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完全被奴役，且无力反抗的女性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这一类女性的典型形象，是旧中国贫苦农妇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封建社会的买卖婚姻使祥林嫂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丈夫死后，其婆婆又将她像牲畜般的卖给贺老六。但第二次婚姻更不幸，夫亡子丧，大伯收房，将她赶出贺家坳。当走投无路的她再次到鲁四老爷家做佣工时，她已被封建礼教判定有罪：寡妇再嫁，伤风败俗；克夫克子，更是不祥之物。为赎罪名，祥林嫂用她的工钱，到土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当作自己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最后，在人们喜气洋洋的祝福声中，祥林嫂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
 鲁迅深深地感悟到几千年来压在最底屋的女性经受了封建礼教精神奴役造成的深刻而沉重的精神创伤。尤其是最底层的中国女性，灵魂中积淀着沉重的奴隶意识。她们从来没有想过争取做人的权利，祥林嫂就是这样的女性。她安于做奴隶，把坐稳奴隶视为人生的最大满足和幸福。封建社会的大环境造就了祥林嫂安分耐劳的性格，使她只想做个好女人、好寡妇，没有想在好寡妇之外争取些作为人的权利。鲁迅在表现祥林嫂的耐劳、俭朴、善良的时候，使读者分明感觉到的是沉重，苦涩甚至是激愤。
 其实祥林嫂并非没有反抗精神，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为人处世的依据和标准，所以她的反抗也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当她被卖给贺老六做老婆时，她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拼死反抗，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祥林嫂反抗的目的，只是为了做一个从一而终的好寡妇。这种反抗，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反抗精神越强烈，反而越是可悲，越是证明着奴隶意识越沉重、越深刻。
 鲁迅通过祥林嫂形象，揭露了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对女性充满血腥的不人道、丧失人性的摧残。同时也揭示了祥林嫂灵魂里沉重的奴隶意识，并寄希望于中国女性从这个形象中认识自己，觉醒过来，自己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争取做人的权利和价值。
 
 
 
 
 2.勇于反抗，但最终妥协的女性
 
 《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所塑造的这类女性的典型形象。这个典型，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大众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得她闹离婚：“一闹就是三年”。“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有愿意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勇于反抗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当她意识到这点时，最终在“七大人”面前，精神防线轰然倒塌。其实，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只有休妻，没有离婚塑造，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是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尽管她的反抗很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注定她走向妥协和失败。
 鲁迅通过塑造爱姑的悲剧形象，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女性，同样逃脱不了遭遇践踏的悲惨命运。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3.觉醒的新女性
 
 新女性是比较进步的女性，《伤逝》中的小知识分子子君是这类女性的典型形象。子君与祥林嫂、爱姑不同的是，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被“五四”新风浪吹醒的知识青年。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的精神，在新思想浪潮的冲击下，她和涓生大胆的投身于新生活的潮流中。为了寻找到她真正的爱情，她孤注一掷，打破旧习惯，毫不顾及父亲和胞叔的阻挠，毅然决然离家出走，以骄傲而无畏的姿态蔑视“鲇于须的老东西”和“抹雪花膏的小东西”一类庸众的世俗眼光，自主自由地与涓生结合。“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那个封建思潮统治极为严酷的时代，子君发出这样的呼声，无疑是石破天惊的。这是对封建思想怕蔑视和否定，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背叛和挑战。这是女性争取婚姻自主行为的人性觉醒的标志，是妇女寻求解放迈出的真正的第一步。
 不过，令人可悲的是，子君只走了一步，就停止不前了，其原因就在于子君争取到的恋爱自由实现了和她心爱的人在一起的目的，她就心满意足了。于是，子君变成了庸碌的家庭妇女。随着涓生被解雇，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所以，子君也俨然成为了一个悲剧色彩的人物。
 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深刻地指出：“脱离现实的经济斗争，妇女的个性解放，只能是说谎和做梦。”子君正如娜拉那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鲁迅深刻地认识到，即使是觉醒的时代女性，要彻底摆脱几千年封建统治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沉重包袱，也是很难的。子君虽然成为追求了个性解放的牺牲品，然而她毕竟从封建桎梏中冲出来了，她与封建道德礼教毅然决裂的呼声将成为时代的强音，她那凄丽的悲剧形象将使中国妇女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鲁迅通过对这三类女性形象的描写，鲜明而深刻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妇女地位和形态，并希望她们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和命运，认识自己灵魂中沉重的奴隶意识，争取和男人平等的地位，争取做人的价值，真正摆脱被奴役的处境。然而，怎样才能使女性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
 鲁迅意识到女性个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个性自由和权利的确认，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然而，在封建社会，做为“半边天”的女性，她们以做稳了奴隶为人生最大的幸福，这种积淀于女性内心的奴隶意识成为导致女性悲剧的深刻原因。子君当初果断地离家出走与涓生同居，虽然高举的是个性解放的旗帜，但是同居后，她即由“我是我自己的”，变成了“我是涓生的”，将全部心力都投入到操持空务上，正是这种依附心理使她面对涓生的感情变异时显得无所适从，以到走向毁灭。与子君相比，爱姑的性格显得强悍、泼辣，她不屈不挠地闹离婚，但是爱姑用来反抗“小畜生”、“老畜生”的理论依据竟是奴化女性的“三从四德”教条，用她自己辩护的话说，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而且自从嫁入夫家用之后，“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她的反抗决不是出自女性的主体自觉和自由意志，用“三从四德”的教条为反抗夫权的行为辩护，这一悖论必然导致反抗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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