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国上市公司暴露出的大量问题表明,公司治理面临的突出难题是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权益的问题。如何切实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笔者运用行为经济学公平互惠理论,借鉴Rabin模型构建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互惠机制,可为解决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新的剖析视角。
　　【关键词】 公平互惠理论; 权益保护; 机制设计
　　
　　一、引言
　　
　　随着公司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但是,与国外公司相比,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依然保持较高的集中度,特别是少数股东在其中拥有很高的持股比例。对于股权集中型上市公司而言,在公司治理体系中实际上存在着包括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控股股东与董事会之间、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等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在控股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两个均衡的结果:控股股东监督,中小股东搭便车;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权益。这表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既存在着利益一致性又存在着利益冲突。那么该如何设计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治理机制,以充分发挥控股股东治理的积极作用并尽量减少其消极作用?如何通过机制设计保证中小股东的权益不受到侵占?学者们一般都从中小股东权益受侵害的形式、中小股东权益应当受到保护的理论基础、进一步完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措施等方面进行探讨,并且提出通过规范中小股东行使权力的保障制度、经济利益的保护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等来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主要是通过限制大股东的权力来实现的。但很少触及到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去系统阐述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本文试图通过行为经济学公平互惠理论,构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互惠机制,以期改善中小股东处于劣势的博弈地位,使中小股东的权益切实得到保护。
　　
　　二、公平互惠理论概析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表明:人是有同情心的,人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也会关心别人的利益,而且人具有内在的公平偏好;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的认知能力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互惠与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而公平、互惠正是构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互惠机制的基本思想。
　　所谓公平互惠偏好就是一种条件合作行为倾向,关键在于对对方意图的信念或判断,对善意行为进行回报,而对恶意行为进行惩罚。经济学家特别是行为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公平互惠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如Becker(1974)、Arrow(1981)、North(1990)、Samuelson(1993)和Sen(1995)相继发现行为人关注他人福利的社会偏好,可能会导致重要的经济结果。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诸如最后通牒博弈、礼物交换博弈、公共品投资博弈及信任博弈等可控实验博弈的发展,发现绝大部分受试验者显示出了非公平规避、互惠等社会偏好。这表明:现实中的个人行为不仅受到追逐个人利益的动机所引导,而且还受到包括对于公平的追求在内的社会偏好的影响。如Meidinger et al.(2001)通过单个委托人—多个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重复实验发现,委托人的公平契约报价有利于团队合作,可以减少搭便车现象;而在标准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中,由于没有考虑参与者的公平偏好和互惠偏好等社会偏好,从而不能改善团队合作。
　　对于公平互惠理论的经典研究,当属Rabin(1993)所建立的博弈分析模型。他在GPS心理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引入公平偏好的博弈论体系。其关键性的工作是,通过对“公平”加以严密定义来改造传统博弈论中的支付函数,从而得到除传统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之外的新的均衡,即“公平均衡”。这项研究还发现了许多合作性均衡,但并不要求传统博弈论中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或者信息不对称条件,这种结果对利他行为与合作现象的解释是强有力的。他的一个独特贡献是把公平定义为“当别人对你友善时你也对别人友善,当别人对你不友善时你也对别人不友善”,并且对这种概念给予明确的规定,即“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的情况下去增进别人的效用,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友善;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的情况下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不友善”。心理学的诸多实验表明,人的行为在许多情形下是遵循这种公平规则的,特别是在按照这种规则作出反应所可能造成的潜在物质利益损失不太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Rabin(1993)以双人博弈为例,构造了一个“友善函数”来测度一个局中人对另一个局中人的友善程度,并由此构造局中人的效用函数,对其进行效用最大化分析。这也正是本文构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互惠机制的切入点。
　　
　　三、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机制设计:以公平互惠理论为基石
　　
　　当前我国公司治理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小股东权益(产权)保护问题。OECD在2001年指出,亚洲国家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权益问题。Gomes和Novaes(1999)、Bennedson和Wolfenzon(2000)以及Bloch和Hege(2001)从股权制衡角度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一个有效的股权制衡结构,会有利于中小股东;郭鹰(2003)通过对中小股东权益受侵害之内因的分析,发现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是解决中小股东“搭便车”问题的相应对策;薛刚(2005)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特性,对大股东侵害行为表现、侵害过程、原因及制度根源、制度建设四方面进行了分析,以此规范大股东行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申尊焕、龙建成(2005)指出,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大股东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侵害是一种理性行为,制度设计的缺陷是造成大股东侵害的根本原因;罗党论和唐清泉(2008)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不同所有权性质公司其所有权分离度及层级结构对股东权益侵害呈现很大差异,民营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所有权分离度、控制层级高低对中小股东权益侵害产生显著影响,而国有控股无此显著影响。本文试图借鉴行为经济学的互惠理论,运用行为博弈方法来探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互惠机理,探求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互惠合作的条件,通过基于双方行为视角的Rabin模型来构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互惠合作治理机制,以便控股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实现由“狭隘的冲突”到“互惠合作共赢”的转变,进而提升公司治理效率。
　　
　　U(ai,bj,ci)=πi(ai,bj)+fj(bj,ci)[1+fi(ai,bj]
　　通过分析这个效用函数,可以看出(龚霁茸、费方域,2006):
　　(1)若fj(bj,ci)<0,即局中人i认为局中人j对他是不友善的,则局中人i的效用最大化策略为fi(ai,bj)<0,即以怨报怨;
　　(2)若fj(bj,ci)>0,即局中人i认为局中人j对他是友善的,则局中人i的效用最大化策略为fi(ai,bj)>0,即以德报德;
　　(3)若πi(ai,bj)较大时,fj(bj,ci)[1+fi(ai,bj]在效用函数中的权数减少。这说明当物质回报较高时,人们对公平的关心会有所减少。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中小股东i的效用函数:
　　U(ai,bj,ci)=πi(ai,bj)+fj(bj,ci)[1+fi(ai,bj)]
　　通过分析这个效用函数,笔者认为,fj(bj,ci)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互惠机制的“机制点”。
　　(1)若fi(bj,ci)<0,中小股东i认为控股股东j的行为对他是不互惠的,则中小股东i的效用最大化策略fi(ai,bj)<0,他们会以怨报怨,这样势必会影响到公司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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