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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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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一)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
——从《青春之歌》看“革命文学”叙事的重构

《青春之歌》是一部自传体色彩较浓的小说。这不仅因为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故事同杨沫的自传相接近，更重要的是作者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揉进了她所叙述的故事中。然而，与九十年代女性小说不断把个人记忆从集体记忆中剥离出来相反,《青春之歌》是一部经过作者修改，从自我想象到自我否定，将个人生活经验缝合进宏大叙事的文本。因此，这部小说不单是一部个人成长史，它更关联着一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形成的革命文化的实践。
《青春之歌》的重要情节发生在30年代最初几年，背景是1935年北京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故事的一些片断来自当时学生运动中的实事，有些则来自作者的见闻和亲身感受，更重要的是，从作者的自传中可以了解到，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闪现着作家自己的影子。早年的家庭生活带给杨沫的不是幸福的回忆，而是原始创伤性记忆。
可以说，杨沫早年的家庭生活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悲剧性家庭故事。有多种语义的可能性，具有多重叙事发展的方向，如，反抗旧家庭，恋父弑父等等，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讲述。在强势意识形态话语笼罩和监控下，杨沫最终选择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重构早年的生活经历，把它写成了一个“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基于此，从一开始，作者笔下自我形象的建构是通过虚构不断地朝向某种外在理念认同的过程。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杨沫在林道静的血缘中注入佃农的血统，使其带上了被压迫阶级的烙印，于是作者的个人体验被提升到“普遍性高度”：林道静生母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揭示了林家的罪恶，隐喻了整个社会的黑暗，从而把林道静对家庭的背叛的个人意义转换成对旧中国反抗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也为林道静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是一种革命叙事，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以政治意识形态把家庭，个人的不幸和仇恨演化为阶级对抗，并汇入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中，通过个人生活流程与革命斗争历程相一致的概括性想象，叙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这种叙事框架中，零乱、破碎乃至隐秘的个人记忆已被某种文化共同记忆筛选，《青春之歌》因此而被纳入主流文学。
然而，正如研究者李杨所说：“在叙事的阶段，我们的国家本质尚未建立，叙事的意义就在于将各种自然状况组织到话语状况中来。因此，叙事的文本让我们完整地看到这种组织过程的不自然性。无论多么高明的艺术家，在拼装这两个世界时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尽管杨沫把自我成长的经历纳入到宏大叙事的框架中给予讲述，但当时及后来的“明眼人”还是敏锐地看到了作品主题的分裂状态，如果说《青春之歌》所讲述的是以满足主流思想文化为目的的知识分子奋斗史，那么透过文本的表层，我们却看到了与主题不相和谐的差异和异质。试以林道静与三个男性的关系为例。从某种意义上说，《青春之歌》是一部关于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悲欢离合的。在第一章，林道静一出场就给人留下冰清玉洁却软弱无力的可爱形象：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意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置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
这段美化自我的矫情描写实在很俗，但却是小说真正具有原始叙述动力和阅读魅力的基本原因——弱女子的无助引来一个或几个陌生男子的帮助，展开一个跌宕起伏的、泪眼纷飞、引人入胜的情爱故事。因此，《青春之歌》在当时引起“轰动”，并不完全是政治因素，还有另外一些非政治因素，它满足了读者潜在的心理欲求。
从林道静的生活经历来看，小说是一个十足的“小资”故事。虽然一开始杨沫竭力突出她的悲惨遭遇，但她的生活理想和趣味却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在北戴河寻找表兄不得，险遭小人暗算，欲投海自杀，却被北大读书的“新青年”余永泽救起。余非常爱慕她的美丽和浪漫，而林道静在特殊的情况下也顾不得许多了。况且余永泽还投其所好地用海涅的爱情诗打动了她，此时，俩人间的印象相当美妙；在林道静眼里，余是“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在余永泽的眼里，林是“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该是多么幸福啊”。如果小说就此结束，显然是一个没有多少新鲜感的“才子佳人”的老套路，而且仅停留在“感情戏”阶段，是不可能完成革命文学叙事的任务。“所幸”的是，林道静注定是一个不安分的女性，这使小说获得了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她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要过更为刺激的“革命”生活。于是她用心良苦设计种种摩擦，用“自私”“不爱国”“不革命”“没有阶级感情”指责余永泽，夸大两人间的裂痕和对立。其实，小说中的林道静与卢嘉川的关系已经接近婚外恋，他们每次见面谈“革命道理”根本就经不起推敲。这样余永泽当然要反对，反对则必然在两人间产生更大的缝隙。卢嘉川的被捕，直接导致两人分手。然而这还不是这场感情戏的最高潮。林道静在事实上还未获知卢嘉川牺牲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另一个“革命党人”江华的怀抱，她的小资式用情不专的感情方式就此昭然于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林与江的感情戏路如同她与卢嘉川的翻版，换句话说，革命把林道静的不道德行为合法化了，其感情路上的道德焦虑最终被高于道德伦理的政治理念所克服。
正如结构主义叙事文学所指出的：“与大量的人物相比，功能的数量少得惊人。”《青春之歌》无意中契合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也非常“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因为它的故事讲述是按照中国古典主义叙述模式来演绎的。对作者来说这可能是她无意中落入窠臼，但对于小说而言，它却得益于这个窠臼——读者真正喜爱和为之激动的原因可能不是别的，正是这种俗套的演绎。然而无论是“才子佳人”还是“英雄美人”，它们都不具备现实合法性。早在20世纪初，以“才子佳人”为基本模式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因为和启蒙叙事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就遭到“五四”激进知识分子的批判。进入“当代”之后，传统狭义小说中的“英雄也被具有更高政治道德伦理品格的“时代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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