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见中国现代及未来小说模式的线索

 现代小说五彩缤纷，东西方有众多流派：叙事性散文作品、骑士小说、宗教寓言小说、冒险小说、书信体小说、讽刺小说、感伤主义小说、哥特式小说、历史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侦探小说、印象主义小说、心理小说、意识流小说、科幻小说、反小说、荒诞小说、哲学寓言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和网络小说等等，并且发展迅猛，小说创作方式与文体格式相应有诸多的改变，为要知道小说未来发展的新面目，就得知道历史条件下，小说历史的演变，也应通晓未知的小说及存在的理由。
一、古代小说方式的认识学习
 在中国古人的思路中，戏曲小说是不足挂齿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大名著也估计名不见经传，所以，更别侈谈有小说文本的研究了，而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小说的研究则比较早，比如日本、法兰西等国家，他们的汉学教授比如狩野之喜、盐古温等，直到胡适倡导了新文化运动，在鲁迅等人与日本两国的支持下，中国小说研究才进入轨道。
 古代中国的小说文体上，主要是一种叙事方式，所以，在西方人研究中，他们一贯以叙事理论分析中国小说。古代小说具有非完整性，它不以纯散文叙事为主，大都会插入诗词曲赋等韵文，如《三国演义》段尾有“有诗为证”“有词为证”等话语，也就是说古代小说有“故事+韵文”的散文拼凑的特征，而没有把小说当成一种经典严肃的艺术手法，这样的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凌乱性，在思想及叙事上都松散而不完整，作者本身也无法处理这样的艺术本质。
 以上说法也可能是古代小说发展的局限，有人说诗词太多的乱用，乃是虚有变成事实，无关故事或叙事本身，在这一方面，曾有许多学者为中国古代小说辩护，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多花笔墨议论，为什么古代小说叙事要插入许多议论文字或诗词曲赋呢？我们有的说是叙事的贫乏无力，有的说是思想的必要性，但都不能仅仅站在古代中国或近代西方的立场上去评说古代中国小说的本质吧！
 所以，与其在西方某些大学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的议论，直接用他们的叙事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小说的探讨，不如用中国小说艺术欣赏的艺术立场来研究探讨中国小说。如古代“四大名小说”是士大夫或文人君子的小说，认为四大名著是古代书香文化界的作品，而不是下层社会的民间小说的作品，虽然它们脱胎于大众民间故事、曲艺、说书。它们都经过文色滋润及明清文人的美学造化，在错综复杂的字里行间蕴涵着深远的文化意义，反复解读、仔细分析古代小说的叙事结构与修辞方式是古代小说另一文艺特色与课题所在。
 在小说研究中，我们把小说面对世界的视角问题看得比小说世界中的叙事本身更加复杂，而古代小说却可能往往没见到这一问题，叙事的视角的同一性远远大于全知视角，小说把叙事本身发挥的淋漓尽致，以有限的文字世界在纯客观的世界自由出入。从这个角度看，白话新小说并没有值得崇敬的地方，它走的线路则单单在文字的世界中反复玩味，令读者、作家、知识分子成为三个世界的幽魂。这又是古代小说风格或标志之一。
 从小说的表现意义及其本质来说，什么样的文字能算是小说呢？或者说小说从何时何地开始形成固定的形式或样本呢？它在现代有何从表示呢？从中国唐朝来说的文言传奇、白话章回体小说起，大多文人都各说其是，各说其理，或避而不谈。日本有汉学家研究表明，古代的小说还不如说是宗教本身，他们说明阐述了一系列中国民间宗教的信仰变化，这是它们最基本的意图。如《山海经》《博物志》《搜神记》《神仙传》等古小说是作者的取证论证。这些书成为小说时，古代的小说内容就太广泛了，边界就太大了，异端的色彩就太浓了。美国的汉学家则有不同意见，他们从《左传》《史记》等叙事方式入手，说明编年体裁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主导模式，《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著名小说就是编年体裁小说的延伸，他们认为《左传》建立较为完整的小说体系与操作的典范，对后来的小说不是简单的影响或供其他人的模仿，而是直接孕育了现代的许多的优秀小说。古代小说就是以史书的立场为海外学者重点关注，蒲安迪注意到小说和史书中的传、志、记共用，如列传、传奇、志怪等，小说所叙述的事情也大都有史家的可靠性，因此，古代小说在思想及文体方式上都与诗词曲赋都有区别的，事实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谈到了这些关于小说的标准的议论。他注意到：唐人“始有小说”这种“作意好奇”的写作在明清时期亦有体现，我们要是如此观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话，大概也无法区分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的本质或文体区别了。
 二、 现代小说的意义和今后的表现方式
 在中国的近现代，小说的发展欣欣向荣，作家层出不穷，从鲁迅老舍郭沫若巴金，到张纬李锐王朔王小波及一大批女性作家，他们从西方和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寻找着一种种小说表现的方式，并积极尝试着。其间,名家辈出、杰作林立、流派纷呈、艺术手法更迭。毋庸置疑,有的作家和作品已经名垂青史,有的几经沉浮,有的昙花一现,而有的则到现在还依然鲜为人知。再加上现代中国的文化倾向与文化发展的熏陶，信息无比复杂，互联网、电视、收音机等多媒体的出现，小说面临重大的挑战。
 要说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概貌与发展轨迹，论述其艺术形式和创作风格的演化与变革,并揭示其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中国小说如同促使其滋生与发展的社会土壤一样,在历史长河的流程中,经历了几乎是脱胎换骨的变革与演化，作为一种叙事性文学文体,中国小说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一种孤立或自发的文学现象,它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从二十世纪初，新文学运动的开展，中国小说就迈出了一大步，他们从西方文学灿烂辉煌的文学渊源那里，让其受到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处于襁褓中的中国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年长并相对成熟的西方小说体系。正因为如此,早期的中国现代小说(如果它们算是现代小说的话)在语言形式和创作方法上往往带有新语言的痕迹。在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的时候，50—70年代常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时期看待。不过，对这个时期的性质、特征的描述，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有时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有的文学是说“五四”精神的演化，有的说是“五四”精神的表达。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这三十年的大陆中国文学使“五四”开启的新文学进程发生“逆转”，“五四”文学传统发生了“断裂”，只是到了“新时期文学”，这一传统才得以接续。 当代文学的传统大都来自那个时期的说法已经过失。在极其复杂的争论后，我们来看西方批评家也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进行了评述和归纳，但依据布赖恩·麦克黑尔的看法，他们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的分类，“典型的”做法是“与现代主义诗学的特点相对立”。戴维·洛奇列出了5种策略：矛盾、断裂、随变、过分、短路。现代主义诗学则讲求统一、全面的布局。其实中国的小说已从这个方向走得太远。往往走进一个文学的圈套，被它拖着走，无法达到人文的复兴。伊哈布·哈桑提供了7种现代主义的习俗：城市主义化、技术主义化、非人化、原始社会崇拜主义化、色情主义化、废除道德律论化、实验主义化。他的终结说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我们的文学路是否畅通无阻，还是得反思我们的文学思潮。我们的当代小说在城市、原始、色情、技术实验主义的路上能走多远？彼得·沃伦也提出6种对立：叙述转移性对立叙述非转移性、等同对立前置、简单讲述对立多重讲述、密封对立空隙、愉悦对立不悦、虚构对立现实。杜维·福克马亦画出了种种后现代主义时代码的作文与语义规约：将它们普遍对照于现代主义时代特征码的规约：包含性、蓄意紊乱、无筛选或伪无筛选、逻辑无可能性。麦克黑尔指出，这些对立有“零零碎碎，未作出总体归纳之倾向”，我们从中只看到“后现代主义的特定特点如何地与现代主义的特定特点的互为对立，而不见后现代主义诗学作为整体如何与现代主义诗学对立，”因此，“这些对立是表态的，就历史的动力，告之我们甚少，或根本没有。”
 反观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小说，出现了流派纷争的局面。下面就将近一个世纪的西方现代派小说发展的脉络，从内外环境两方面做个简单得梳理。首先看构成其生存的外部环境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意识根源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到了二十世纪进入了各方面垄断阶段，各国在资源、资本和市场份额、文化市场等等方面，因无法做到合理的调配而矛盾重重，于是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空前浩劫的世界大战不仅给西方各国带来了物质上的消耗和毁灭，而且也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重创。原来被他们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民主、自由、科学、平等和博爱等等，突然间被战争搞的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私处和丑恶暴露无遗。于是带着对资产阶级传统理性的怀疑、彷徨、苦闷、质疑和反叛精神的现代主义思潮，更悄然蔓延起来。其中主要代表有：叔本华和尼菜的维意志论和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直觉主义、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和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二战后萨特和伽谬的存在主义。还有后现代派的代表，巴尔特的结构主义、姚斯的接受主义和德里达的消解主义等等。     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像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等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以及雨果等浪漫主义大师可以说是耳熟能详，推崇有加。平心而论，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真实生活方面确实也取得过巨大的成就，至今在中外文坛上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其片面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世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活中同样真实的另一半即主观世界，有时甚至由于刻意模仿外部现实而流于琐碎和表面。　　有感于此，现代主义文学则反其道而行之，深入挖掘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提倡对人的主观世界的真实展示，高扬文学自身应有的表现功能。现代主义文学关注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尖锐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荒谬性及其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它们大量运用想象、象征、隐喻、暗示、时空颠倒、内心独白、意识流和自动写作等创新技巧，着重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一言以蔽之，现代主义文学实现了写作主题从世界向人、从客观向主观、从外向内的转变，人、主体、自我、内心世界成了现代文学的中心。　　现代主义文学这种反对西方传统文化、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倾向自然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空前灾难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异化导致了人们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怀疑和信仰危机，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以及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哲学等非理性主义思潮则为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哲学基础。尼采提出过一个惊世骇俗的著名论断：“上帝死了”，这就好像中国人说“天理没有了”。一个没有天理的世道也就是一个道德沦丧、天良泯灭、霸道横行的世界。同理，在西方，上帝之死意味着一直作为社会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基础的基督教信仰崩溃了，其后果就是一切绝对性的传统价值和道德规范都失去了原来约束人心的作用，真善美都因为丧失了合理性论证而变成相对的，生活也不再具有终极意义，因而一切都是允许的，个人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个人自己的选择，而没有共同的信仰、没有公认的规范、没有统一的奋斗目标的社会也就变成了一个混乱、荒谬、残酷的世界。
中国当代自有自己的国情，我们的后现代作品如女权主义等，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他们的师承就在新文学时期的众多流派当中。小说在今后要走的路上很漫长。
 

参考文献：
俞晓红：《古代白话小说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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