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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约﹒豪放风格迥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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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范文题目：婉约﹒豪放风格迥异(二)，论文范文关键词：婉约﹒豪放风格迥异(二)
婉约﹒豪放风格迥异(二)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当社会矛盾激化、危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时，便想到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而不满意于婉约词的“淫哇之声”（王灼语），力求“以诗为词”，使词和诗一样成为补察时政、言志述怀的工具。所谓“豪放”词，就是这种“诗化”词。从词史的发展看，豪放词的兴起和繁荣都与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当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激化、竞争日烈的时候，苏轼首先贬斥柳永的浮艳之词，摈弃“柳七郎风味”，追踪“诗人之雄”而“自是一家”。苏词淡化了柳词的市民情调，主要表达士君子之“志”。很显然，苏轼所开创的“指出向上一路”的“豪放”词风，就是要打通词与诗的界限，就是“以诗为词”。豪放词的繁荣是在南宋前期，当时更是民族矛盾空前惨烈的时期。亡国灭种的时代灾难，唤起了词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词要“复雅”，要关乎世运之盛衰，表现“经济之怀”，贬斥婉约词的“淫艳猥亵”，力求使词上法风骚，下祖苏轼，成为词人们的普遍观念。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词的“诗化”成为历史的必然。爱国和忧国之音成为词坛的主旋律，促成了豪放词的繁荣。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向子湮和张元干。他们横跨南北宋两个时代。张元干在表面承平的北宋末写的词，词风清丽婉转，上承秦观、周邦彦的余绪。南宋初一变而为慷慨悲凉，抑塞不平，下开辛弃疾爱国词派之先声。时代的剧变，使其词由“本色”词而转变为“诗化”词。向子湮也是如此，他的《酒边词》共一百七十余首，就以“靖康之难”为界分为“江南新词”与“江北旧词”，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历史转折时期，词人们人生价值观念的矛盾，是形成词中婉约与豪放两种创作倾向的另一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注重社会政治伦理的人生价值观对知识分子影响颇大。正统文人的一切活动都与社会政治有关。因而诗歌必然会受到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濡染，从而使其成为表现士大夫人生价值观念的文学形式。文要“载道”，诗要“言志”，是正统文人牢不可破的文学观念。晚唐五代的社会大动乱，使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转变，由追求社会政治价值，转而追求个体价值－－个性的张扬，内在情感的满足，声色之娱的渴求等。这种价值观念不适宜由诗这种打上正统士大夫烙印的文学样式来表述，而由“雅人修士相戒不为”的词这种新兴文学样式来表达。到了宋代，一方面结束了五代纷争，为知识分子从政提供了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追求社会政治价值成为宋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宋代最高统治集团因循保守，缺乏进取精神，热衷歌舞升平，加之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意识的出现，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观产生影响，追求个性自由，追求真情，追求声色之娱也成为一时风尚。这就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可以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如一代儒宗和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其诗文中表现的是一幅庄重严肃的儒家面孔，其词中则流露出风流浪子的情调，以至于“为尊者讳”的黄升不得不曲为辩护，说欧阳修的“艳曲”是“小人”伪作，“谬为公词”。蔡绦甚至坐实说这些“艳曲”是被欧阳修黜落的落第举子刘辉“伪作”。可见他的诗词中表现的人生价值观念是如何的矛盾。但这种矛盾现象更多地还是体现在正统士大夫和非正统士大夫之间。除了偶尔作词的名公巨卿外，婉约词的代表作家几乎无一不是非正统士大夫。诸如柳永、晏几道、秦观、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人，他们的人生遭遇和歌辞创作尽管千差万别，但对社会政治价值的淡漠，对个性、真情、声色之美的追求，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这对于正统士大夫的人生道路和道德规范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叛逆色彩。他们的婉约词正是这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的体现。豪放词的代表词人与此恰恰相反，他们大都表现出正统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体现出对社会政治价值的热烈追求，他们的词也成为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外化。范仲淹、王安石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苏轼“奋励有当世志”，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人“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充满着追求事功的激情。他们的豪放词创作，就是要用“诗教”精神改造词体，黜浮艳、崇雅正，使词纳入“载道”、“言志”的传统，与诗异曲而同工。苏轼以“比诗人之雄”的“诗化”词，来取代柳七郎的情词艳曲，辛弃疾“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就是这种创作倾向的最好体现。很显然，豪放词的艺术精神向诗回归，而与“本色”词迥异。宋代词人对音律的不同态度，也是形成词中婉约与豪放两种创作倾向的重要原因。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而起的音乐文学，它是配合“燕乐”曲调的歌词，词的特质很大程度上受“燕乐”情调的影响。因而，“倚声填词”、恪守音律成为本色词人共同的词学主张和创作原则。柳永的创作，因实现了歌词与民间燕乐杂曲的完美结合，而“一时动听，传播四方”，赢得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盛誉，形成了北宋歌坛的“柳永热”。李清照、姜夔、张炎等都因知音守律，被称为“本色”、“当行”之词家。而豪放词的作者在对待词与音乐的关系上，不主张歌词依附音乐，以歌词为主体，试图摆脱“燕乐”情调对歌词的影响，使歌词创作向“诗言志”的传统回归。严诗词之辨的婉约词人特别强调音律，而对豪放词人的不守音律颇多微辞，原因盖在于此。三如何评价婉约、豪放这两种创作倾向及其词人词作，《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值得我们参考。如《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为什么词应以婉约为“正宗”呢？《总目》对此也进行了深刻地分析。《乐章集提要》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豪放词多为“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本色词人）之冶荡有殊”，是一种“诗化”词，这是对“本色”词的革新与变异。虽然其价值不能低估，但“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可以说，《总目》对婉约、豪放这两种创作倾向的评价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今天，如何更科学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评价这两种创作倾向及其词人词作，则有待于词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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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约﹒豪放 风格迥异(二)

婉约﹒豪放风格迥异(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