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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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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范文题目：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二)，论文范文关键词：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二)
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二)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所取代。当然，从“英雄”到“革命者”只有一步之遥，即便是草莽英雄也只需稍加装扮就可以，如《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等。《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江华显然不完全是传统小说意义上的“才子”“草莽英雄”，准确的说，他们应该是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时代英雄”，即现代中国的“革命者”。这种身份使得一场感情戏很自然地被接纳入革命文学的叙事结构、方式、体系之中，从而非常有力地支持了林道静的人生之路和性格成长的合理逻辑。反过来，林道静虽然活动于感情戏中，但由于她的情感世界被植入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解放的集体革命斗争的崭新内容，因此，小说不仅像传统感情戏那样对读者很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也使杨沫个人经历和体验升华为政治转喻，或有关政治集体记忆的一个注脚，从而达到革命历史小说的“教谕”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青春之歌》更像一部披着革命叙事外衣的情爱纠葛故事，或者说，是30年代“革命＋恋爱”的模式。也许正因为这样，小说的叙事方式遭到一些人的尖锐批评。郭开认为，小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表现来进行创造的”。与此相反，小说不仅“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而且也“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程深刻思想斗争……”与此同时，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却对小说持肯定意见。他们认为小说描写的内容符合历史事实，“是一部优秀的成功的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整个思想内容上基本上符合于毛主席的论断的”。肯定的意见在客观上起到对《青春之歌》及其作者的支持和保护作用，使小说不至于被打入冷宫。今天看来，这场论争虽然本质上并无根本冲突，双方都是站在政治角度、阶级立场谈论作品中传达出的教育意义，但这也表明在建国后在革命文学叙事的问题上，文字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在顽强的坚持30年代以来革命知识分子独有的文学叙事，另一种意见则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企图压制和排斥知识分子话语在社会主义文化空间中的生存。”
为了适应建国后的文化功利目标，杨沫决定对小说进行修改。从1959年９月起，杨沫花了三个月时间，将《青春之歌》修改完毕。修改工作主要是结合争论中提出的焦点问题进行的。为了突出卢嘉川英勇献身的革命形象，作者设置了他带领北大学生去南京请愿，与国民党坚决斗争的情节；为了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修订后的《青春之歌》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工作的八章（第二部7—14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第三章（第二章34、38、43章），另外，作者还修改了其他一些地方，如戴渝的死，林道静的一些心理活动等。这样，小说由最初的1958年版本30余万字，扩充为修订版的40余万字，于1960年出版，1961年再版。显然，从叙事的角度看，修改只是手段，重构才是目的。也就是说，《青春之歌》是想重构这样一个叙事方式：林道静从封建家庭出走，结识余永泽，营建个人小家庭；在共产党人卢嘉川、林红、江华的指导下，思想得以升华，成为共产党员，领导学生运动。这样，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被置换为走向革命的故事。本来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方式在晚清以来中国各种文学文本中已司空见惯，但通过与主流话语的刻意结合，就成为证明革命历史选择正确性的一个合法的叙事规则。因此，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林道静是如何由寻求个性解放走向“革命”的，更在于“它呈现了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它负荷着特殊的权威话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投身于党，献身于人民，才有真正的自我生存与出路。这并非一种政治潜意识的流露，而是极端自觉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对此，作者杨沫承认：“想通过她——林道静这个人物，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来……表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这样，小说就从传统狭义小说，30年代“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剥离出去，成为建国后革命文学叙事中的一个经典代表——知识分子由思想改造，走向革命的一个范本，这极大地凸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的强烈祈求。
由此而知，“革命文学”叙事重构，不是一个仅仅关联着形式的小问题，更是一个隐含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根本性问题。它昭示了一条从最初革命的思想启蒙者，到跌落为“革命同路人”直至成为“革命对象”的悲剧性历程。这样一个命运的转折所导致的，就是知识者不得不“自愿”放弃自己的知识优越感、叙事方式，转而追求更崇高、更神圣、更纯洁的理想。类似《青春之歌》这样的修改现象在17年时期并不是个别的，像《创业史》、《红日》等这些出版、再版、重版的一批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本都经历了“修改”的命运。这种命运的结果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一个漫长的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自虐到受虐，乃至最后发展为集体意识的过程。《青春之歌》正是知识分子完成了思想改造后，对自己思想改造必由之路的确认并通过个人的心路历程得到确证的一个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无意中书写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路。
参考文献
1、戴锦华：《再解读[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148页
2、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报》，1959年4月
3、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第1页
4、程光炜:《〈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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