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世界
 
[摘 要]作为女作家，张爱玲刻画的女性形象别具一格。她们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小女人，生活的世界中没有爱，她们自己也是表里不一的嫉妒者，但却给人以美的感觉，因为她们是真的灵动的女人。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世界

 作为一个观察力敏锐、感情细腻的女作家，张爱玲最擅长的还是刻画女性形象。她的小说几乎都是以女性为主角。并且那些女性总充斥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韵致，让人禁不住去揣摩、去探求、去试着拂去她们身上的朦胧，本文试就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作一分析。
    一、平凡的小女人
 提起张爱玲，很多人会马上想起《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于是，一个印象便生成了，张爱玲喜欢写极端的、心理变态的女人。实际上，七巧不过是一个例外，张爱玲认为文艺作品最重要的通过平凡人的生活来给人启示；表现最基本的人性，她笔下的人物“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正因为这样，她笔下的小女人，绝大部分是正常、普通的，是那种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平凡人。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一类为没落封建世家中的小姐或太太，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等；一类是受西方思想影响较大，比较现代的女性，如《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等；最后一类是没有什么知识与教养的女佣人一类的人物，如《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阿小等。不管是哪一类女性，她们都不会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有的人比较美丽，可是她们没有成为“红颜祸水”也没有成为“绝代佳人”，顶多只是让她们虚荣一下，以美去吸引一个男人（或找一个丈夫）。她们工作、生活、恋爱、结婚，一切都按最普通的步骤来。她们“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她们没有超群的智慧与勇气，又不是一味忍让退缩的糊涂虫；她们没有超凡脱俗，但又不是一味卑琐低贱；她们没有救国救民的志气，但又不是只盯着自己脚尖的卑劣者。在某一个平凡的小知识分子家里，你也许就会发现一个吴翠远（《封锁》）或孟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没什么毛病可也实在没什么内涵；走在街头巷口，你也许又会发现几个阿小或阿芳（《等》），忙忙碌碌地干活，同时又谈着张家的鸡下了两个蛋，李家的女儿有了男朋友，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生活。至于如《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式的小姐太太，现在更是到外有。她们往往费尽心机抓住一个丈夫，然后便安心依靠他过下去。这些平凡的女人，她们不理时代风云变幻，也不管政治惊涛骇浪，她们接触的是周围不多的几个人，如父母、亲戚、邻居、顾客。她们生存在这个圈子里，活在这个圈子里，从不想到要打破它，看一看外部的世界。《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愫细，只跟母亲、姐姐及周围极少的人来往，“单纯”到不懂基本的男女关系，用她所理解的“纯洁”逼死了丈夫。《花凋》中的郑川嫦，同样只接触到极少的人，像一棵长在墙角的草，什么都没经历过，便染上病默默地死去了。
 平凡的女人，大多有一种“安稳情结”，平安地长大找个丈夫，生几个孩子。再平平安安地老死，这便是她们最大的愿望。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正是如此。所谓的“民族”、“国家”、“良知”、“正义”这些观念她们是极为淡薄的。她们关心的是“我”能不能引起另人的注意，“我”能不能嫁一个安稳可靠的人。嫁了人之后，她们 一般不再保持自己的“可爱”，也不保持对别人执着的爱。因为只要丈夫不抛弃自己，日子就可以天长地久地安稳地过下去，再刻意修饰自己吗？再去挣扎吗？再去奔波吗？再为自己 打一个天下吗？那只是笨或超人做的事，普通人只须“平平淡淡才是真”。于是，《五四遗事》中人范小姐，先是费尽心机装扮自己，嫁得人后，便整天打麻将，或成天躺在床上嗑瓜子，衣服也懒得换，污旧的长衫破了也不补，以往的淑女风范荡然无存，另一个极端就是，《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嫁给乔琪乔后便死心塌地跟着他，为他弄钱，供他吃喝玩乐。乔琪乔是不是爱她？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她不去想，不去管，只拼命抓住乔琪乔给她的那一点点“家”的感觉。
这样的平凡女人，实在令人可怜、可气、可怪，可是现实生活中最多的不就是这种小女人吗？张爱玲只是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形象而已。
    二、  孤单的失爱者
 张爱玲的小说大体上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人物出场时大都是快乐、满足或至少是安定的，但后来却日见衰微，最后酿成悲剧，或者沉落到如泥沼似的庸俗安定中去。在这样的故事中，人们缺乏爱。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她们所处的是一个冷冰冰的世界。
 首先看一下父母之爱。张的小说中，女性大多没有父母亲。她们并没有父母爱着她们的“温馨的童年”的回忆。即使有，她们的父亲或者只是锁在自己世界里的陌生人，如《花凋》中的郑先生；或者是在子女的身上骗钱的老油条，如《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或者他们将子女当成晋升的资本，如《琉璃瓦》中的姚先生。她们的母亲，或者是什么见识也没有的三姑六婆，如《十八春》的顾太太；或者是老在抱怨生活、与丈夫斗气的女人，如《花凋》中的郑太太；更有甚者是心理变态的疯女人，如曹七巧。《心经》中的父母是比较特别的，可是他们对女儿是怎样的“爱”呢？一个畸形地“爱”（男女之爱）着女儿，另一个，在她女儿的生命中早已成为一个碍事的影子，一个禁闭在女儿生命之外的“母亲”角色。这样的父母，当然也不可能给子女以下正常的爱，他们已失去他们的父母性，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基本是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下生活的。
 也许正因为这些女性没有父母之爱，她们不懂去为人之母，也感 受不到什么反哺之情。《连环套》中的霓喜的子女，只是女孩子生命中的摆设与累赘。《琉璃瓦》中的峥峥，只知出了事靠父母，自己幸福时却绝不想到父母。最典型的是，《金锁记》中的七巧，最后清醒地意识到所有的人都恨毒了她，包括她的儿子与女儿，可以说，张小说里的女人，也失去了本该感到安慰的子女之爱，她们的“天伦之乐”从来就没实现过。
 纪伯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许多女子借到了男子的心，很少女子能占有它。”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就从未曾得到一个男子真挚而专注的爱，或者有了爱却没有完满结局，她们的男人，有的是极端自私，专心追逐欢乐的男人，如《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有的是一时被女主角外表所迷而娶她的男人，如《留情》中的米先生，《五四遗事》中的罗先生，少有的几个对女主角有着纯真深挚的爱男子，往往又因为命运安排不能与女主角结合。《多少恨》中的宗豫，最后只赶得上在所爱的女子房中，听着“仿佛有一只船在天涯叫着，凄清的一两声”。《十八春》中的沈世钧也只有在与爱人离别十八年后，惘然地笑一声。这些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可是，她们遇不到一个能给她爱，为她营造 一个温暖的世界的男人。失去这些不同的爱的女人，心是灰扑扑的，周周围的世界也是灰扑扑的，让我想起张爱玲散文中的一句话：“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世界”。
    三、 虚伪的嫉妒者
 《十八春》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话：“世钧每次看见两个初见面的女人客客气气斯斯文文变着话，他就有点寒凛凛的，觉得害怕，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认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实在充满了“敌对”的气氛。
 正如《十八春》中所说，两个女人见面，一定是客客气气，有时甚至亲密得好像分不开，如《留情》中杨太太与敦凤一见面，杨太太便打着招呼“拉着敦凤，却又亲亲热热，把声音低了一低，再重复了一句‘好么’痴痴地用恋慕的眼光从头看到脚”。实际上杨太太对敦凤心存不满，因为敦曲阔了而没给杨太太好处。《心经》中的许小寒与她的女同学，在一起时叽叽喳喳说笑、打闹，像一群亲切的心无尘滓的好朋友。事实上，她们单个交往时，便互相攻击，揭短。造成这一切，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方面，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生活在三十或四十年人代，那时，西方文明大量涌入中国，但封建文化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基本上是一个男权社会。“男权至上，女子必遵妇道”的观念早已深入她们的骨髓。只有强有国的男人才值得她们真心佩服，太强并干出一番事业的女人，只会让她们觉得傻里傻气，不遵妇道。只有可爱的男人才能让她们真心去爱。可爱的女人，她们远远看着男人对她的爱慕，心中涌起一股醋意。于是又会想，这是“”狐狸精，不守妇道”。男权社会又往往灌输给女子“强者至上”的观念，对于不如自己的女性，女人一般看不起她，只在表面有意无意，借她来烘托自己，心中轻蔑地想：“软包一个，怎么配与我交往呢？”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就这样否定了每一个同性。她们 互相攻击、嘲笑、揭短，更残酷的是，《十八春》中的曼璐竟帮助丈夫强奸妹妹，想利用妹妹来拴住丈夫的心。
 另一方面，这些女性所处的社会，或多或少被西方文明侵入，生存竞争比较激烈，她们的心中，最首要的是“生存”，有没有同性朋友当然无所谓。她们可以为了“生存”，与各色人等周旋，可是，这各色人等一定是要有物质上的利用价值。同性的朋友如没有利用价值，她们何苦去交？当然，有利益冲突，便分道扬镳了。为了同一个男人，许小寒便可以尽一切力量去诋毁她。《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与葛薇龙不是姑侄吗？梁太太可以利用薇龙去勾引年轻男人供已淫乐，进而毁了薇龙。
 “温柔敦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至少表面上是要友善相处，维持“面子”，否则就有失做人的“体统””，就会打破那种暖意融融的“安稳”气氛。何况女人自身的优势只能在别的女人衬托下才能体现，越是对别的女人亲热，便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屈尊就卑的表示。受到这种“亲热”待遇的女人，便也会同样打起精神来应付。这种情况下，女人们见面自然显得客客气气，亲亲热热。
 被男权思想浸润着，被生存逼迫着，被传统思想约束着，这些女性，就这样演出了一场当面如糖似蜜，背后流长蜚短的戏。
    四 、 神秘的美者
 说也奇怪，细想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没有一个是可爱的。她们或俗气十足；或心理变态；或意志薄弱；或心胸狭窄；或自甘堕落。总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是，她们就是给人以美的感觉。这种美，似乎来自于女性的一套套服装；似乎来自于她们清丽的容颜；似乎来自于她们一个小手势，一句幽幽的话。它苍苍茫茫地来，渺渺然缠绕在每一位女性身上，让人忍不住总想抹开这迷雾，揭开这面纱。就我看来，这些女性是因距离而美，因为真而美，因为陷入悲剧而美。
 朱光潜先生曾说过：“一件本来惹人嫌恶的事情，如果你把它推远一点看，往往可以成为很美的意象”。袁子才曾经刻一方“钱塘苏小是乡亲”的印，口吻十分自豪。但苏小小在她所处的南朝只不过是个妓女。袁子才之所以欣赏她，是因为她已将苏小小从积繁复的信仰和利害观念的圈套中划出来，当作美丽的意象来欣赏。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之所以美，也因为张爱玲以一种带距离的，闲闲的笔触去描写她们。她只是冷漠地毫不带感情地描画出一个又一个灵动的真的女性。这些女性在俗世中是最平凡最不起眼，甚至是可恨的。可是推远一些看，她们又呈现一种独特的美。且看看白流苏，依现实的伦理道德标准来看，她只不过是个极端自私，一心想勾引一个男人而生存的女性。可是，张爱玲笔下的流苏却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在张爱玲冷冷的不带任何评价话语的笔下，白流苏自在自得地在战乱的香港这个舞台上表演着。看，她“摸索、摩擦、进攻、闪避，显得那么自然而风趣，好似古典舞中一边摆着架式，一边交换舞伴那么轻盈、潇洒、熨贴”。她丢个眼风，做个手势，“对着镜子这一表演，那胡琴便听上去不是胡琴而是竹箫琴瑟奏着幽沉的庙堂舞曲”。流苏就是这样地善于表现自己，善于影响他人。尽管我们不能将这种行为纳入现实的善的轨道中。但是，一个有着古典的美，带点邪气的美的白流苏形象却出现在我们面前。孔子曾说《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白流苏当然称不上尽美的《韶》乐，但至少她可以作为读者心目中尽美的《武》乐。而白流苏若在接近现实，欲指导现实的道德家的笔下写出来，便只是个自私，善玩手腕的女人，美感将荡然无存。张爱玲却以一种带的白流苏，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可恨的一面，她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欲求的真的女人。正如《红楼梦》中的有缺陷的众多美丽才女一样，张爱玲笔下的女人给人以美感 。
 歌德：“天才描写内在生活的特殊感觉，将超过描写世界大事的一般事实。”张爱玲正是这样的天才。她笔下的女性，整体来说，都是隐在闹市中的平凡女人，总是给人以小气，雅中也见俗的感觉，然而同时，你又会觉得她们时可亲的，美的，真的女人。原因之一，便是她们的内心变化极其自然又微妙，体现在许多细节中。这些细节，如同月下风中的花影婆娑，如同夏日浓荫下的波光闪烁，如同黑暗中电光一闪，读者看到这些，一个往昔看到过的美好的身影便出现在眼前。《倾城之恋》中的流苏，听到离过婚的丈夫死了，而自己的哥哥要她去奔丧戴孝的消息，嘴上虽“淡淡地”说着冠冕堂皇的话，但却“手指头上直冒冷汗，针涩了，再也拔不过去”。这“淡淡”表现出流苏自尊而不甘心做个贞节牌式的寡妇的心情。“手指头上直冒冷汗”却贴切地表现出她心头发冷，没有自信能抵抗自己哥哥的心理，真令人拍案叫绝。《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葛薇龙住进梁太太家的头一夜，看到衣橱里装满了衣，便忍不住偷偷地一件件试穿。后来猛然意识到这些衣服姑妈训练她做交际花的第一步，便“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了，脸上一阵阵发热”。这个细节活现出薇龙的未脱学生气，还带点自尊，却又带着一切女性所有的好奇与虚荣心的心态。这样复杂微妙的心理，张爱玲却将其表现得丝丝入扣。真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那种“恰到好处”，让读者不由怦然心动，全心全意感受着作品中细腻娇嫩的气息，感受那女性的轻轻颤动着的心。“美”正是这种感受的唯一表达形式。
 悲剧向来最易博人眼泪，激起人的美感。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之所以美，恐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们都经历了悲剧的命运，或者至少生活在悲剧的氖围里。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美丽或灵活的女性毁灭，或者变成麻木不仁，总会让人心中产生一种幽幽的冷意，产生无限感慨，感到一丝残酷的美，尤其这些女性的结局一般是苍凉而悠远的。《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自甘堕落；《多少恨》中的虞家茵单身远赴天涯。那种悲切，如空谷中的风，如寒潭中的水，让人感到一种深不可测的悲剧之美，这一点无须多说，看过张爱玲作品的人会有更真切的感受。
 张爱玲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平凡、无爱，有很多缺陷，但又是美的。如果作为真实的人，她们只能属于过去，但作为艺术形象，她们又将永存。“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当你看到生活中的某一个女性时，你也许会起张爱玲作品中那些轻倩又凝重，甜蜜又苦涩的身影。她们留给后人的思索，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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