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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魏晋文学中的人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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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魏晋文学中的人格美

自汉末开始的人性解放的潮流，是促使魏晋时期文学艺术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动力。汉末，儒学衰微，形名之学兴起，清议渐变为清淡，品题人物也转为注重人的内在气质和神韵。汤用彤在其《读人物志》中指出：“汉魏论人，最重神味。”“神味”一词就是汉末以后人格之美的主要标准。
汉魏之际人格美观念的变化，逐渐使文学作品出现某些新特点。如孔融《周成王汉高祖论》，诸葛亮《论诸子》、王粲《汉末英雄传》等，这些作品不仅评说当代人物，而且还讨论古代帝王圣贤的优劣和成败得失，从中吸取治国的经验教训，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也反映出建安时期重才尚能的人格美观念。而孔融的《举祢衡表》中的祢被誉为“淑质贞亮，英才卓跞”，成为汉魏之际以才能绝异为主要特征的人格美的典型。与此同时，不拘礼节，通达放荡，超然物外人格之美也开始被赞美着。例如曹植赞禹、商汤、周武、成王等“拯世济民”的先王圣祖，也赞赏许由、巢父、池主、商山四皓等“养士弗营”的岩穴之士。
魏晋以后的各类散文作品，则大多数赞美超世绝俗的品格，任情自得的风神，于是漂亮的容貌，潇洒的风神，任诞和隐逸，便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所谓“魏晋风度”的主要标志。
竹林七贤是魏晋人格之美的典型，其中阮籍更是秀出林外堪称魏晋风度的突出代表。他的《大人先生传》反映出魏末名士对理想人格之美的理解和追求。文章借苏门先生之论，寄托了作者的意趣情怀。虚构的大人先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他“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远离俗世而块然独存，而文末的“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更可以看作阮籍的理想人格之美的基本特征。
与此相类的便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是他本人人格之美的真实写照。他把自己喻作“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的禽鹿，又自述自己个性的“七不堪”“二不可”。何谓“绝俗”？这篇奇文便是最好的诠释。
西晋文人多对王室采取美化、润色态度，于是颂扬，应酬之风又起。晋初，傅玄、张华刻意求工，太康年间，潘岳、陆机又以拟古诗表现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虽有“左思风力”，但无以改变文坛主流。西晋末，玄风盛行，“流成文体，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步入诗坛。
至东晋，玄学与佛学交相融汇，士大夫一般都儒玄双修，且常与名僧切磋佛理与玄学。其时，阮籍、嵇康那种傲视俗世，耿介狷洁的人性光辉已渐消褪，代之而起的是那种“不以物务婴心”的名士准则。庾亮是东晋明帝穆皇后之兄，在为巩固皇权的斗争中颇有建树。可孙绰《太尉庾亮碑》却浓墨泼写“公雅好所记，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着意刻划他超然无累的神情风度。身虽在庙堂之上，心神却超脱于世俗之外，这一人格美的观念正是名教与自然调和的产物，也是魏晋玄学“得意忘言”说影响人们立身行事的结果。
陶渊明更是魏晋风度的最杰出的人表。陶渊明深受玄风影响，又有儒家“君子固穷”的观念，兼以长期躬耕田亩，这种独特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形成其独特的人格。任真自得，耿介狷洁，平和实际这三个方面融合为陶渊明独具魅力的人格之美。他的《五柳先生传》，以精粹的语言，为自己的任真自得的个性作了恰切的表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写五柳先生超出俗世的高洁志趣。“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写五柳先生读书重意会，这也正是魏晋玄学“得意忘言”说影响学风的反映。五柳先生也喜酒，这也是魏晋名士的典型风度“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写五柳先生的忘怀得失。文章形象地展示了陶渊明的人格之美——安贫尔道，任真自得，超世绝俗，不经意间体现了魏晋玄学的要旨，一个平和冲淡的人生意趣士林百代之后，犹让人低徊不已。
魏晋人格美之集成者，可说日成于刘宋时代的《世说新语》，其资料不少于采自魏晋人手笔，它更多地记载了东汉魏晋时代士人的处世态度、生活习俗和文化趣味，笔墨谙练隽永，生动传神。它从多个侧面折射了魏晋士人的人格美，比如形上思辩，一往情深，任情率真，唯美人生，散怀山水，托意艺林，这种折射都源于一个共同的中心，这就是人的觉醒，他们以个体的眼光去观察社会，观察世界，审视自我，将视线从处部世界移至人和主观世界，掀起了一个自“百家争鸣”“党锢之祸”后的第三次人性解放的潮流。
汉末讲“神味”，建安时期“重长尚能”，魏晋际竹名士企盼“超世俗”嵇、阮堪为代表，嵇、阮的本真状态既不在其痛斥礼法，佯狂避世，也不在其谨小慎微，内心真正尊崇礼教，而在于这种既追求人性自然，又不能完全割舍名教的彷徨之中。矛盾，冲突是其真实状态，所以能为青白眼的阮籍，不允许其子效法自己，更采取口不藏否人物的处世方式，甚至于子酒而甘当步兵校尉，以隐于朝的处在表现使其肉身；而向往泽雉灵龟之尔，希望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嵇康，最终仍不免因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政治宣言书而身首异处，隐于市的愿望终归破灭。嵇、阮的悲剧反映了士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一方面导致了个体与社会的对立。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士人人格的分裂。在士人身上似乎同时并存着两个自我：一个日具有个体意识的，反叛的自我，一个是经由传统熏陶的因袭的自我。前者追求人性自然，真正以个体为主体；后者屈下社会规范，以传统价值观来决定取舍。前者近于庄，趋于避世；后者近于儒，趋于入世。正是这种人格和二重性决定了正始士的矛盾心态，而这种矛盾心态又使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正所谓“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他们的自我意识愈是强烈，他们自身的困惑与痛苦就愈明显，愈是难以排解，无奈之中，他们或服药饮酒，或浸淫声，或托意艺术，或散怀山水，在此间使自已时不时地超于世俗这外。可见，所谓潇洒风流，飘逸超脱不过是魏晋风度的外在形式，士人人格分裂所造成的困惑与痛苦才是其真正底蕴。
陶渊明则不同于嵇、阮，他是魏晋风度的另一种类型，和平宁静是亿诗文的风格，也是他人格美的具显现。在他的内心深处，仍有着一种难言的惘、悲哀。一方面他视功名如浮云；另一方面也不甘于虚掷一生。田园艰辛，他可以守固穷之节，事业无成却始终是他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和阴影。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同时又苦恼于“有志聘”的现实人生。这种矛盾其实始终无法化解，他只是将其淡化，确切地说，他只是看开了，看淡了。他认为人生如梦如幻，并以此作为摆脱嵇、阮————士人两难困境的手足段。他在诗中说：“人生似虚幻，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吾生梦幻间，何事绝尘羁”（《饮酒》）“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啊作》）陶渊明正是循此和平宁静。
陶渊明是真正将玄学人生落实为现实人生的第一人，处末世而独存，将耕织生活视为最高生活目标和最佳生活方式，作为士人，不仅真正超越了尘世，而且真正超越了自身。即使是不久于人世，他好有着生命意识的清醒和面对死亡的达观，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啊。”（《挽歌诗》）
文言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魏晋文学所体现出来的人格美当然也是魏晋士人生活层面的折射。他们有满腹的才学，有很高的俸禄和田庄，有名门望族，世家子北的荣耀名士的头衔，但政治上却因厌倦了刀光剑影而逐渐离开了权力的核心，这个篡夺不已的时代对他们而言只是换了个核心统治者而已。他们用清高风来寻求安慰。这正如宗白华所言“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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