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概述2

1.1历史背景2

1.2课题论述意义2

二、明朝后期的时代特点3

2.1明朝后期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3

2.2明朝后期频繁的战争与自然灾害对明朝经济的影响4

三.明朝后期的白银货币化4

3.1白银货币化的形成背景4

3.2政府财政收支与民间商品贸易的白银货币化5

3.2.1 政府财政收支的白银化5

3.2.2 民间商品贸易的白银化6

四.明后期的海上贸易与白银贬值7

4.1 明朝后期繁荣的海上贸易7

4.1.1 明朝后期的“银荒”对海上贸易的促进7

4.1.2 打破“海禁”的“隆庆开放”和私人海外贸易8

4.2明朝后期与日本、美洲的贸易关系及其引发的通货膨胀9

4.2.1 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9

4.2.2 明朝后期与美洲的贸易关系10

五.明后期通货膨胀和政府的税收问题11

5.1 明朝后期的海关税收11

5.2 明朝后期的农业税11

5.2.1 明朝后期的粮价12

5.3 明朝后期的商业税12

5.4 明朝后期偷税逃税漏税问题严重及增税困难13

六.从白银货币化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看明后期通货膨胀对现今的启示和教训13

参 考 文 献14

一、概述

1.1历史背景

明朝后期，是嘉靖至明末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是传统封建社会向新型近代社会转型的开始世界经济一体化或称经济全球化的起点，明朝后期的通货膨胀，须选定一种货币为视角，而明代的法定货币经历了以下这四个阶段：铜钱——纸钞——银钱钞兼用——白银时期。“大明宝钞”因迅速贬值，过早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明后期，它只具有一些符号意义，没实际价值。铜钱不仅制式混乱，质地不一，且官铸不足，私铸横行，以致劣币驱逐良币，明代后期贬值迅速。而白银作为货币贯穿着明代始终，明朝后期是中国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时期。当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情况下，以白银为视角来研究通货膨胀便具有实际意义。税收是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所以论及明朝通货膨胀不得不涉及明政府的财政和税收。白银货币化下的中国与世界有着怎样的联系，这时期的通货膨胀又留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和教训。

1.2课题论述意义

 从秦汉至清末，中国计有通货紧缩9次，通货膨胀19次 。由此可见，与通货紧缩相比，通货膨胀更加频繁的出现，更加强烈地破坏着中国的经济。且“历史总能惊人相似的重复上演”，所以研究史上出现过的通货膨胀显得很有必要。它们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对当时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在财政危机面前，政府如何作为？采取何种政策？财政危机背后又存在着什么问题？对今天的国家政策有什么启发？这些问题都是值得今人思考探究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同时，明朝晚期白银货币化的确立，还推进了中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市场经济萌芽以前所未有的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从此主动走向世界。当中国经济不再是一个封闭实体，与世界市场融合时，研究他的货币价值便更具有其近代意义。

二、明朝后期的时代特点

2.1明朝后期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

 在明朝中后期，政治衰象开始显现，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帝王腐化。比如有嘉靖皇帝吞云吐雾，志在修真成仙；如万历皇帝沉迷酒色财气，荒淫怠政；如天启皇帝昏庸无能，朝臣中朋党林立，党争不息。第二，首辅柄全。严嵩父子贪贿、揽权。被抄家后，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第三，宦官专权。市井无赖出生的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专擅朝政，残害东林党人士，为所欲为。更有赋役紊乱，财政匮乏，边疆、海疆频频告急。而在经济方面，商品农业，民营手工业，商业空前发展国家货币实现银本位，白银流通。明朝后期社会的时代特点,概括起来讲，就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高度成熟,并开始起步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新的近代社会转型,晚明恰是转型的起点。这段时期，全国市场网络形成，工商业城镇蓬勃兴起 。在江浙一带的部分生产部门（纺织业等）零星的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具体形式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从而使民营手工业更加繁盛，却也进一步使得社会贫富分化更加严重。但客观上讲，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发展缓慢，困难重重，但却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段期间，政府的生产得到极大发展，社会产品丰富，但或许是心理传导机制、或许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又或许是国际传导因素等等原因最终使得物价持续上涨，构成物资丰富型通货膨胀。 

 总体上，国内外贸易繁荣，城镇经济发达，商品货币流通扩展，社会行业及其分工扩大，促进手工业发展生产的发展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社会经济走上以往各个历史时期都未出现过的代有某种“近代以前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直到明末，政治愈发腐败，社会阶级矛盾愈发尖锐。外有“后金”南下争雄，内有“闯王”揭竿起义，加上天灾频繁，使明朝中后期形成的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良好势头受到巨大的打击和挫折。

2.2明朝后期频繁的战争与自然灾害对明朝经济的影响

明朝后期可谓天灾人祸、兵连祸结，使国库消耗巨大，加重政府的财政危机。同时，战争和自然灾害对物资达大量损耗更使得社会出现物资匮乏型通货膨胀。嘉靖年间，政府就为荡除“倭寇”和边境战事开支大量军费，如嘉靖二十八年，“太仓银库岁入二百万两，以往岁支一百三十三万两，近年加至三百四十七万两。”嘉靖三十年，北京与当时的北部边境用于财政和兵事的支出共达五百九十五万两白银 。到万历中期，进行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耗银数百万两。结果是“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至天启七年 (1627年)前后十年间对后金用兵，也费银约6000多万两，出现“府库匾竭”的局面 。而明末期内有李自成起义，外有后金侵袭不断，内忧外患下，使得财政危机更加突出，据黄仁宇研究，明末各项军费概由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时民间所有之银，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 。可见开支的庞大。 

自然灾害频繁主要因为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正处于全球气候的一个“小冰河期”。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 。据不完全统计，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始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年年有灾，无灾不饥，无饥不大，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影响。连年大灾使得崇祯时期频闹饥荒，持荒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历代所仅见 。全国大面积的旱灾加上水、蝗、震、雪等自然灾害使得庄家收成差，从而军队粮饷供应不足，灾区赈灾困难。更引起饥民暴动，农民起义不断。其对农业的影响使得粮价飞涨，出现物资匮乏型通货膨胀。

三.明朝后期的白银货币化

3.1白银货币化的形成背景

 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洪武元年（1368年）至洪武七年（1374年）的铜钱时期、洪武八年（1374年）至宣德十年（1435年）的纸钞时期、正统元年（1436年）至嘉靖初为银钱钞兼用时期、嘉靖以后的白银货币化完成时期，经历了从明初“禁银”到后期“皆用银”的发展过程 。商品经济发展是白银货币地位确立的重要原因。明朝中期，商品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商业兴盛，国内出现一批大城市。商品交换的频繁、海外市场的不断开拓，使得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客观上也要求自身价值较高的白银来充当货币。明初，为了保证铜钱和宝钞的法定流通地位，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严禁使用金银的法令。但尽管禁银法令苛严，从朝廷到民间，白银的依然广泛使用；由于宝钞贬值迅速，民间和官方在衡量货物价值时，“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而且尽管明初禁银用宝钞，但仍有大明宝钞对银的比价，随着大明宝钞的日益衰落，银本位的确立已不可避免。“银本位”的最终确立是政府法令推动和民间不可逆转潮流共同作用的结果。“明代的白银货币化自民间开始，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展开。而最重要的展开方式为税赋折银 ，使白银在货币领域极大地扩展，逐渐成为了流通领域中的主要货币。同时，明后期也是世界新航路开辟以及新大陆发现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而此时欧洲发生“价格革命”，物价飞涨，商品匮乏，经济萧条，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正好满足他们的需求 。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多折合银价，更进一步促进明朝白银的使用。 

 直到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嘉靖八年 (1529年)政府规定解京白银皆铸成锭，并记年月、官吏及工匠姓名。从此，白银有了规定的成色、重量和单位，被定为了国家财政收支的计算单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实行以银代役的制度。官傣和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民间一切商品都用银计价，即使小额支付也用碎银或铜钱。到万历年间，白银的使用己相当普遍。隆庆元年(1567年)令 “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这是明朝第一次以法令形式规定使用白银，白银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

3.2政府财政收支与民间商品贸易的白银货币化 

 3.2.1 政府财政收支的白银化

 随着“大明宝钞”的贬值，政府出炉一系列政策来防止宝钞进一步贬值，在明仁宗之后，政府大力执行宝钞回笼政策，但其政策多是增加税种，税额等手段“治标不治本”。明英宗后，政府许多朝臣开始调整货币政策，驰用银之禁，折收“金花银”。正统元年，周铨上奏指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武臣都需要去江南领取禄米，路途遥远花费颇多。朝廷最后决定“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折收布、绢、白金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天下”。又有“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唯官俸用钞，钞雍不行”，其中提到的“米麦折银之令”，指的正是“金花银” 。“金花银”的征收，是第一次把正赋征收白银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其实际意义在于确定了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此后，白银能够光明正大的通行于商品市场。赋税白银化的终点为“一条鞭法”的实施。万历九年（1581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 将丁役、土贡等各项均归并于田赋之中，“计亩征银”。一条鞭法的实施意味着除了在苏、松、嘉、湖地区征本色米以供京师漕粮四百万石外，全国各行省之田赋全部由征粮改为征银。举凡国家税收、军饷官俸、京库岁需，民间贸易借贷无不用银。这就使白银的使用扩大到经济生活的每个领域，同时也表明白银正式确立了它的本位货币地位，白银本位最终确立。开征“金花银”以后，财政收入白银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领域逐渐的展开了 。从正统年间“金花银”的征收，到明代“一条鞭法”的实行，明代政府的财政收支完成了由实物向白银的彻底转变。财政收入的白银化还包括“盐课纳银”、“关税折银”和“以银代役”， 盐课纳银始于成化年间，但并没有成为确定的制度，直到弘治五年才使盐课折银制度化；而“关税折银”则始于弘治年间，到嘉靖八年完成制度化；以银代役始于成化年间，到嘉靖四十一年，一律以银代役的政策出台，“行各司府，自本年春季为始，将该年班匠通行折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从此，劳役制转变成白银货币税。而在政府的开支中，白银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随着成化、弘治朝后的“军费折银”和正德朝后的“官俸折银”的形成，政府开支白银化日益加深。发展至晚明嘉靖年间，白银支出已经充斥着政府支出的每个角落。

3.2.2 民间商品贸易的白银化

白银在嘉靖年间充斥着政府支出的每个角落，那么以之相对应的民间商品贸易呢？研究表明，明代的白银货币化是从民间开始的，而民间的广泛使用最终导致明代自上而下的白银货币化改革。 民间白银的货币化与政府的“禁银”政策和推行大明宝钞制度有莫大的关联，随着宝钞日益衰弱，民间的白银货币化日益完善。直到正统至成化时期，大明宝钞完全退出民间交易，绝迹于民间流通。白银交易在正统三年（1438）年后大增，白银大大的活跃于民间交易 。在正统以后，由于田赋徭役折银的日益增多，农民也卷入了商品经济的潮流中，许多农民不得不把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去换取白银以交纳赋税。导致交纳税赋时期，米粮贱卖，粮价出现较大波动。从契约来看，景泰与天顺年间，民间以白银交易为主体，以白银论价并成交的交易，分别占契约总数的90%和近94%，只残留了极个别的实物交易。至成化年间,90件契约中，无一例外地使用白银进行交易，从而说明在民间交易中完全实现了货币白银化。成化、弘治年间，随着政府收支白银化的深入展开，白银已成为商品市场主币，宝钞和制钱成为辅币，明代也成为真正意义的“白银时代”。

四.明后期的海上贸易与白银贬值

4.1 明朝后期繁荣的海上贸易

 4.1.1 明朝后期的“银荒”对海上贸易的促进

 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但白银供给不足的问题却日益突出了。由于此时政府仍在法律上施行“海禁”，所以白银主要来自国内的开采。由于国内对白银的需求量巨大，从嘉靖十六年 (1537年)至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的28年间，朝廷积极开采白银，形成了“公私交鹜矿利”的采银高潮。但据《明世宗实录》所载，嘉靖三十六年 (1557年) 各银矿所入白银数，总共才48271两 ，可见嘉靖年间的“采银高潮”仍无法满足白银的巨大需求。实际上，在明世宗即嘉靖皇帝即位后，《明实录》就终止了每年银课额的记载，所以明朝后期银课数额没有完整的记录。但据万明研究，进入明后期，政府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实际上已不足10万两，最多时每年也不过10万两或12万两。表明明朝后期国内的银矿开采已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白银的巨大需求。而且从嘉靖七年（1528年）到万历九年（1581年）政府的太仓银库岁入银与太仓银库岁出银的对比可以看出，嘉靖以后，明朝太仓库银一直都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反映出政府的财政已经非常拮据。另一方面，白银货币化使人们更多的重视白银价值，从而还出现大量白银被大官僚商贾作为私人财富集中并窖藏，减少了流通中白银的数量。同时社会上平民对白银周转的巨大需求加上朝廷的日益腐败和封建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终造成白银“求大于供”的局面，形成了“银贵物贱”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银荒”。在国内白银开采供应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使得人们将目光更多的投放海外。终于在隆庆初年，明政府不仅以法权形势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同时还打破了两百多年来的“海禁”，实施了著名的“隆庆开放”。到隆庆五年（1571）年“银荒”得到改善，这一年正好是美洲白银大量输入开始的一年。

 4.1.2 打破“海禁”的“隆庆开放”和私人海外贸易

明初，为了防御倭寇，维护沿海地区安全，明太祖多次下令施行海禁政策，其后明成祖等数位君王也重申甚至加重海禁的力度，然而“海禁”禁得了私人海上贸易吗？事实上是禁愈严，番货价愈高，犯禁出海的船只愈富多 。在嘉靖以前，私人海上贸易的势力仍较小，但嘉靖时，私人海上贸易甚至内外勾结，形成具有海商和海盗双重身份的私人海上武装走私集团，他们资本雄厚，船多势大，有钱有武装，如当时著名的海盗徐海，连抗倭名将胡宗宪也吃过他的亏。随着走私越来越多，实际上已发展到政府无力禁止的地步，而经历了嘉靖年间“倭乱”后的明政府也认识到在福建海禁已经不可能了。于是，隆庆元年（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登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史称“隆庆开放”。“海禁”之所以禁不住，主要由于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嘉靖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有明显增长，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扩大。此外，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人发现通往印度及美洲的航路，国际上对中国市场的需求更是大大增加。再加上政府的海禁和武力镇压，使得私人海上贸易不得不走上走私这条路，甚至发展到武装走私。是所谓“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海禁开放后，出洋经商的人大大增加。到17世纪初每年从月港扬帆的船舶多达300余艘。此时由月港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北起日本，南至印尼群岛 。由于月港是当时唯一允许百姓出海经商的港口，月港随之兴起，海外贸易也迅速发展。私人海上贸易的兴盛，缓解了“银荒”，更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甚至出现一定的通货膨胀。同时也活跃了商品经济，刺激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更带动了港口城镇的繁荣。 当时的海上贸易主要是生丝和纺织品，由于质量上乘，且价格便宜，在国际上深受欢迎，销量巨大，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使得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贸易顺差巨大。自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年）从海外输入中国的白银达一亿银元以上。但出于对私人海外贸易的戒心，政府对海商规定了苛刻的条件，“出海船引（合法出海的凭据）”制度等，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使得中国海商在海外贸易与西洋商人的贸易竞争中，就处于相对不利的局面。因此，东南沿海的大部分海商仍是从事非法的走私贸易。

4.2明朝后期与日本、美洲的贸易关系及其引发的通货膨胀 

明朝后期，中国社会白银的需求大增，而国内白银产量不足，遂开始向海外寻求，而海外输入的白银则主要来自日本和美洲。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中国形容为“吸泵”，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

 4.2.1 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

明初，由于种种政治原因，如一直以来的倭寇侵扰和1387年胡惟庸借日本之力谋权篡国事件，明太祖定下“祖训”，将日本列为“不庭之国”，下令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关系 。但明初，政府与日本仍维持着朝贡贸易关系，然朝廷也对朝贡有着种种限制，使得嘉靖三年爆发“争贡之役”，此后政府对日本“闭绝贡路”，实施更严厉的海禁，中日贸易关系因此终止长达17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拒绝日本颁发新勘合的要求 ,中日勘合贸易至此结束 。此后倭寇更加猖獗，成就了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而此后饱受“倭患”的明政府也与日本断绝外交往来。即便“隆庆开放”时期也不允许商民前往日本。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的两次侵朝行动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明朝被迫于1593年重施海禁。这次海禁虽仅实施了一年，却使原有的秘密潜往日本的明朝走私商船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几近绝迹 。使流入中国的白银大大减少，加重明末期政府财政危机。 日本是明代白银的最初和主要来源，日本白银产量丰富而其它物产贫乏，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很大 。而中国则商品丰盛，缺乏白银。故走私去日本的商船屡禁不止。而16、17世纪的日本，手工业尚不如中国发达，很多生活必需品均需依赖中国供给。特别对中国的丝货需求巨大，虽然日本也是产丝国，但其丝货质量远不如中国，日本人更愿意用中国的丝货。所以日本对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有着巨大的需求，有需求就有开发和供给，日本的银矿开采也于十六世纪后期进入鼎盛时期。并大量流入中国，据王裕粪先生估算，自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84年间，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额中，仅属中国商船运返之一项，己达九千余万两。而此时正值明朝白银货币化加速时期，对白银需求猛增，也刺激了日本白银的开采。此外，经葡萄牙的 “三角贸易”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同时也有葡萄牙本土白银和西班牙白银）亦达很高数量。“在十七世纪初，由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的船只从日本载运出口的白银，每年可达150000到187500公斤 (约406-508万两)，这些白银很多先运到澳门、台湾以及琉球、朝鲜、东南亚等，但最终还是留向中国大陆。”。

 4.2.2 明朝后期与美洲的贸易关系

从西班牙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国际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美洲盛产金银，当时世界白银的80% 来自美洲 。西班牙占领美洲大部分土地，其中墨西哥和秘鲁最盛产白银，公元十六、十七世纪，仅秘鲁的白银产量就占世界的60%以上。而16世纪下半叶，白银被大量开采有着两种刺激因素。其一，西班牙人对中国的商品（主要为丝织品和棉织品）有广大的需求，而中国需求的是白银，中国商人在贸易中也只要白银，这种情况下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就需要有大量的白银。其二，金银比价的差价兑换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1956年，欧洲的金银比价1：11，墨西哥1：13，而中国仅1：4。这意味着，墨西哥白银运到中国马上可提价三倍 。因此进一步刺激美洲白银的开采，加速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有多条，其中最为著名的为西班牙所开辟的大帆船贸易航线：赛尔维（西班牙）—阿卡普尔科（墨西哥）—马尼拉（菲律宾）—月港（中国）。这条海上贸易航线亦被称为“中世纪海上美洲丝绸之路”。由此马尼拉成为亚洲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这时世界贸易变为大三角贸易，即西方把工业品运到美洲，从美洲把白银运到中国(或运到欧洲，再从欧洲运到中国)，从中国买了丝绸、茶叶，运到欧洲。结果，世界白银的很大一部分流入中国 。据万明统计，自1571年，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到1644年明朝灭亡，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中国的白银总计约7620吨 。而据王士鹤统计则约5300万比索，约4240万两 。总之是数量庞大。德贡·弗兰克认为至少有一半甚至更多的美洲白银流入了中国，庞大的白银流入中国虽然中国巨大的白银需求消化掉一些，但也不可避免的使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引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终导致“银贱物贵”。但明中后期的“银贱”不可忽视的诱因还包括由自然灾害、频繁的战乱造成的饥荒和物资匮乏。

五.明后期通货膨胀和政府的税收问题

5.1 明朝后期的海关税收

 与海外贸易有最直接关联的就是海关税收。而由于明初实施“海禁”，只允许少量“朝贡贸易”，所以正德以前，明海关是无关税的。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繁盛，到了隆庆开放后海关的进出口关税制才趋于完善。当时海关的税收有四种，即：引税（许可证税）、水饷（船税，按船大小征收）、陆饷（商品进口税）、加赠饷（针对前往菲律宾贸易船只征收的所得税）。而它们为明政府带来了多少财政收入呢？据林枫考证，明后期月港税额在万历前期一再攀升，并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度达到29000两，但它占贸易额的比例最高年份也不过0.28%，极为低微。且陆饷没有按规定税率征收，实际税率极低，最高年份亦只为规定的1/3 。而前往白银主要流入地马尼拉的商船所纳之税更不及其所获利润的1%，其贸易利润基本上全归海商私人所有。所以，尽管海上贸易繁荣昌盛，但海关税收税率极低，巨额财富并没流入政府财政，而是被海商“私吞”了。很多材料都以崇祯时“岁入以千万计”富可敌国的郑芝龙集团为例来证实明朝海关税收之低。由此可见，海关关税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调控手段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5.2 明朝后期的农业税

 “迎闯王，不纳粮”，印象中明政府的税收很重，使百姓不勘其负，终由天灾引发农民起义。但当我翻阅相关书籍和材料时却惊讶的发现，明朝税收竟可以用“极低”来形容！并且是历史上税收最低的王朝。史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历史被人为的扭曲了。 到底明代农业税是什么情况？我们知道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民，对地主等剥削阶级极其痛恨，故其主政后规定的各种税收都不高。据黄仁宇，李隆生研究得知明初的时候税率为3.16%，明代晚期平均税率约1.97%。可见，无论是明代初期，还是明代晚期，平均的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而明代晚期（不包括崇祯时期）甚至低于五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税率不能不说已经低到了极限。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按照地方正常的粮食价格估算，税收不超过产量的10%。在许多地区，征收额是远远低于这一水平。在晚明时期，国家方面实际征收到的农业赋税，所有摊派零碎全部加起来，总和也低于4%；而就农民方面来说，其实际负担低于6%，即便是以黄仁宇估计的10%算，其税率也是相当的低 。如此低的农业税对抑制通货膨胀便难有成效。

 5.2.1 明朝后期的粮价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在没有物价指数的明代，从粮价来分析通货膨胀是相对合理的。然而，明代的粮价有其特殊的历史特点。首先，由于粮食赋税则成银两征收，所以要缴纳税赋就需先卖掉粮食，于是便导致收税期间粮食供过于求，粮价大跌，直到缴税之后，粮价才恢复正常。其次，南方的粮价低，北方粮价高。如，南方粮价低的时候只有每石0.3两白银，而北方粮价则接近每石1两白银，这里按每石0.9两白银计算的话，一个南方农民缴纳100石的粮食税收，折银为30两，而到北京时，这30两白银只能购买33石左右的粮食，中间损失将近70%。假设一个地主总收入是1000石的粮食，对北京的中央政府来说，实际上只收取了南方农民1/30的赋税，而对南方的农民来说，他交纳的却是1/10的赋税。由此，便使得北方政府原本很低的税收在南方农民看来却不低,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政府自以为极低的税收在民间却总是怨声载道。其中的利润都进了商人的口袋，而政府则吃了“暗亏”。最后，还有包括如粮食运费问题、天灾、战争等都造成各地粮价差异。剔除以上影响因素，从各种文献和当时奏折及国家法令的材料仍可看出明代粮价大致的走势，即洪武初年至正统、天顺年间，米价缓慢的下跌；成化初年至嘉靖末年，米价缓慢爬升；万历初年至崇祯末年，米价快速飙升 。可见明后期通货膨胀出现加速恶化的情况。 

5.3 明朝后期的商业税

 明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商品经济发展迅猛。而当时的商业税又是什么情况？事实上，商业税在明代并没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明代的商业税基本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有也只能算是点缀。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商业关税几乎没有。除了之前提到的海关税收，盐茶方面的税收亦是极低，而盐茶是唐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可见明朝财政失去一块可观的收入。 分析到这可知，明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的茂盛，富的是民间商人，政府的财政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实。 

5.4 明朝后期偷税逃税漏税问题严重及增税困难

 此前已了解到明朝税收极低的情况，可即便如此，仍有很多百姓没足额交纳税款，一拖再拖，更有不法分子偷税漏税。到明后期，偷税漏税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现象。所谓“飞洒者，损人以裕己者；诡寄者，避重以就轻者；至虚冒者，一切欺陷，以负国课耳” 。此种种欺瞒手段使原本极低的税收变得更加微薄。而海商也想尽办法偷逃海关税收，同时猖獗的走私也使国家税源大量流失。而明朝统治者也不是没有增税的念头和举动，但总是困难重重。首先是来自文官集团的压力。明朝的言官是出了名的“敢骂”，皇帝的一举一动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崇祯时期的加派三饷就遭到了文官集团不休止的抱怨，他们不断上书，攻击增税“罪恶滔天”，是加速局势恶化的原因。事实上当时的文官多和商贾勾结，他们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其次是来自民间基层的反抗。崇祯年间基层拖欠税款现象严重，有的县甚至没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收。

六.从白银货币化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看明后期通货膨胀对现今的启示和教训 

 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赋役紊乱,财政匮乏。然而这期间，却出现过繁荣的国内外贸易，商品性农业，民营手工业，商业都空前发展，并出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得到发展的同时，社会丰富的商品促成物资丰富型通货膨胀。然统治者的无度挥霍、频繁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不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国库亏空并引发一轮轮的财政危机，进而出现物资匮乏型通货膨胀。明初，“大明宝钞”为法定货币，政府一再颁布“禁银”法定，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宝钞的迅速贬值，白银一再活跃于政府和民间的经济生活中。到正统年间政府征收“金花银”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到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实行，政府的财政收支完成了由实物向白银的转变。而民间对白银的广泛使用则最终导致明代自上而下的白银货币化改革。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中国步入“白银时代”。明初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银荒”的出现使得国内白银的开采远不足以满足需求，进一步促进海外贸易的繁盛。隆庆初年，“隆庆开放”的实施，打破“海禁”，开放月港。此后，大量的白银由日本、美洲流入我国，吸纳了当时世界上大部分的白银。庞大的白银流入量必然引起市场上出现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促使物价上涨，加剧通过膨胀。明朝后期，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刺激日本、美洲等海外白银的开发，同时海外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和巨额利润的驱使都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国从此主动走向世界，并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构建做出巨大贡献。然而对海外白银的过度依赖使得世界经济动荡时，白银流入的锐减对明朝财政造成巨大冲击。除此之外，隐藏在明朝财政危机背后的问题却是政府的税收拮据。极低的农业税和海关税收以及名存实亡的商业税表明明朝统治者对税收的轻视，同时还存在严重逃税漏税现象。明末，统治者虽意识到税收的重要性并屡次征税，但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明末已不具备发行纸币的条件，明朝货币政策的历史教训源于明初纸币的滥发。面对纸币贬值，通货膨胀，明政府采取一系列货币政策包括法律上严申用银之禁、经济上货币回笼的通货紧缩政策等，最终由于财政原因而失控，表明在传统中国没有实行商品经济管理的条件。而因为没有建立强有力的货币体系而不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提高国家财政水平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历史血与泪的教训不容忽视，流动性过剩和税收制度的不够完善同样是今人面临的一大难题，历史给我们予启示。而尽早采取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是今人对现今社会的责任，更是作为炎黄子孙对祖宗历史文明最大的尊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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