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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传》忠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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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范文题目：论《水浒传》忠义观，论文范文关键词：论《水浒传》忠义观
论《水浒传》忠义观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论《水浒传》忠义观
论文提纲
论文方向的选择与提出：《水浒传》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在我的记忆里，小学一年级时，宋江是被当作“投降派”来批判的，后来又给宋江平反，说他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初中时期拜读《水浒传》，仍是犹如雾里看花之感，直至再后来慢慢品味，才认为把“忠义观”理解为“起义说”或“投降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都是片面的，因为宋江的一切行为都是他主观思想的体现，所以根本就是宋江观念问题，即能不能尽忠和如何尽忠的问题。二、论据：围绕宋江上山前、上山后、招安时的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的矛盾来分析其性格与行为的一致性，从而全面理解和把握《水浒传》的“忠义观” 三、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思想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的进程，《水浒传》“忠义观”有其历史局限性。
正文
自从《水浒传》问世以来，历代文人墨客对施耐庵笔下的宋江及众位英雄好汉的忠义故事总是津津乐道，更对其招安后的悲局命运嗟叹不已，暗然神伤。宣扬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客观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宋江成了忠义的化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也有人认为《水浒传》是一篇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这些都取决于对宋江的评价，后来，又有人提出了“两重性说”。这种观点认为：前半截的宋江是^造**的，后半截的宋江是不^造**的，是投降的，在宋江身上既有反抗性、革命性的一面；又有软弱性、妥协性的一面。事实上，纵观宋江的一生，宋江的思想是一贯的，虽为环境所逼，但作为其行为内在动力的仍是报效朝廷和建功立业的正统观念，在其思想深处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忠，因此宋江的矛盾是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这是我们分析和评价宋江首先要明确的前提。上山前宋江是以走“白道”的方式恪守忠、孝、义；上山后是以走“黑道”的方式曲线尽忠；招安后则是以“辅国安民”的方式尽表忠。宋江性格的发展过程就是以此为线索而展开的。　
上山前的宋江，胸怀忠义，在家是个孝子，对江湖上好汉、豪杰他称兄道弟，扶危济困，以“仗义疏财”闻名，但这是在忠的基础上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此时的宋江如果不保住衙门小吏之职，他还能以什么作为“仗义疏财”之本呢？，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私放晁盖固然是宋江一生的重大转折点，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宋江已有了^造**之心。因为“重朋友，轻朝廷，市私恩，坏大法，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独郓城宋押司也。”所以循情枉法还不能说就是^造**。而对晁盖后来的举动，宋江是不赞成的，认为是干下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饶不得”。在宋江看来，^造**上山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杀惜是逼不得，否则就暴露他与梁山的关系，从而陷于欲忠不能的境地。杀了阎婆惜以后亡命江湖，在逃亡避难中，他多次被山头上那些山大王请上山，他都不上山，只有柴进的贵族门下，花容的官军军营里，才是他心目中的投身之处，唯独不想去投奔晁盖，根本就没有一点^造**的意思。反而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因此一封家书就使宋江连夜奔丧回家。这固然有其孝道在内，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宋江想借此机会离开花荣等人，以免走上^造**之路，“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指引回家。”后来他被抓了，他愿意被抓，不就判个刑嘛！流放到江州。因为当时府尹对他很关照，认为他是一个好汉，是个义士，从轻判了，认为他杀阎婆惜是误杀，就刺配江州，在被刺配牢城途中，梁山好汉下山来接宋江，花容要给宋江开枷，宋江说：“贤弟，是什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山寨头领苦苦相留，宋江坚决拒绝，说要留他，“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这充分说明宋江即使投案自首，刺配江州，宁愿做阶下囚，也绝不上梁山泊，“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这表明宋江此时头脑中的“国家法度”和“忠孝”等正统观念依然居于统治地位。只是由于“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误题“反诗”，偏偏那个黄文炳抓住这个诗，无限上纲，说它是反诗，把他抓起来要判死刑，宋江且按戴宗的主意诈疯以图侥幸。可见即使在这生死关头，宋江主观上仍然是不想^造**的，由此可见，宋江的忠孝之心非一般人能比，他的忠孝已到了痴迷的程度，只是身不由己在法场被劫上山。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宋江从此举起了^造**的大旗，因为他是被逼无奈而不是自觉上梁山的，其实这只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
上山不久，原首领晁盖在曾头市中箭而亡，宋江被推举成为梁山英雄的新首领，这是梁山故事一个大的转折，从此开始，梁山的精神也逐渐从“聚义”步向“忠义”，在小说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把原来的“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它口号变了，原来是聚义，现在是忠义，无疑为后来英雄们的集体招安埋下了腹笔。从梁山泊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同样可以说明宋江思想性格的前后一致性。宋江根本就没有什么推翻宋王朝的战略方针，在具体的战斗中大都是为救失陷的弟兄，或是为了教训那些敌视梁山泊的地主武装，或是出于自卫而反击前来征讨的官军。却不是自觉地攻一城夺一地的向东京推进，直至“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例如，打青州是为救孔氏叔侄，打高唐州是为救柴进，三打祝家庄是为了帮杨雄和石秀救出时迁，打大名府是为救卢俊义等等。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与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主张也是一致的，在他们和官府的最初一次冲突里，阮小五和阮小七曾经唱过这样一首山歌，也能鲜明地反映这一点：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好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酷吏赃官都杀尽，”与“忠义报答赵官家”本来是互相矛盾的，可在他们的眼中，却是统一的，这种矛盾而统一的思想，贯穿在他们的行动中。在《水浒全传》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即所谓“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 ，没有剥削的痛苦，没有阶级的压迫，只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八方共域，异姓同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亦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不问亲疏。．．．．．．”。这也许是他们对公平、平等社会的向往，充其量只能说是空想社会主义。翻开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每次成功的革命，无一不是在斗争的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斗争口号和战斗纲领，且不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近代革命，为什么能够团结和发动全中国人民行动起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靠什么？靠的是先进的政党，靠的是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就是太平天国运动，也颁发了 “天朝田亩制度”。在梁山起事中，由于没有制订行之有效的斗争纲领，因而无法发动员所有的受苦受难的民众起来响应，因为没有先进的政治思想理论进行指导，无法使广大民众甚至自己觉醒，使自己深刻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封建统治，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劳苦大众的命运。况且在招安后落为朝廷的走狗，和其它的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损兵折将，自生自灭，给所有的英雄造成了悲惨的结局，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一代王朝的统治，为了后来的农民运动积累了教训与经验，所以我认为：《水浒传》它是写了一批仗义的强盗，但是并没有赞扬强盗行为，它赞扬的是一批以宋江为首的敢于反抗的英雄好汉，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起义，但也不能在“招安”问题上，把宋江说成是投降派。
宋江的性格，不论是上山前后还是招安前后都是一致性，招安前他对待被俘官军将领的态度不是“亲解其缚”就是“纳头便拜”，他曾对被俘将领彭玘说：“今者朝廷差遣将军前来收捕，本合延颈就缚。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负罪交锋。”宋江为了营救身陷华州牢里的史进和鲁智深，用吴用之计赚了宿太尉的金铃吊挂，把宿太尉接入山寨中，宋江拜了四拜，跪在面前告道：“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现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为国家出力”。从他的这番行动和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宋江希望招安的思想将成为他以后追求的主要目标，表明了正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在宋江思想中的根深蒂固。事实上自从宋江上山后，梁山泊事业确实有了很大发展。梁山好汉在宋江领导下，三打祝家庄、攻破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出了起义军的威风，对朝廷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就在这梁山事业的全盛时期，宋江却带领大家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从而最终断送了梁山事业。于是有人就认为，这正是由宋江性格的“两重性”所致，梁山事业的发展是义，即反抗性的一面占了上风；接受招安则是忠，即妥协性的一面占了上风。但为什么发生在梁山事业的高峰时期而不是在其低谷时期， “两重性”显然是无法交代清楚的，前面我们说宋江的矛盾是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这在其上山后这个阶段内表现得最明显。从客观方面来看，宋江上山后与朝廷的关系就已势同骑虎，要想不被消灭就必须打败官军的一次次征剿，这就势必要形成一种对抗的局面，而这与宋江的主观愿望是相背的。正是在这不断的对敌斗争中，梁山队伍日益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宋江此时也还没有迫使朝廷来招安的资本。如果没有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战绩，朝廷是不会来招安的。在第一次招安之前，吴用就对宋江分析道：“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因此梁山事业的发展与宋江争取招安的意愿是并不矛盾的，相反却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尽忠朝廷与上山聚义在争取招安这一点上统一了起来，而不是在宋江的思想性格上相分裂。因为从主观理想来看，主张招安的思想在宋江身上是一贯就有的，而不是在梁山事业发展到顶峰时才突然产生的。
对于招安，宋江也不是消极地坐等，而是积极地争取。当梁山事业发展到鼎盛时期以后，争取招安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宋江本来还指望通过梁山事业的发展震动朝廷，使自己的苦衷上达天听，但是由于奸贼当道，依然是下情不能上达。于是最终宋江不惜以拉关系走后门的手段来实现他招安的凌云之志（在七十二回中，宋江、燕青等五人在李师师的宅地里，逢上手擒皇帝老儿的机会却让其白白错过，在他们的意识中，这是不忠）。当李逵在菊花大会上反对招安时，宋江照样要杀他。而对高俅则不一样了，不但不杀，反而“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并且为了防止众好汉私下里杀了高俅，急忙又传下令去：“如若今后杀人者，定以军令，处以重刑！”至此，宋江屈义而全忠的性格一贯性还用得着怀疑吗？所以，“投降说”和“两重性”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水浒全传》通过丰富复杂的水浒英雄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传奇故事，客观地揭示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个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对《水浒传》中众位英雄好汉的忠义故事总是津津乐道，而对招安的悲局却是暗然神伤，对《水浒传》的忠义思想，我们要擦亮双眼，仔细分辨，从历史角度看，忠义观念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当时的宋王朝是一个腐朽的政府，可惜的是宋江却是不负责的愚忠，对与自己同样饱受欺凌的普天下劳苦大众的命运采取漠视的态度。殊不知，这恰恰是对“忠”和“义”的背叛，如果他们能彻底地认识到：赵家王朝的腐朽统治是自己坎坷命运的根源，是天下所有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伸大义于天下，寻求所有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这才是彻底的“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啊！
当然，当今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社会需要和谐与稳定，而弘扬忠义思想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命题以来，构建和谐社会，便成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大的方面来讲，忠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有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胆忠心，就会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就会自觉地遵纪守法，就会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做构建和谐社会的自觉公民。只有这样，人民的生活才会幸福安康，民族和国家才会强盛。

参考文献：
（1）《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水浒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歪批水浒》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以上为本篇毕业论文范文论《水浒传》忠义观的介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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