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豪放   风格迥异
——对宋词中的婉约、豪放的评论
摘要  宋词中的婉约、豪放问题，是一个关乎到如何认识宋词的整体成就、发展规律及词人在词史上地位的问题。一是用婉约、豪放的明确概念来论词，但对词中这两种创作倾向的认识则是从宋代就开始了的。二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前人在论述这一问题时的出发点，即词中婉约、豪放问题的提出是与诗词的体性之辨相联系的。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因而我把它放在一起论述。
关键  婉约 豪放 发展规律 宋词 流派

 宋词中的婉约、豪放问题，是一个关乎到如何认识宋词的整体成就、发展规律及词人在词史上地位的问题。不管你是否同意这种两分法，这都是词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十几篇，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但是，不管是赞成这种两分法，还是否定这种两会法，都对以下两个问题注意不够。    　
 一    最早意识到宋词中有两种不同创作倾向的是欧阳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云：“范文正公（仲淹）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而这种被欧阳修讥讽的“穷塞主之词”，正与欧阳修写的诗若合符契。欧阳修句有“主人与国共体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此诗因“颇述边镇之劳苦”，而惹得“元献怏然不悦”。被人称为“开宋代豪放词先声”的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被欧阳修讥为非“本色”的“穷塞主之词”，有趣的是，欧阳修却冒着权贵不喜的风险用诗写“边镇之劳苦”。在欧阳修看来，诗词有别，“分工”明确，范仲淹的“穷塞主之词”，若是言志之诗，自是当行本色，若填入小词，则不免旁门左道了。到了苏轼，有意创立一种新词风，以与传统词风相对抗，使词中的两种创作倾向更为明显。从论述中不难看出，他们把范仲淹肇其端、苏东坡开其风、辛弃疾集其成的词的创作倾向，看作一种与传统词风相对的词的“诗化”倾向，他们所创作的词自然就是有别于“本色”词的“诗化”词了。
 词重抒情，尤其是重在表现超出“礼义”规范的情感，不同于“言志”之诗。因“婉约”词“旖旎近情”，符合“词贵感人”的特质，故“当以婉约为正”。而“豪放”词趋向于诗的“言志”传统，较少抒发超出“礼义”规范的个人情感，故“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那种“婉转绵丽、浅至儇俏”的婉约词，以抒发违背“大雅”的情感、追求审美快感为己任，而不同于文学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学。而“慷慨磊落、纵横豪爽”的豪放词，以词体的形式，表达了诗的内涵，故王世贞称之为“儒冠而胡服”。元明清三代肯定苏轼词风的人，也总是把苏轼词与“风骚”、“六义”相联系，把它与诗相提并论。因而，我们把苏辛为代表的创作倾向，称之为词的“诗化”，把“豪放”词视为“诗化”词，恐怕不是厚诬古人吧。   二    宋词中之所以会形成婉约与豪放两种创作倾向，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首先，这两种创作倾向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婉约词风的定型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繁盛走向衰落的晚唐五代。当时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时运衰颓，朝不保夕。这使文人们“致君尧舜”、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失去了实现的外部条件，他们由追求社会政治价值转而追求自我价值，追求内在情感的满足和审美快感。到了宋代，一是政治、军事不能恢复唐代的旧观，二是城市经济的继续繁荣，这就使宋代成为一个表面上具有“升平气象”，而本质上却软弱保守的社会，这从宋与辽、西夏、金、元的关系上就可以得到说明。时代精神由唐代的开拓进取变而为退缩和保守。士大夫们虽然口头上还在标榜“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但实际上却沉浸在听歌观舞的歌酒风流上。太平宰相晏殊过的也是“一曲新词酒一杯”的生活。北宋一百六十余年当中，无论黄阁钜公，或者乌衣华胄，大都寄情声色，歌舞作乐。这就是宋代婉约词大盛的社会根源。   

首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尾页 1/2/2

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