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末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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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末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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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范文题目：论汉末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征(二)，论文范文关键词：论汉末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征(二)
论汉末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征(二)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委曲求全的利禄之徒、礼俗之士的虚伪人格的蔑视与讥嘲，对自我人格的固持，展示了诗人真实的富有个性的人格精神。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更进一步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批判，把君主专制下社会的种种弊端与黑暗归咎于君主的产生，提出了无君的主张，而这一主张的提出来自于阮籍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一种尊崇。阮籍的历史局限是明显的，但思想的进步也正体现在这一局限中：反映了阮籍对人类合理社会的向往。所以，本有“济世志”的阮籍后来采取了与司马氏不合作的态度，就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更为深层地反映了阮籍对觉醒了的人的自我本性的一种固持，对自我与社会能够契合相融的一种渴望。嵇康和阮籍一样，对社会、对个人有着同样的感触和思考角度。他深切地体会到了“名利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驰，夭性丧真”的虚伪现实，所以山涛荐他做官时，他才有那份勇气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表示对礼法之士的蔑视，并进而“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最终被司马氏以不忠不孝之名杀害，完全是由于他如阮籍一样对觉醒了的人的本性、个性的一种固持，以及他对矫性饰伪的现实政治一吐为快的揭露，诚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所言：“叔夜婞直，所触即形，集中诸篇，多抒感愤，招祸之故，乃亦缘兹，未尽言刺讥，一览易识，在平时犹不可，况猜忌如仲达父子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前提下，汉末建安时代形成的以才华仁进，参与社会的精神，在社会中不屈己、不阿世的强烈自我个性，建安以后魏晋六朝的不同时期尽管有不同的表现，但基本精神未变。曹植壮年忧逝，阮籍究途恸哭，嵇康惨遭杀害，陶潜归隐田园……他们各自不同的结局说明了在门阀世族社会中想要按照自己的愿望、理想参与社会，在社会中保全人格、个性，是不可能的，在个性与社会二者之间是无法两全的。文人士子各自不同的结局正以不同的方式向后人昭示着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理想，他们曾经为这理想而奋斗的经历，人类在自我觉醒的历程中的艰难跋涉。
以今人的眼光审视汉末魏晋六朝“人的觉醒”，它不免带有一种历史的局限。这一时期文人士子对社会的认识看法无疑是观念与先验性的，还是对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理想化的继承。虽然两汉儒家思想已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已迥异于先秦儒家思想，但汉末魏晋六朝人对儒家政治思想从本质上还抱有一种认同感，这也就使得他们对社会失去一种本质上的自我认识，因此，当理想在现实中受到重重阻碍时，他们就拿不出变革社会的措施，只能用托古或桃花源工的乌托邦社会理想表示对不合理社会的抗争，也使他们的批判因没有由表及里而显得微弱。
现在不少研究已经指出，先秦儒家思想在强调社会伦理的同时也提倡人的主体性。如孔夫子说的“吾欲仁，斯仁至矣”，孟夫子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便是很好的体现。但由于先秦儒家过分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或屈从，因而他们的主体性是一种集体主体性，孔子周游列国与孟子游说诸侯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道精神。屈原身投汩罗虽是一种悲剧，但这悲剧掩盖不了他以死殉志的道德重负。可以说先秦儒家尚未逃脱社会与政治伦理对他们心灵的塑造。由于自汉末建安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儒家衰微，思想多元，尤其是玄学盛行，因此建安至南朝的文人志士能够在立足现实社会的同时，又高扬人的自我才性与人格，能够在认同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同时，对儒家偏重伦理规范、偏重道德的他制他律进行改造而更多地重视自我才华与人格，渴望得到一种个人与社会的契合，而不是个人对社会的服从或屈从。这样，当个人与社会产生矛盾冲突时便很自然地以否定现实来肯定理想，以否定社会来肯定自我。先秦道家对社会的批判虽不乏深刻之处，但它又是弃绝和反对社会文明的。道家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但又把人的本性纳入了抽象的“道”中，实际上又泯灭了丰富多彩的人的个性，丧失了人的真正个性。这一时期“人的觉醒”的可贵之处谅在于他们把道家虚无飘渺的人的自然个性又拉回到了现实之中，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人的自我个性与人格，并用此作为反叛不合理社会的武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子是以自我为中心，对儒道两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铸，虽然尚未彻底脱离儒道两家对社会与自我的认识，但他们又有不同程度的超越，即把儒、道两家的思想拉近了人的自我。
裴裴先生在《李白个性论》一文中指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要求保持人格独立是李白思想的核心”，并认为“他的人格意识和他所要实现的自我价值，永远是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紧紧连在一起的。”李白这种个性内涵的形成就历史近因而言，很显然，是深受汉末魏晋六朝“人的觉醒”的影响，是这一时期“人的觉醒”适逢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土壤而结出的硕果，是这一时期“人的觉醒”集中而又高度的体现。文人志士的精神承继我们易于理解与接受，但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深思的是，汉末魏晋六朝“人的觉醒”对唐代社会政治制度是否也有某种影响呢？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梅尔福德·E·斯皮罗认为，社会在对个人进行控制的过程中，个体并不总是处于被动状态，当社会控制的内容是个体所必需的，个体在遵从社会规范的过程中也获得了自身的满足。因此社会与个体之间并不是单一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双向反馈关系、交互影响关系。当社会控制的内容不是个体所必需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就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以满足个体的需要，不然的话就不会达到社会控制的预期效果。这也许能说明汉末魏晋六朝文人士子面对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时的不屈抗争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他们高扬自我的精神在门阀世族社会中没能产生多大的回响，但它的合理性在盛唐时代却得到了社会一定程度的肯定。统治者施行了较为开明的政治，虽然其目的是让天下文人士子“尽入吾彀中”，实行社会控制，但这样做毕竟为当代文人士子提供了较前代广阔的施展才华的空间。人们在称许唐代统治者开明的同时，是否也体会到盛唐辉煌文明之前的文人士子在黑暗中不屈的抗争呢？是否也应该体会到前代文人士子给后代的贡献不只是对文人士子的精神影响，还有对人类社会迈向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呢？

参考文献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后汉书·董卓传》
《三国志》
《晋书·曹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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