是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其次是打击与皇权对立的社会势力，强化集权的政治措施，与敛财的目的紧密相连。汉武帝改币的另一目的是“摧浮淫并兼之徒”，即打击一切富有的，不积极支持大一统政治的“豪富”。“豪富”包括豪强和富商大贾。他们在孝惠高后、文景时期，政治无为，经济放任，豪富兼并土地，“管山海之利”，势力发展很快，到景武之际，酷吏兴起，“锄豪强并兼之家”，这标志着豪富势力已成为新一代的社会势力，与中央政府开始正面冲突。汉武帝在财政困难时，曾吁清富人输财报国，但豪富“莫应”“不佐国家之急”。在民间，私铸钱成为豪富膨胀经济实力的重要手段，于是有以豪富为重点打击对象的虚币敛财政策的出笼。此次的货币改革一方面“摧浮淫并兼之徒”，另一方面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4. 元狩五年（前118年）仅仅在上次改革一年后，汉武帝进行了第四次货币改革。改革内容是 “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即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半两也被明令废止。“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镕焉。” 当时的盗铸铜钱者往往通过磨取得到铜屑，再将铜屑镕铸为钱。“周郭其下”的五铢钱因为有郭为保护，难以被磨取铜屑，故能够有效防止盗铸。元狩五年的这次币制改革，汉武帝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这种五铢钱称“郡国五铢”，或称“元狩五铢”。改铸五铢钱的主要目的是在市场上树立货币信誉，以稳定金融，使私铸者因无利可图而自动放弃私铸，从而彻底解决私铸问题。

5.第五次货币改革是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在第四次货币改革中铸造的郡国五铢，由于各地铸币的技术水平及铜矿的成分参差不齐，再加上各地官吏对命令的了解与奉行不一，所以所铸钱币的差别很大。有的郡国五铢与原来的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或肉厚。总而言之，这些质量差的郡国五铢基本上都有偷工减料使钱重达不到五铢的现象，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钱越铸越轻，越铸越粗劣。郡国官吏旧习难改，通过这种手段中饱私囊。这令五铢有可能重蹈汉半两、三铢的覆辙。为扭转上述“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 的被动局面，于是汉武帝实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即赤侧钱是赋税专用货币，由京师钟官铸造，郡国不能铸造。一枚赤侧钱可以对换五枚郡国五铢，并且铸造赤侧钱的时候，在钱币的内外郭都度上赤铜。这次改革其实是对郡国五铢钱的一种排挤政策。

6.第六次货币改革即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年）将铸币权从各郡国收归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对五铢进行统一铸造和发行。“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 由于赤侧五铢的比价是郡国五铢的五倍，在流通过程中产生诸多不便，而且因为其盗铸获利更多，故吸引了私铸与盗铸者铸赤侧五铢。经过数次币制改革，汉武帝看到完全出于国家财政需要进行币制改革并不可能杜绝盗铸钱币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铸币权。因此赤侧五铢铸行二年后，因为“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这次币制改革实现了铜料国有政策，不仅禁止私人铸钱，而且禁止郡国铸钱，把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即“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汉武帝的币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较大成功。

三.汉武帝时期货币改革的总结

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虽然属于经济措施，但货币制度的变化要引起社会剩余产品占有者之间分配的改变，因此货币改制若要成功，除了符合货币原理之外，还必须有政治上的压倒性优势。货币制度的统一，是政府能够持续获得一定数量的铸币利润，以稳定的通货支持官营工商业，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货币制度的统一，还切断了豪富膨胀势力的一大财源，加强了中央集权政府的政治统治。同时五铢钱制度的确立，对中国货币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对外征伐不断，中央财政从此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丰盈一变而为入不敷出的困局。“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此即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

2.打击豪富，加强中央集权。在汉武帝时期，豪强和富商大贾，政治无为，经济放任，豪富兼并土地，势力发展很快，与中央政府开始正面冲突。“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富商大贾富可敌国，恰与窘困的中央财政形成了鲜明对比，矛盾也迅速尖锐化。因此汉武帝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更钱造币”除了“赡用”之外，还采用“摧浮淫并兼之徒”。由于郡国诸侯的存在对中央也是一种威胁，汉武帝又发行赤侧钱，以一当五，并且规定赤侧钱是赋税专用货币，由京师钟官铸造，来排挤郡国五铢钱。为了垄断铸币权，禁止郡国和私人铸造钱币，并颁布了严厉的法令。

3．五铢钱制度的确立对中国货币制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五铢钱的行制、轻重大小最为合适，所以从西汉中叶到唐初近七百年间，各代封建王朝基本上都沿用五铢钱制度。币制的统一，铜钱的铸造权收归中央使得汉初以来长期存在的币制不稳、货币流通混乱的问题获得了解决，进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也基本上遵循这一原则，把控制铸币权作为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

参 考 文 献

1、《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年第一期

2、席会坤，《汉代钱范分类研究》

3、宋康年，《略论五铢钱制的演变与西汉几种货币思想》

4、曹春山，《试论西汉初期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2010年11月

5、司马迁著，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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