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近代银行业出现的背景…………………………P3

二、晚清银行业的数量和发展状况…………………………P4

三、民国时期银行业的发展……………………………P5 四、近代银行业的发展的历史启示…………………………P7

内 容 摘 要

银行是最重要的现代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资本、充当债权人和债务人中介的资本企业。他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近代银行指鸦片战争至清朝末年(1840～1911)中国出现的银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银行业在外国金融资本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起步维艰，成长困难。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中国自办的银行不过十几家，且主要是官办或官商合办的银行，银行资本力量薄弱，业务发展缓慢。

 纵观中国近代银行业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业并没有完成它所应该担负的筹集巨额资本以促进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尽管在抗战以前，中国银行业已经把目光转向扶植民族工商业，但这距离以巨额资本投放民族工业、促进中国经济的起飞还相距甚远。银行业未能完成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原因固有多端，而政府未能负起动员资金以供投资的任务，反而把银行业从社会筹集的资金绝大部分都耗费于非生产的用途上，使本来就有限的资金未能用在工业化这一正确目标上，实为重要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认为，抗战前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全社会未能提供可供投资的巨额剩余资金以供工业发展，而在于未能最终建立将全社会剩余资金导入投资民族工商业的运行机制。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中国产业发展幼稚，银行业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建立伊始就被迫同政府财政结缘，其发展是同政府公债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中国银行业也就不可能对社会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而且银行业自身也受到政府财政的影响，时时受政局变化的牵制。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政府逐步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对银行业进行多方限制和统制，使得本应成为社会经济“百业之首”的中国银行业逐步丧失了银行的特殊功能。其国家银行非但不能承担稳定金融秩序、推进全社会进步、为社会提供建设资金的任务，却成了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搜刮工具，成为全国金融秩序混乱的制造者。而商业银行在国民党政府控制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业务经营日见萎缩，逐渐失去了商业银行的正常功能，被迫从事投机事业以自保，陷入了严重困境。到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各商业银行被胁迫交出全部外汇资产，蒋介石密令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200余万两从上海运往台湾。在一片慌乱中，宣告了国民党政府金融垄断统治的破产。而民族资本的商业银行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影响下，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成为当代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之路

银行是最重要的现代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资本、充当债权人和债务人中介的资本企业。他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近代银行指鸦片战争至清朝末年(1840～1911)中国出现的银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银行业在外国金融资本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起步维艰，成长困难。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中国自办的银行不过十几家，且主要是官办或官商合办的银行，银行资本力量薄弱，业务发展缓慢。

一 、 近代中国银行业出现的背景

早在1859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编》中就提出了“设银行”，但当时只是把银行理解成发“银纸”（钞票）的机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写了《银行》上下两篇，提出了创办银行的主张。

中国银行业产生的历史条件：首先是帝国主义在华金融业的刺激。到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在华金融业已有雄厚的基础。帝国主义银行的优厚利润对刺激中国的官僚、商人、买办等创办本国的银行有很大的作用。帝国主义操纵中国财政金融的情况也必然刺激中国人产生收回财政金融权利的要求。其次，新式工况交通事业的兴办，对银行的创办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盛宣怀建议开办中国通商银行就是直接和铁路的修筑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对于国家银行的创办来说，解决财政上的困难是主要的动机。

如同工业中有官办工业、商办工业一样，银行也有官办银行和商办银行之分。中国的第一家银行是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5月又盛宣怀创办于上海，并先后在各大行省设立分支行。招商股五百万两，先收半数，并商借度支部库银一百万两。1898年中国通商银行取得了“各省关嗣后凡存解官款，但系没有该银之处，务须统交该行收存汇解”的特权。中国通商银行虽然是商办银行，但实际掌权的盛宣怀是大官僚，是洋务派中的显要人物。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洋务派官僚在官督商办企业中营私舞弊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商人很害怕清政府和官僚们的吞并与勒索，这些情况不能不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基础雄厚的帝国主义在华金融势力使通商银行受到严重的威胁。还在筹办过程中，通商银行就要借助于旧式金融业。通商银行带有严重的买办性。

1903年清廷为整顿币制，决定在北京设立铸造银钱总厂。1904年3月财政处提出，铸造银币后，“尤需设有银行，为之操纵维持，始能畅行无阻”。这就是1905年创办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的直接原因。户部银行是官商合办，由户部管理。1908年邮传部奏请按照日本兴业银行的模式设立交通银行，官商合办，股本银五百万两，邮传部认股四成，招募商股六成。

据统计，自1897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共设立过十七家银行，其中，到清末还存在的银行有十二家。各类银行都是官股占很大比重，商股的很大部分也是官僚资本。其原因就在与银行比工业更多地收到官府的控制与勒索，到使商人疑虑重重。封建政权是中国近代金融业顺利产生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由于中国币制不统一，各地滥发纸币，外国银行乃拒用中国钞票，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国金融的混乱。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已为外国银行所把持，还由于旧式金融业比新式银行业的基础雄厚，所以银行产生以后，业务难以展开，处境很困难。大清银行也树立不了国家银行的威信，发挥不了国家银行的作用，许多银行都把争取纸币发行权作为唯一有利可图的事业。特别是各省官银钱号，滥发钞票，既无准备，也不收回，这些纸币大都无信用可言，只能在本省流通，成为人民群众的沉重负担。所以，这些银行实际上只是做了反动政权进行财政搜刮的工具，而在调剂金融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方面几无作用可言。

（一）传统的金融机构

投资创办票号的多为山西人，故通称“山西票号”。票号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中的矛盾，所以最初是由商店转化来的票号的主要业务是经营异地之间的汇兑，最初只接受私人汇款。自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开始经营官款的汇兑。1864年以后，票号几乎垄断了京饷和协款的汇解。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年，票号的业务还有所发展，但是，这时的票号已是危机四伏了，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外国银行插手埠际汇兑，已使票号的汇兑业务受到威胁。十九世纪末，第一家本国银行成立。二十世纪末，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各省银行次第产生，公款的汇兑业务被夺走。银行存款的利率比商号高，存款业务也逐渐被夺走。据1908年京都祁、太、平票邦至山西总号的公函谈到：“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可是票庄仍泥古不化，顽固拒绝向银行投资或改组为银行。待到辛亥革命爆发，票庄的后台清王朝垮台，垫解之公款，无人承担；京中王公大臣之放款，很难清理；“私人接待款项，或去职而逃避无踪，或解差而亏空尚多”。“各家损失奇重，约计皆在百万以外”。多数票庄相继倒闭。

钱庄南北皆有，但以长江流域为主，各地名称不一，业务也不尽相同，不过，一般说来，钱庄最初的业务是精英印钱的兑换，进而经营由这种兑换引起的存放款业务，有些地方的钱庄也有发行钱票在市面流通的。就资本来说，上海钱庄最为重要，它的演变也最具有典型意义。早期钱庄的投资人是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行买办开始投资创办钱庄，辛亥革命前后，帝国主义银行的买办也开始投资于钱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上海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第一大商埠之后，上海的钱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后，庄票的作用显著扩大，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它成了进口贸易中的信用凭证。鸦片战争前，经营银钱兑换是钱庄的业务之一。鸦片战争后，钱庄的兑换业务转移到银两和银元之间来了。可以说从1913年至1923年间，除自行收歇者外，没有一家倒闭，可以说是钱庄的“黄金时代”。但由于钱庄多从事于股票、地产、公债等一系列的投机活动，所以其基础极不稳固。本国银行力量的增长、废两改元的主张日渐抬头，都使钱庄的力量日渐削弱。同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产业资本有所增长，商品流通也起了变化，钱庄的带有浓厚封建性的业务方向、经营技术与组织制度都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钱庄作为外国银行代理人的地位及其在本国金融业中的优势就逐渐由本国银行所代替。

二 、 晚清中国银行业的数量和发展状况分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近代中国银行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据1950年的调查，全国华商银行数为一百四十一家，开设在江苏的最多，达四十四家，其次，河北三十七家，再次浙江、山、东、广东各九家。按城市来说，上海最多，三十三家，北京二十三家，天津十四家。

1920年以前银行的发展比较平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与此相适应，这一阶段的银行业务发展较快，资本积累也较多，所以，应该说这一阶段银行的发展较为正常。银行发展的高峰实在1921年及其以后几年内。这时，中国民族工业即将进入萧条阶段。仅此一点就是以表明这时银行的发展与工业的情况是不相适应的。

这个时期银行业的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大量发行公债和银行进行公债投机的结果。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既然和反动政府滥发公债以及滥借滥用息息相关，所以每当公债信用破产或政府垮台时，银行必然随之破产或倒闭。这时期由于公债投机开设的银行固然很多，但倒闭的也确实不少。可见，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表面的发展是畸形发展，是很不稳固的。

银行进行公债投机，所发挥的作用，主要就是资助军阀进行混战，结果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银行的主要活动是进行公债投机，这是不正常的业务活动，银行不愿向产业放款，即使放款也是利息很高。当时银行存款的主要来源，乃是军阀官僚的存款官僚把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财富存于银行，银行也极愿意和军阀官僚来往，以此达到营业上得到官僚庇护的目的。

中国银行，不仅在资金来源和出路方面表现出他的封建性，而且有许多官僚军阀本人就投资于银行，属于民族资本开设的数目很少。

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可以看出，为了给帝国主义效劳，官僚买办投资于银行业，控制中国的金融，在财政上支持军阀政府，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支柱。帝国主义不仅要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还要从政治上控制中国，买办阶级也争取参与军阀证券，北洋军阀政府就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府。买办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他在中国反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一）外资银行的发展状况

1.外国在华银行：

鸦片战争后至清末，英法、德、日、俄、美等国在中国设立了数十家银行1845年。

丽如银行

中国第一家外商银行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行，两年后在香港发行钞票，这是流通于中国市场上的第一批外国纸币。1848年又在上海增设分行。

麦加利银行

1857年，英国的麦加利银行（现在香港称渣打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其业务以存款、放款、汇兑为主，并发行钞票。

汇丰银行

1864年英国开办汇丰银行，总行设在香港，是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商。银行，1865年在上海设立分行，随后又在中国许多城市设立分行。汇丰银行是由在远东经营多年、富有经济侵略经验的英国大洋行和资本家集资创办的。它以中国为经营重点，凭借政治特权取得业务经营上的优势，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它握有存储保管和收支拨解中国关税和盐税的大权长达数十年，对中国财政有相当程度的支配作用。1889年德国在华开办德华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并在青岛、济南、天津、汉口、北京等地设有分行。该行曾在中国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并参加帝国主义对华贷款的银行团。

正金银行

自1893年起，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作为执行日本政府政策的工具陆续在上海天津汉口、北京、营口、大连、铁岭、长春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以正金银行为首的日本金融势力在东北特别雄厚，在日俄战争以后，极力排斥俄国势力，以图垄断东北金融。

东方汇理银行

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是一家以越南为活动中心的殖民地银行，1899年在上海设分行，以后又陆续在广州、梧州、天津、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行。名为“合办”的华俄道胜银行，实质上是帝俄侵华的帮凶和工具，该行在中国东北地区势力很大，日俄战争后受到日本金融势力的排挤和打击。美国花旗银行于1902年在上海设立分行，以后又相继在各大城市设分行。除以上银行外，在中国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还有荷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英国的呵加银行、汇隆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等。

（二）华资银行的发展状况

随着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与商品经营的范围不断扩大，对资金的需求随之增加，信用工具的流通使用日益广泛，为中国银行业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外国在华银行凭借种种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通过经营清政府的赔款和借款，掌握了中国的关税，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和对外贸易，赚取了惊人的利润，从而刺激着中国自办银行的欲求，加之清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统治阶级也想通过办银行增加财源，以摆脱财政困境。

中国通商银行

由清朝官僚盛宣怀[]创办于1897年5月27日，是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其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办法模仿汇丰银行，并聘外国人担任“大班”，执掌业务和行政大权。

总行第一任大班是在汇丰银行任职数十年的英国人美德伦中国通商银行资本额定为白银500万两，先收半数现银250万两，并商借户部库银100万两。

该行创办资本中的主要投资者，多是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和商人。这家银行形式上是商办的民族资本银行，实际上处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僚买办和封建势力的共同控制之下。

中国通商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并陆续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地设立分行开办之初，除经营存款、放款业务外，清政府即授予发行纸币的特权，并兼办代收库银的业务。

户部银行（大清银行）

中国最早的中央银行， 1905年在北京开业。该行资本额为库平银400万两，户部认购半数，其余一半由私人认股。

在户部银行开办之初的三年中，陆续在上海、天津、汉口、济南、奉天(沈阳)、张家口、营口、库伦（乌兰巴托）等地设立分行。

1908年，户部改为度支部，户部银行亦改称大清银行，资本增至库平银1000万两。

清政府颁布《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重申该行为国家赋予发行货币、代理国库及代政府经办公债和各种证券特权的国家银行。

则例明确规定了大清银行的八大业务：

①短期拆息；

②各种期票之贴现或卖出；

③买卖生金银；

④汇兑划拨公私款项及货物押汇；

⑤代为收取公司银行商界所发票据；

⑥收存各种款项及保管紧要贵重物件；

⑦放出款项；

⑧发行各种票据。

1908～1909年间，在原户部银行机构的基础上，增设了重庆、南昌、杭州、开封、太原、福州、长春、广州、芜湖、长沙、西安、昆明、江宁（南京）等13个分行，并在成都、温州、厦门、吉林、香港、青岛等地设立分号。

清王朝灭亡之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史上的重要银行，于1908年1月由清政府邮传部在北京设立。

清政府建立交通银行的目的，是设置一个附属于邮传部的银行，以办理轮船、铁路、电报、邮政四种事业的款项收付，包括必须由银行办理的存款、汇兑借款等等，以便集中资金，妥为营运，改变过去款项分头存储，此盈彼绌，不能互相调剂的状况，同时又可利用银行筹措资金，经理债票、股票，借以振兴轮、路、电、邮四政事业。

交通银行资本定为库平银500万两，邮传部出资200万两，是最大的股东，其余 300万两招商入股。

交通银行除经办轮、路、电、邮四政的存款、汇兑、拆借等业务外，还极力承做普通商业银行的存款、放款、汇兑、贴现、买卖金银、代客保管贵重物品、发行银行券及各种银票等业务。

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是清末成立的两家最重要的国家银行。同时期，各省为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大都设立了各省的官银钱号，这些官银钱号多数具有某种地方银行的性质，其中也有一些称为银行的，如1909年成立的广西省银行、1911年成立的四川银行等等。

3.民族资本银行

1906年在中国出现第一家纯粹由私人资本创办的商业储蓄银行。

信成商业储蓄银行

无锡富商周延弼在日本考察银行后回国创办信成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并在无锡、北京、南京、天津等地设有分行。该行是中国较早开办小额储蓄业务的银行，凡满一元就可起存生息，不论农工商民的零星款项均可存储该行于辛亥革命后停业 。

三、 民国时期的银行业发展

华资银行的发展状况（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给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银行业在与政府结缘、投机公债的特殊条件下发展起来。本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民族工商业衰败之中，近代银行业则仍然靠投资公债、地产而畸形发展，投资工矿事业者实微不足道。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近代银行业逐步向商业银行发展，力图摆脱政府的控制。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政府逐步控制全国金融体系，并施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最终导致了社会的震荡。本文试就近代银行业与中国工业化以及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进一步寻求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建立新式银行的问题上，清政府顾虑重重，迟疑不决，亦是导致中国近代银行发育缓慢，原始积累不充分的重要原因。在19世纪后期，中国传统的金融信用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外国银行纷纷来华设立分行，很快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国际贸易，吸收国人大量存款，非法在中国发行纸币；通过对钱庄的信贷，控制中国的主要信用机构。面对金融制度的危机，许多人建议学习西方，建立近代银行，以改造传统信用制度。清政府却置若罔闻，听任外国银行自由发展，在华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对外国商人和一些政府官员自办银行的意见则一压再压，甚至对盛宣怀准备办银行一事亦满腹疑虑（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10、10页。）， 致使中国人自办银行的事业长期议而不行。在1897年以前，中国在建立近代银行制度方面几乎一事无成，丢失了整整半个世纪资本积累的时间，使1845—1897年这段时间反成为外国在华银行资本积累的重要时期。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幼稚，亦限制了中国银行业资本积累的速度。中国的产业，在鸦片战争以前，停滞于自给自足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中，没有经过自发的产业革命。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方面虽然在某种程度内客观地刺激了中国新式工业的初步发展，一方面却又以一种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形态阻挠中国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国内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更是压迫备至，极力摧残。到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建立的时候，中国产业的发展仍极为落后，能够投资银行的当时只有招商局和电报局两家官督商办企业，这两家企业名为官督商办实际是官僚投资居多；通商银行的商股中亦有亦官亦商的张振勋和严信厚分别投资10万两和5万两（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10、10页。），纯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极其稀少。 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阶段，银行能够吸收民族工商业存款的数量亦很少，许多企业很少赢利，几无游资存入银行。由于没有得到近代企业资本的强有力挹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原始积累过程十金城银行在近代中国银行业中以工业放款和投资比重较大而闻名，1937年金城银行的全部放款中工矿企业和铁路放款占42.2％，这样大的比重，在当时的银行中是少见的。该行指出：“银行在社会事业之立场，必须兼顾公共之利益。故本行授信（放款）业务除注意收益性外，其公益性也素所重视，凡能裨于社会建设者，虽薄利亦所不辞，否则，纵能博得厚利，不取也。”（注：金城档案：《金城纪念刊》。）并要求各行：“于承做放款时……遇有某种事业对于国家社会确有贡献或于本行职责及声誉确应承做时，应随时商请总处办理。”（注：金城档案：《行务会议议决案》，1935年1月23日。）金城银行在北方时期大力支持发展纺织、制碱、面粉、煤矿四大工业生产，简称“三白一黑”。浙江兴业银行十分强调该行创办本旨在振兴实业，并在以后历年的营业报告中多次重申，因而在日常业务中，放出款项往往压低利率，优先照顾信誉较著的企业、商店，与民族工商业的关系建立较早。如近代企业家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时，因资金不足未能开工，张謇来沪与浙兴商议，浙兴在本身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贷款25万两，对大生厂的开工起了决定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得到浙兴放款的民族工商企业先后有600余家，其中20余家临危得到解救（注：《旧上海的金融》，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10—111页。）。1932年，为了扶助民族工商业企业，中国银行发起组织了国货厂商星五聚餐会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促进国货产销渠道的畅通；在资金融通上，利用多种贷放方式向国货企业投放资金，以维持和扩大再生产。 许多史实证明：本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业在逐渐完成了早期的原始资本积累，有了一定的资力的情况下，开始走出兴起和发展初期那种两难境地，开始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一定的放款和投资。这虽谈不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大的促进作用，却可以说对困难中的民族工业进行了扶持。

纵观中国近代银行业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业并没有完成它所应该担负的筹集巨额资本以促进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尽管在抗战以前，中国银行业已经把目光转向扶植民族工商业，但这距离以巨额资本投放民族工业、促进中国经济的起飞还相距甚远。银行业未能完成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原因固有多端，而政府未能负起动员资金以供投资的任务，反而把银行业从社会筹集的资金绝大部分都耗费于非生产的用途上，使本来就有限的资金未能用在工业化这一正确目标上，实为重要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认为，抗战前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全社会未能提供可供投资的巨额剩余资金以供工业发展，而在于未能最终建立将全社会剩余资金导入投资民族工商业的运行机制。 四、 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启示 中国银行业伴随着近代社会的进步而产生，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结果。随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它开始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本应成为推动全社会进步的动力，成为社会建设资金的最主要供应者。但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制约，中国银行业最终未能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梦想，却在战争、国家高度垄断、政府施行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作用下，银行正常功能丧失殆尽，最终同政府财政一起走向崩溃的边缘。 如前所述，中国银行业不是直接从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而和产业关系不密切，却同政府财政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近代的银行大都以向政府垫借巨款、承销政府公债起家，许多银行都把政府借款“视为投机事业，巧立回扣、手续、汇水各项名目，层层盘剥，与利息一并计算，恒有至五分以上者，殊属骇人听闻”（注：《银行杂志》3卷6号。）。从中国银行兴起到本世纪20—30年代银行业的发展时期，同政府财政挂钩的垫款和公债业务都是银行业的最主要业务。 经营公债和对政府放款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北洋政府时期，政府更替频繁，后任政府往往不承认前任政府的债务，放款的银行也就无法把借款收回，许多银行因此破产倒闭。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后，仍然以向银行业借款和发行公债来筹集财政开支，银行业对政府公债仍然是趋之若鹜，以战前的1933年为例，1933年底全国公债余额的9亿多元中， 至少有4～4.5亿元的数额是握在国内银行界之手。（注：据浙江兴业调查处统计数字统计，见《中国的银行》，第74页。）这种各大银行将大部分资金投资政府公债的现象，实为银行业最危险的举动。吴承禧在1934年曾指出：“银行的资金，大都来自社会，本非银行自有，今银行以社会付托之资金，贪图厚利，提供政府，如一朝政局骤变，篮坠卵碎，两手皆空，危险岂不太大！且银行界对于内债的投资，昔之眩于厚利者，今则以欲保持以往投资的利益起见，势成骑虎，有愈陷愈深之慨。此种情形，岂能任其长久继续！我们很怕中国银行业的全体，将来或许有一天，会随着财政崩溃以俱亡哩！”（注：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81页。）蒋介石集团在抗战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尽可能多地掠夺财富的通货膨胀政策，通过法币贬值的手段来解决偿还政府借款和公债问题。战前各大银行曾大量购买公债和借款给国民党政府，但战后国民党政府归还时却只按当时的数额和利率归还，在数十万倍数的通货膨胀下，实际上等于赖账不还却又赚回了有借有还的面子。 中央银行连同国民党政府控制的中国、交通、农民银行高度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务，控制了全国工矿、交通、农林企业的贷款、投资权。国民党政府利用四行，将全国商业银行及其他半官半商的银行吞并或控制起来。如具有悠久历史的三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曾于1935年发生挤兑危机，政府借名“救济”，以500万元资金加入三行，对三家银行进行兼并，使其成为支属银行。此外，其他重要的商业银行，比如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上海、新华等银行，都因渗入了官僚资本的股份而受到控制。（注：许涤新：《官僚资本论》，海燕书店1949年版，第53—58、99、103页； 《银行周报》第991号。）还有许多银行如金城、大陆等，虽未被直接控制，但无论在业务上、资金上都没有独立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国家银行非但未能向商业银行提供有关服务，以助其应付金融危机，反面乘商业银行危机之时，对其进行打击和兼并，这时的国家银行已完全丧失了应具有的服务性职能，走向了反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中国产业发展幼稚，银行业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建立伊始就被迫同政府财政结缘，其发展是同政府公债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中国银行业也就不可能对社会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而且银行业自身也受到政府财政的影响，时时受政局变化的牵制。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政府逐步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对银行业进行多方限制和统制，使得本应成为社会经济“百业之首”的中国银行业逐步丧失了银行的特殊功能。其国家银行非但不能承担稳定金融秩序、推进全社会进步、为社会提供建设资金的任务，却成了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搜刮工具，成为全国金融秩序混乱的制造者。而商业银行在国民党政府控制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业务经营日见萎缩，逐渐失去了商业银行的正常功能，被迫从事投机事业以自保，陷入了严重困境。到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各商业银行被胁迫交出全部外汇资产，蒋介石密令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200余万两从上海运往台湾。在一片慌乱中，宣告了国民党政府金融垄断统治的破产。而民族资本的商业银行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影响下，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成为当代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一部分。

参 考 文 献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10、10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10、10页

金城档案：《金城纪念刊》

金城档案：《行务会议议决案》，1935年1月23日

《旧上海的金融》，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10—111页

《银行杂志》3卷6号

据浙江兴业调查处统计数字统计，见《中国的银行》，第74页

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81页

许涤新：《官僚资本论》，海燕书店1949年版，第53—58、99、103页； 《银行周报》第9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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