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改革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一 政治改革促进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
 （一）早期较为稳定的社会局面为诗文革新运动打下了文化基础。
 宋初结束了晚唐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人民获得比较稳定的生产环境，统治者也采取一些放松压迫、减轻剥削的措施，使阶级矛盾趋向缓和，农业、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社会呈现了繁荣的景象。但宋初的文坛却不很乐观：“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咸通以来，文力衰弱，无复气格”。卑弱是宋初文坛的主要病症。士大夫的文学素养普遍降低：“举子浮薄，不求义理，为以敏速相夸”，进士试辞赋均“不据平仄次序”。为了粉饰太平，宋王朝有意提倡诗赋，并常在宫延赏花钓鱼，君臣彼此唱和，形成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复苏。
 当时的诗文创作，主要还是沿袭晚唐五代风格，较有影响的有以下几种：1白体。是宋初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人物有李昉、徐铉等人。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2西昆体。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人物是杨亿、刘筠、钱惟演。标榜学习李商隐，但缺乏李商隐诗的精神风骨和兴寄，内容空虚，风格绮靡。当时影响很大，所谓“杨刘风采，耸动天下。”3晚唐体。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由于宋人常把贾、姚看成晚唐诗人，所以名之“晚唐体”。代表人物是“九僧”、潘阆、魏野、林逋、冠准等，多吟咏山水隐逸之情，风格清新。
 在晚唐五代浮靡文风在宋初发展的同时，对立的复古主义思潮也正在发展：1宋初，柳开以继承韩柳古文传统为己任。他提倡一种“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宣扬文道的合一，特别强调道对文的决定意义，认为文应该为现实政治文化服务。2王禹称是宋代最早提倡继承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的优秀诗人，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的复古主张，以六经为旗帜，实际和柳开一样，强调取法韩柳。他认为文是“传道而明的工具，是“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因此复古的意义并不在于“模其语而谓之古”，而是要象古圣人那样为了不得已的明心和传道。这样，他就得出了为文贵乎“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并取法韩愈“惟师是尔”的结论。他的古文，不仅多有现实政治内容和鲜明的思想倾向，而且一般语言平易近人，继承了韩愈古文“文从字顺”、以表达恰当、易道易晓为贵的基本作风。3继柳开、王禹称之后，提倡复古的，有姚铉。更著名的是穆修，他继承柳开的步调，当西昆体风靡一时之际，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对后来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先驱的作用。
 早期沿袭五代的浮靡文风和复古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无疑产生了如下的影响：1极大的提高了文人学子的文学修养，在潜词作诗、为文上愈加严谨、规范。2为诗文革新在思想和艺术技巧上作了充分的准备。3孕育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一大批诗文革新的倡导者。
 （二）国家重文轻武的政策促进了文风的转变。
 宋太祖赵匡胤于960年取代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宋代的中央集权统治得以强化，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但由于统治者推行“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政策，宋代国力相对较弱。即使是建国初较为强盛的几十年里也是战事不断，到了中期，更是由于与西夏、辽国交战失利从而加重了百姓负担，致使内忧外患加剧，这些情况促使那些怀有满腔爱国之心、忧民之情的学子们把笔触更多的指向国家的命运，更多的表现人民的疾苦，使宋代文化呈现了高涨的态势，学术思想、文学艺术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独特的风貌，从而促进了诗文改革的进行、发展。1范仲淹是诗文革新运动的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他主张文章的内容要切于实际，要有利于政教风化；感情激昂真切，语言明白晓畅。其政论文指陈时弊、力主革新，透彻精辟，逻辑严谨。如《上执政书》等，表现了爱国爱民的政治态度。著名的《岳阳楼记》，描写了洞庭景色的阴晴变化引起登临者或悲或喜的不同情绪，归结到“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更表现了博大坚贞的政治抱负。2 欧阳修关切国事，同情人民的疾苦。他的《读李翱文》指责那些“先荣而饱”的人不知为天下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而能忧天下的人“又皆远贱”。《原弊》指出王朝诱民、兼并、徭役等大弊。 《与高司谏书》，直斥谏官高若讷趋炎附势不敢主持正义的卑劣行为；《朋党论》反击保守派对范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诬蔑，讽谏统治者应该任贤退恶：著名的《五代史伶官传序》，通过后唐李存勖兴亡的典型事例，说明国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实由人事，表现了他对国家兴亡的朴素唯物主义见解。《食糟民》把“日饮官酒诚可乐”的官吏与“釜无糜粥度冬春”的贫民对比，并对“我饮酒，尔食糟”的不合理，深深感到内心不安。他的《答扬子静两长句》，指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贵族王公的享乐，是人民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再和明妃曲》，借王昭君的传说故事，同情妇女的命运，也谴责了昏庸误国的统治者。3王安石的文章的题材内容多集中在议论文上，政论文的创作尤为突出，此类文章或直陈政见，或针砭现实，或论辩驳难，皆有感而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为代表作品；4苏轼政论、史论文代表作有《教战守策》、《留侯论》、《贾谊论》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治国、理民的方针、策略。
 （三）政治改革者的双重身份促进了诗文革新运动。
 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倡导某种文风的流行自古有之：三国时期的魏王曹操提倡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他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广泛搜罗文士，倡导文学；另一方面，他“登高必赋”，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唐代中期的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元缜、韩愈、柳宗元等人本身都是文学大家，同时又是朝廷官员甚至高官，这就有力地推进了文学改革的开展。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也不例外。
 1晏殊是诗文改革初期的文学家。他年少时便以神童而被荐于朝廷，此后青云直上，逐渐成为政界和文坛的重要人物，他吸引和团结了许多贤明的政治家和优秀的文学家。参与并支持了庆历革新，与范仲淹等人在政治和文学认识上有很多共识。他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政绩，时人以为”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喜为诗”。词集《珠玉词》则自宋以来广为流传，因此在人们心目中，晏殊竟是一个专业词人，他的号召力以及身体力行无疑促进了诗文革新的开展。2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和主将，是被苏轼誉为“今之韩愈”的一代文宗。他对宋文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凭借自己在政治上和文坛上的显赫地位，团结梅尧臣、苏舜钦、范仲淹、尹洙等同道，奖掖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等后进，形成了一支前后相续、阵容强大的古文创作队伍，为宋文的长期稳定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由于欧阳修的延誉奖引而身登仕籍的曾巩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作品一般以“古雅”或“平正”见称。文名在当时仅次于欧阳修，风格也和欧阳修相近。叙事议论，委曲周详，词不迫切，而思致明晰。如《寄欧阳舍人书》、《越州赵公救灾记》等，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4苏轼是欧阳修以后北宋文坛的杰出领袖，是最后完成诗文革新运动的文学大家，在为官上，虽几经沉浮，但在诗、文、词方面影响巨大。苏轼诗尽变唐风，别开生面，豪放豁达，深蕴哲理，想象奇妙，妙喻连珠，使宋诗艺术表现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并对词灌注了活力开创了豪放一派。苏轼重视散文的艺术性，强调“以意为主”，所为文如行云流水，自由挥洒，姿态横生。在苏轼的影响下，包括“苏门四学士”在内的诗歌后学和南宋爱国词人成了文学史上的名家。
二 诗文革新运动也推动了政治改革的进行
 （一）大量表现社会现实、揭露社会弊端的文章的涌现促使统治者变革。
 “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倡导并参与诗文改革的这些文学家亲眼目睹了国家的卑弱，朝廷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人民的痛苦挣扎，这些促使他们作诗、为文去表现、揭露。再加上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统治者下决心实行变革：1倡导复古的王禹称写了不少揭露当时阶级矛盾，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他敢于向宋太宗献《端拱箴》，对“一裘之费，百家衣裳”，“一食之用，千人口腹”的宫廷奢侈生活大为愤慨，直接控诉了“聚民膏血”的统治者；而对于“室无环堵”、“地无立锥”的广大人民，则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如《感流亡》诗中同情由于旱荒而流亡他乡的饥民，想到自己十年仕宦，无异是广大人民的蠹虫，实际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的官僚们的尖锐讽刺。2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的改革家，论文强调“适用”、“济世”，因而其文重经术，切世用，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多服务于他革新政治的事业。王文的题材内容多集中在议论文上，政论文的创作尤为突出，此类文章或直陈政见，或针砭现实，或论辩驳难，皆有感而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为代表作品。 3苏轼所作题材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各体兼长，诗有指陈时政得失、咏叹民生苦乐的作品，如《吴中田妇叹》；他的政论、史论文代表作有《教战守策》、《留侯论》、《贾谊论》等指出了国家多方面的弊端。
 （二）变革者对于人民疾苦的关注促进了政治变革进行。
 作为百姓的父母官，他们关注到人民的生活情况。做为倡导诗文革新的文学家，他们要表现百姓的生活图景。1欧阳修的《食糟民》把“日饮官酒诚可乐”的官吏与“釜无糜粥度冬春”的贫民对比，并对“我饮酒，尔食糟”的不合理，深深感到内心不安。2王禹称的《端拱箴》，对“一裘之费，百家衣裳”，“一食之用，千人口腹”的宫廷奢侈生活大为愤慨，直接控诉了“聚民膏血”的统治者；而对于“室无环堵”、“地无立锥”的广大人民，则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感流亡》：是王禹称贬官商州时写的诗。诗中同情由于旱荒而流亡他乡的饥民，想到自己十年仕宦，无异是广大人民的蠹虫，实际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的官僚们的尖锐讽刺。3、王安石的《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 
 文人们的这些优秀的表现百姓痛苦生活的作品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也帮助统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他的子民”的生活状况。从更好的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个角度说，也促使了政治变革的施行。1庆历初年，宋仁宗为形势所迫“遂欲更天下弊事”于庆历三年，启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实行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2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为相，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包括青苗、免役、均输、农田水利、市易、保甲等改革内容在内的“熙宁新政”。
三 改革者的文人身份造成了政治改革的失败
 北宋的政治改革，不管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以失败告终。以熙宁变法为例，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变法者的变法内容过分理想化，实施时急功近利。
 1、毛泽东主席曾精辟地论证了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动机与效果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效果不好不能说动机是好的。王安石读书破万卷，但这点道理没弄明白。他提出并实施了不少变法措施，可惜动机不错，效果并不好。（1）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青苗法，即由政府以低于私人利率的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这种作法效果不错，在陕西推行时也颇受欢迎。但当推向全国时，却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各地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要全部贷出去，并完成百分之二十的增值。有了硬指标，官员们就要用硬手段。他们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之分为不同等级，各自要承担不同的贷款额度，而不论你是否需要。同时，为了保证还贷，又让富户与不同等级的农户结为利益共同体，由富户提供担保或抵押。钱是聚敛来了，可是青苗法实行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这岂不是祸国殃民吗？（2）均输法与市易法目的在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对百姓的垄断与盘剥。但这项政策的实质是用官商代替民商，岂不知官商比民商更坏。当国家垄断了市场、货源、价格时，其盘剥的对象扩大到民商和百姓。物价上涨不说，许多商人无法经营下去，工商业凋零。除了掌握交易权的官员致富之外，对整个社会和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到了后来，任何一种新法，甚至总体上利大于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都可以成为官员鱼肉百姓的口实。动机是好的，可是没有根据具体情况，没有完善的检查监督措施，再理想化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2欲速则不达，急功近利只能造成恶果。（1）在变法之前，王安石对他的变法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认为变法的关键在于“理财”，他一再鼓吹“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王安石还称要利用变法“恢复汉唐盛世”,无疑王安石的调子太高了。（2）王安石变法的涉及面太广，不但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等农业方面的变法，而且还有保甲、将兵法、“太学三舍法”等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变法，真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为了堵塞士大夫们铺天盖地的批评，王安石又人为的加快了变法的速度，妄想几年内就达到自己预想的结果，怎么不急功近利呢？这样的最终结果会怎样呢？（3）王安石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就找那些急于上进的新人。这些人不仅缺乏经验，而且把变法作为进身之阶，参与变法动机就不纯。王安石的重要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向、蔡京、李定、邓绾等，都属于人品不正者，其中绝大多数以后进了《宋史》的奸臣传中，
 （二）没有协调好与同僚、部属、甚至皇帝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变法之初，王安石充分受到神宗皇帝的信任。但他刚愎自用的性格使得它不能采用恰当的方式和皇帝沟通，以至在实行变法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皇帝的态度也由信任、怀疑最终走向动摇。在变法前，他不但受到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曾公亮等三代老臣的赞赏，而且也受到司马光、曾巩等同代人的推崇，是众望所归的变法领袖。但变法过程中，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反对新法，虽然这多少与文人相轻的积习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归因于王安石的刚愎自用，不肯从建如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变法中，王安石起用了大量的新人。面对着这些良莠不齐、动机不一的部属他没有识人之能，也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制约，而是任其为之。所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
 （三）缺乏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决心。
 作为一政治改革的制定、执行者，要避免刚愎自用，听不进意见，要深知兼听则明的道理。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决心。而王安石在改革中没有表现出这些。当改革遇到阻力的时候，不是剖析不足，寻找办法解决。而是称病、辞官、退缩。十足一个书生本色。这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可避免的，北宋的诗文革新与政治改革有着割舍不断地联系。大部分的诗文大家本身又是政治改革的参与者。这就使得政治改革带有浓郁的文人特色：理想化，不成熟，并最终走向失败。而他们所具有的政治家的敏锐的洞察力，分析能力与文学家那奔涌的热情、与强烈的使命感完美的结合起来。使他们在诗文革新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可以说，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也许我们要庆幸，庆幸他们没有政坛得意，庆幸他们的坎坷经历造就了他们辉煌的艺术人生。

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