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的“新写实”艺术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是一种“理想”文学，那么，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可以说是一种“抒情”文学，而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则把文学的重心由“抒情”移向了叙事，真正体现了文学的“叙事”职能，表现了一种新的叙事观念。
一
 把视线移向普通中国人的现实处境，客观呈现当代平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境遇，是“新写实”的一个基本叙事目标。池莉的《烦恼人生》（1987）象巨细无遗的“流水帐”，记录了一位工人的一天生活，紧张、疲惫、烦恼，只有遁入梦乡，才使种种人生烦恼得以暂时解脱。方方的《风景》（1987）叙述了十一口人生活在十三平方米屋檐下的一隅生存风景，粗俗不堪、拥挤不堪，心灵空间象生存空间一样狭窄，精神与物质一样贫困，浑浑噩噩，坦然如故。这两部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在于叙事技巧的新奇别致，而在于所叙之事，所写之实的平凡庸常，这种司空见惯反而使人怵目惊心。这里没有任何高谈阔论或想入非非，而完全是生活本真的“原始”呈现，恰恰是这样一种“本真”和“原始”的呈现，令人震颤，似乎突然发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处境原本是这样的，仿佛倏忽之间从一种不真实的幻觉中回到了切身的真实，从彼岸的想象回到了此岸的审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作品所描写的生存境况和情绪状态触及到这个时代的普遍存在和精神困境。刘震云的《单位》（1989）、《一地鸡毛》（1991）进一步从单位到家庭、从工作到生存的过程中展示出社会与人性的真实样相，一个不无清纯之性的青年人在生存的逼迫下不无痛苦地随波逐流了，无可奈何地认同了他周围的现实存在，沉落到无所不在的卑俗之中。
 所谓“生存之实”就是形而下的存在，就是感知了的、经验过的生存体验，是现象的实在。方方的《风景》以一个超脱了尘世利害的亡灵作为观察社会的切入点，“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这“十分冷静”与“一滴不漏”就清楚地表明了作家的写“实”态度。池莉如是说：“《烦恼人生》中的细节是非常真实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我不篡改客观现实。”①所谓的“不篡改客观现实”就是一种写“实”动机，是一种对客观存在的忠实。刘震云表述得更清楚：“新写实真正体现写实，它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觉。作家代表了时代的自我表达能力，作家就是要写生活中人们说不清的东西，作家的思想反映在对生活的独特的体验上。”②很明显，作家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这“真实”不再是任何的抽象物，而是具体的存在，是感知了的、体验过的生存之实。“实”成为“真”的前提，由实而真，这是“新写实”最根本的叙事支点，因而也是它在“真实”形态上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在这里，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幻想很难找到立足之地，即使那曾经是很神圣的理想，在琐碎而具体的生存本相面前也黯然失色了。作家在文学中不再是一个启蒙者、教导者，不再是一个精神导师，而成为存在的观察者、体验者、叙事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写实”真正体现了叙事，真正实现了写实，表现了一种确证此岸实在的艺术精神。多少年来，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落，文学经历了太多的失落，这也许都是希望得太多、理想得太多，尽管这希望和理想看起来是那样神圣和美好。所以“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在对这个处境的刻骨的体察中，人们不再祈灵于什么，因此而免于跌进虚妄的失落。”③“不然，当我们错看了生活的时候，还以为是生活欺骗了我们自己。”④为了不再跌进虚妄的失落，为了不再自己欺骗自己，唯有回到经验，回到切身的生存体验。
二
 “新写实”在怎样写上抛弃了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皆坏、黑白分明、两极对举的方式，而且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作了相应移动，这就是把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推衍为创造典型性格的典型处境，把强调的重点移到了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上，移到了人的特定境遇上，以达到对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存在和人的现实处境的典型再现。这种现实处境的典型化，恰恰是通过强化细节的功能而实现，细节在作品中不仅具有真实性，而且使这种真实性获得了一种典型意味。方方、刘震云、刘锐等作家的一些小说在这一点上体现了突出的意义。
 方方认为：“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可见，“生存环境”在“新写实”中的重要性。方方的《落日》描写了丁家兄弟二人将其老母亲活活送进火葬场，看似一种难以令人置信的禽兽行为，是一个耸人听闻的忤逆故事，但作家从偶然中寻得了必然，这就是对当事人之生存处境和心理情境的解剖，从这种解剖中看到了具体的必然。作家挖出了这一行为的具体根源，反过来就完成了一个特定情境的创造。构成这个情境的既有客观生存困窘的挤压，又有主观人性丑恶的诱惑，是客观与主观的“合谋”，既可说是鬼使神差地完成了一个必然的行为，也可以说是心照不宣地完成了一个荒唐的举动。人就是这样不能超越那个特定的、具体的处境。这个处境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和人性内含。《单位》叙述一个刚出校门、不谙世事的小林，清高得与这个“单位”格格不入。然而，时间不久，在生存问题的迫使下，他放下了清高，融入了“单位”，从不屑于“表现”到学会“表现”，从不屑于“进步”到要求“进步”。“单位”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工作环境，它是特定社会的具体存在形式，决定着个人的升迁荣辱乃至人生命运，因此，它又是“官场”。场，是一种环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场”中之物，不无“场”性，反过来，非有“场”性，便不能在“场”中生存。“单位”一词，看似随手拈来，实际上表现了作家对“典型环境”的强调，对“典型处境”的强调。小林的前后变化，就是这个“单位”——环境和处境所决定的，他的存在，又恰恰成为人的处境——特定社会存在状态的一种形式确证。如果说“单位”中还没有一个人物形象称得上“典型”，那么，“单位”就是作家创造的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就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典型”。在这个“典型”中，作家对社会现状的解剖可谓入木三分。从李锐的《厚土》（1986）中很难读出哪一个“典型”人物，很难读出哪一个人物性格的典型意义，却通过较多的人物读出了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文明形态，读出了一种皇天厚土中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作家通过对众多人物生活细节的描绘，创造出了一种“典型状态”、“典型意象”，也就是实现了对一种古老的成熟、成熟得凝滞的文明形态和生存状态的典型概括，实现了对一种生命境遇和生命形式典型的概括。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⑤人与环境是对立的统一体，相互依存，相互体现，人创造出来的环境，又无不构成人的一种制约，无不构成人的一种处境、一种情境、一种境遇，人与环境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存在状态。“新写实”恰恰通过强化“细节”的功能把人的具体处境典型化了，通过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生存过程把人的具体境遇典型化了，从而使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现实社会的存在状态、文明形态被典型化。正是如此，“新写实”才获得了强烈的真实感，获得了一种史实价值，突出了一种存在意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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