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边塞诗之两朵奇葩
                  ——试论高适岑参边塞诗异同
 
 总     论
   
 在气象宏伟昂扬、国力强盛的盛唐时期，诗人林立风涌，边塞派诗人以其豪放激昂、慷慨悲壮的创作，为诗坛奉献了自己的杰作。其中，高适、岑参更是以自己独树一帜的创作，成为边塞诗派无人可比的杰出代表人物，诗史以“高岑”并称。杜甫说：“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辛文房说：“参……诗调尤高，……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感慨怀感。”（《唐才子传》）胡应麟说：“高岑悲壮为宗，王孟闲谈自得。”（《诗薮》）这主要是因他们二人诗风相近，都以“风骨”著称，他们都曾侧身戎幕，擅长以古诗尤其是七言歌行的形式来写边塞题材，而且诗中充溢着感慨不平之气。不过，两位诗人同中有异，在诗坛上各自作出了不同的独特贡献。

 分     论

 （一）生平思想简介
 高适（约702——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省景县）人。高适一生经历比较丰富。他早年生活困顿，仕途失意，常混渔樵，乃至“以求丐自给”。玄宗天宝八年（749年），经张九臬荐举，中“有道科”，授封 丘县尉，不久即弃官而去。后客游河西，为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掌书记。安史之乱后，得到唐肃宗重用，历任淮南、西川节度使，终散骑常待，封渤海县候。《旧唐书》说他“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性格狂放不羁，又是具有纵横壮志和实际政治才干的人物。诗人壮怀激烈的性格和经历反映在创作上，使他的诗歌具有沉雄浑厚的特色。
  岑参（715——770），江陵（今属湖北省）人。出身于仕宦之家，幼年丧父，从兄受书，“能自砥砺，遍览经史”（杜确《岑嘉州诗集序》），“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感旧赋》）。天宝三年（747）举进士，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年（749）至至德二年（757）曾两度出塞。肃宗朝，任右补阙，出为虢州长史，官到嘉州刺史，卒于成都。他的生平遭际和思想与高适都有相似之处。但是岑参的想像力更加丰富，并且性格好奇，于是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
 （二）二人边塞诗之同
   高适岑参在盛唐成为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创作出大量与边塞有关的佳作，除了生平遭际和思想性格有相似之处外，有其客观历史背景。开元天宝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军事实力强大。久居尊位的唐玄宗倚恃强大国力，好大喜功，推行扩边政策，并每每给立有边功的将官以升迁的嘉奖，赴边立功成为报国和仕进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文人投笔从戎或秉笔入幕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高适曾有三次出塞经历，岑参更是久佐戎幕。丰富的边塞生活经历，为高岑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他们的诗风极为相近。他们的诗歌共同点是慷慨悲壮，豪放激昂，气势雄浑，形象鲜明，反映了浑大的盛唐气象和边塞将士风貌及边塞奇美风光。
  试读二人的代表作：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原诗略）。
 《燕歌行》描绘了唐军将士慷慨赴边转战边域的情景，歌颂了他们为国主动奋勇杀敌的爱国精神，抒发了征夫思妇的相思之苦，从侧面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并且揭露了军中官兵对立，苦乐悬殊的现实，内容集中而概括。这首诗出色地运用了七言歌行的体制，用朴实的笔墨勾勒了塞外战场苍茫悲凉的气象，奔腾着一股雄健的气势。错纵交织的诗笔把苍茫绝漠的自然环境，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士兵在战斗中复杂变化的内心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雄厚深广，悲壮淋漓的境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同样真实详尽地描写了军旅生活，写出了将士们不畏艰辛，英勇奋战的精神，写出了他们的雄心壮志，表达了奏捷凯歌的必胜信念，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情感。诗歌气势豪迈，悲壮奇峭，运用独特的夸张与奇伟的想像表现了塞外风光，烘托了边塞战事的艰辛和紧急。全诗风格奇峻峭拔，慷慨悲壮，节奏鲜明急促，声调强劲激越。
 （三）二人边塞诗之异
1、思想内容之异
 高适的边塞诗思想深刻触及到深层次的社会内容，现实意义比岑参诗更强烈，更深广。如《燕歌行》中有战士意气昂扬的出征，战场上艰苦卓绝的战斗，征夫思妇刻骨的思念，还有边塞的烽烟和萧瑟的穷秋，更有浴血沙场的战士与耽于歌舞的将帅的尖锐对照。诗作将这些画面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广阔的边塞画卷。诗人从各个不同层面反映和揭露战争，将鲜明的爱憎倾注入作品，笔力深厚，声情顿挫，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更是成为广被传诵的名句。对下层百姓（包括士卒）的同情关注及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批判在高适作品中并不少见。“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泪沾臆。”（《蓟门行五首》之二）是对边防战士遭压榨的同情；“大夫东击胡，胡尘不敢起。胡人山下哭，胡马海边死。”（《家中送侄式颜》）反映战争给边疆人民带来的苦难；“仍怜穴蚁漂，益羡云禽游。农夫无倚著，野老生殷忧。”《东平路中遇大水》）是对遭遇水灾农民的怜恤；“不是鬼神无正直，从来州县有瑕疵。”（《同颜少府旅宦秋中》则是对州县官史感到痛心的肺腑之言。殷璠说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河岳英灵集》）正是对其诗的褒扬。
 相比高适诗作广阔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岑参诗则显得较为单一，他的作品缺乏高适广阔的视角和关怀黎民百姓的情怀。这与岑参出身官宦世家的背景不无关系。岑参祖上位至宰相，后虽家道中落，但早年孤贫并未使他接近下层劳动人民，而往日三代为相的富贵显赫在岑参心灵深处亦难以洗刷，所以岑参建功立业之心尤为强烈。因此，岑诗中常有一种昂扬的情绪和乐观的精神。《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气势宏大，色彩雄奇，运用夸张与想像的艺术手法将大自然的剧烈变化与声势浩大的行军场面结合，让人惊叹边塞奇异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特征的同时，感慨行军将士的艰辛。诗歌节奏紧迫，形成高昂激越的声势，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写景与叙事的结合上，诗人以边塞奇异的风土景物和气候环境入诗，寓情于景物描写中。岑参“好奇”的性格一经与边塞特异的风土人情相碰撞，即有令人为之惊叹的奇丽作品产生。像《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火山云歌送别》等。那边塞奇异瑰丽的风景，令人大开眼界。
2、表现手法之异
 高岑二人在表现手法上偏好不同的形式。高适诗多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用比兴手法较少，显得凝重深沉、浑茫苍劲。如《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议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杜甫“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正是对其诗歌吐其所快不受拘束的豪迈俊爽风格的恰当评语。其诗注意力在于人而不在自然景观，故很少单纯写景之作，常在抒情之时伴有写景成分，这景就带有诗人个人主观的印记。《燕歌行》中用“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便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
 岑参诗除部分有直抒胸臆外，多侧重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诗人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和奇特的想像描写塞外雄奇壮丽的自然景物，以个人感受来写客观实在的景物。写狂风“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写严寒“腌霭寒氛万里凝，阑干阴崖千丈冰。”（《天山雪歌》）等。岑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的奇丽充分体现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状雪景句中：“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人以春日里开放的梨花来比严冬里的飞雪，一暖一冷两种意象取得艺术上惊人的和谐，千树万树与边地壮阔背景相呼应，变得清旷峭厉。梨花的比喻赋予寒冷萧瑟的雪国以温暖和希望，正切合诗中送别友人之情意与祝福。
3、语言风格之异
 高适在语言风格上用词简净，不加雕琢。如《别董大二首》之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技巧上看来全不用力，词从意出，没有刻意辞彩修辞。前两句描写送别环境，悲凉情调从描写中自然而生；后两句为临别宽慰之语，显得豪迈放达。全诗语言浑朴自然，不事雕琢。其诗歌中凭借才气之盛，吐其所快不受拘束的词句很多，读了撼人心弦。
 岑参与高适一样，语言都是明白晓畅，没有什么生僻的词句，但在词句的锤炼上岑参诗歌还是颇见心机的。他早年隐居读书时作的一些田园山水诗，清丽之气已从质朴中透露出来。如“涧花燃暮雨，潭树暖春云”（《高冠谷口赠郑鄂》中的“燃”、“暖”，“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中之“吞”、“醉”，均可见为斟酌字句所下的功夫。这种奇巧的倾向，当诗人在边塞面对军士的豪情壮志和域外的奇异风光时，就进一步发展成为悲壮奇峭的风格。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鸡鸣而起中的“燃”、“煎”似是从《高冠合口赠郑鄂》中“燃”、“暖”延用和演化而来，而诗的气象已大不相同，前者实写山居景色，清丽如小品，后者则运用丰富想像突出热海的酷热，雄壮奇丽，变幻莫测。王士祯“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师友传续录》）的评价道出了二人诗风的差别。
 4、七古运用之异
 高适、岑参二人诗歌，古体、近体都有，律诗、绝句也有，但二人作七言古诗尤其擅长。高适的《燕歌行》、《别韦参军》、《封丘作》，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七古。古体诗用韵较宽，篇无定句，形式自由，用于表现边塞风物的宏阔和战斗场面的悲壮很适合，与二人沉雄激壮的共同风格亦相吻合。但高适与岑参在七言歌行创作中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高适歌行体式复古为多，赋予乐府旧题新的面貌。《燕歌行》句句押韵，两句一换韵，韵律转换与内容的跌宕起伏相一致，音节洪亮，语言整饬，显得雄阔高亢。另外，高适喜欢在诗歌里用对偶句，对偶句又多用上下两幅景象相对照，相互烘托，从而渲染了气氛，深化了内容。
 岑参诗歌，句式、节奏、押韵上则灵活多变，富于创新。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一诗，三句一节，打破旧的二句或四句一节的格式，句句押韵，三句换韵，音节急促紧迫，与风雪夜行军的情势很是相宜。句式上诗人五、七言相杂成篇者不少。《登古邺城》前四个五言句写景，后四个七言发怀古幽情，五、七言各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随诗意而转换，给了怀古感慨新鲜的形式。岑参在歌行体音韵、句式上的探索与创新是高适所缺少的，岑诗形式的丰富多变与诗风的奇峭相一致。

结   论
 
 通过以上比较论述，高适、岑参二人诗风的异同已很明白，二人不愧为盛唐边塞诗中的王者，诗国里的奇葩。高适年少时贫困，个性豪爽正直有游侠之气，加上一生经历丰富，故其诗反映的社会面比较广阔，思想也很深刻。岑参为落魄王孙，遍览群书，心怀壮志，好奇的个性气质和敏锐艺术感染力，使他笔下的塞外风光雄奇壮丽。高适的诗歌悠扬婉转，在浓厚的抒情意味中，表现了奔放的气势和慷慨激昂的精神。岑参的诗歌则以奇峭俊丽的风格描绘了边寒瑰奇壮丽的风光。二人相比而言，从思想的深刻和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内容来看，高适远高出岑参；而从艺术风格的独特鲜明和反映生活面的丰富广阔而言，高适显然不及岑参，岑参是盛唐边塞诗人最卓越的代表。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一版，第363—368页。
 2、李道英：《中国文学史》（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180－193页。
 3、徐中玉、金启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248－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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