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与借鉴
 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的杂文中时常论及《儒林外史》，例如《叶紫作〈丰收〉序》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满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对另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崇高敬意，饱含着悲愤和壮烈的情感,可以说,鲁迅和吴敬梓的心是相通的.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先生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作了系统的、高度的评价，奠定了现代《儒林外史》的研究的坚实基础。
 关于鲁迅受《儒林外史》的深刻影响，鲁迅先生于有类似之处和借鉴关系。学术界已有公论，但似乎还少有具体的论及两者在讽刺艺术方面的共同之处。对于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也只见引用，少见论述，因此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做一探索，以求教于专家者。

 一、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系统的、高度的评价了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从其现实主义本质，思想内容，到人物塑造，结构特点等方面均有高度评价和阐述。
 
 （一）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本质有独特的理解和真切的领会。那时，作为激进派的革命主义者，鲁迅具有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自觉性，他提倡为人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要求作家睁开眼正视现实，因此他也看中正视人生的古典主义小说。他指出“时距名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的社会现实，赞扬《儒林外史》“烛幽索隐，物无遁形”，“使彼此世相，如在目前”，这是对《儒林外史》现实主义艺术精辟的论述。鲁迅先生自觉运用小说狙击封建文化，批判旧制度、旧伦理、旧思想，因此特别重视讽刺。从他强调“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等言论来看，他推重讽刺实际上是在提倡清醒的、批判的、战斗的现实主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鲁迅先生发现了《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讽刺艺术之高明，认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朴；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高度评价，正是对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的体认，这种传统与西方近代现实主义传统，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发生了自觉而又独特的交错，从而开创了我国现代主义主潮。鲁迅的心与吴敬梓是相通的。
 
 （二）鲁迅先生不仅推委《儒林外史》，并且以《儒林外史》为标范，对讽刺小说提出了严格的标准。
 在创作思想上，鲁迅先生认为必须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那样“秉持公心，指擿时弊”，亦即“公心讽世”。只是“足称讽刺”的先决条件。纵观我国小说发展史，“富讥弹手稗使者，晋唐已有”。就是说在《儒林外史》之前,并非没有“讽刺之切,或逾锋刀”的小说.但在《儒林外史》之前却没有“足称讽刺之书”。为什么呢？鲁迅先生认为它们“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 ‘打诨’”“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逞恶言。非于事有不平，因抽豪而抨击”，或者“词义浅露，已同谩骂”，因此，都不足以称之为讽刺。从现实环境看，当时鲁迅先生等新文学家正为恢复小说的尊严而斗争，矛头主要指向之一是黑幕小说，鲁迅痛斥它们“有谩骂之至而无抒写之才”。“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它们是谴责小说的堕落，又“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污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得是谁。”只有判断和摒弃了黑幕小说，才能划清新旧小说在人生观、文学观和作者人格上的界线，使新小说具有科学的、战斗的尊严。在现实背景中，鲁迅以深邃的眼光审视古典小说家的人格和创作思想，以富有历史感和闪烁着战斗锋芒的文字，赞扬《儒林外史》“公心讽世”。这意味着赞扬吴敬梓具有进步的创作思想和高尚的人格，这是鲁迅先生对吴敬梓的高度评价。
 在艺术上，他认为必须像《儒林外史》那样“戚而能谐瓦，婉而多讽。”这是“足称讽刺之书”的基本条件。正国为吴敬梓“秉持公心”，对时弊深极哀痛，所以本心是“戚”，但却以“谐”----喜剧性的讽刺出之，在喜剧性的内里蕴藏着深深的悲剧性，这就是使喜剧性的讽刺有了深刻的蕴含，这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取得的高度成就的标志。鲁迅认为“讽刺小说贵在指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的价值”。他激赏第四回描写范进吃大虾元子“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范进原是居家守孝的，科举中人张静斋教他从权，即不必守孝，可以出外打秋风、弄钱。他听了就换去孝服在帖子上也不写表示居丧的“制”字，所以汤知县不知预备斋席后来写他不用银筷，不用象牙筷，好像居丧守孝，但却又 “把一个大虾元子送到嘴里”，可谓舍本逐末。鲁迅盛称吴敬梓“诚微辞之妙璇，依狙击之辣手矣”。赞扬《儒林外史》“婉而多讽”。同时批判其前的《钟馗捉鬼传》等“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批评其后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清末小说“辞气俘露，笔无藏锋”，“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蔽”，所以，“《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只能“别所谓之谴责小说”。

 （三）对于《儒林外史》思想内容的评价，古人有很多，闲斋老人序中曰：“……其术以功名富贵为一片之骨……；”第一回卧闲草堂总评曰：“‘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吴祖祥先生在《〈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一文中阐发较细：“作家全面体察了功名富贵的制度对社会人心与政治吏治的腐蚀作用和恶劣影响，因此，他自然而然倾心于两重人物；一种就是轻视功名富贵，襟怀冲淡的人……；另一种就是下层细民和落拓不得志的人物。”上述种种评述，同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思想内容的评述相比，均显得单薄。鲁迅先生则首先指出《儒林外史》“机锋所向，尤对于《儒林外史》思想内容的评价在士林。”是以 “士林”作为“指擿时弊”的解剖中心。其次指出在描写“士林”中则“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批判八股制艺甚为猛烈，也是重点。对马二先生的刻绘声绘色就是显例。第十三回马二先生对蘧公孙说论制艺和举业两段，可视为“制艺以及制艺出身者”们的代表发言，吴敬梓对马二先生的讽刺即是对这类人们的集中批驳。因此鲁迅先生曰：“敬梓又爱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鲁迅先生接着又说：“此外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撞击习俗者一屡见。”他以王玉辉形象为例，说明吴敬梓“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深刻。”这在前人的评语中是没有出现过的。表现了对封建记忆教的掊击。最后鲁迅还指出，“以言君子，尚亦有人”。《儒林外史》中还描绘了一批“贞士”和“奇人”。 “贞士”如杜慎卿、虞育德、庄尚志等人，“其盛举则极于祭先贤”于泰伯祠。他们这批人“渐已销磨”，“先贤祠亦荒废”后，而“奇人幸未绝于市井”。描绘了荆元等四人“市井奇人”。
 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于《儒林外史》思想内容的评价和分析是有中心，有层次的，是非常全面的。

 （四）对的人物描写，鲁迅先生的评价也很高，说吴敬梓“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者寥寥数语，道出了作家创作所必须具备的两个必要条件，即必须是 “多据自所闻见”，强调文艺的真实性；必须 “笔又足以达之”，作家的创作技巧。接着又说：“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献身纸上，声态并作。”这种评述同卧评第三回批：“慎毋说《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以及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儒林外史》‘描写实事，实情实理不必确指其人，而遣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频见可以镜人，可以自镜。’”等评述，可谓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了人物的形象塑造的典型化方面的成就。
 鲁迅先生特别赞赏马二先生形象的复杂丰富。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集中评述：“此马二先生字纯上，处州人，实即全椒冯粹中，为著者挚友，其言直率，又上知春秋汉唐，在‘时文士’中实犹属诚笃博通之士，但其议论则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至于性行，乃亦君子，例如西湖之游，随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迂腐之本色固在。” 鲁迅先生认为《儒林外史》中写的马二先生是“诚笃博通之士”，只是议论有些迂腐。先是给公孙讲八股文，齐省堂本评：“正论不磨。”；选书，“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写他认真负责；为了朋友的天大干系，倾其所有来赎箱子，更是值得赞美；在像写马二先生游西湖，不看女子，舞拜御书，显出他的愚忠和迂腐，不会欣赏西湖美景，即引了《中庸》中的话:“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显出迂腐头巾气，把这几方面结合起来看，正如鲁迅先生所评，所造了一个既有肯定又带迂腐气的复杂儒林人物典型。
 不仅如此，鲁迅先生还高度评价了《儒林外史》通过人物内心的矛盾来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艺术成就。鲁迅评曰：“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深刻。”指出《儒林外史》竭力写出礼教吃人的罪恶和违反人性具有更加深刻的讽刺作用。

 （五）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鲁迅先生也有中肯的评述。《儒林外史》结构比较特殊，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明确批评述：“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到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指出《儒林外史》的结构有“连环短篇” 的特点，并且给予高度赞赏：“但如集诸碎锦，合为贴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二、关于鲁迅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对比、夸张和以古讽今三个方面中的借鉴。

 （一）对比。对比是讽刺作品中常用的艺术方法之一，把鲁迅小说与《儒林外史》作一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在运用对比进行讽刺时有相同之处：一是通过人物表面与内心或语言与行动的矛盾使之自我批判；而是通过人物前后的态度或行动的矛盾使之自我嘲讽——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前者如王玉辉、杜慎卿与四铭、高干亭；后者如胡屠户、梅玫与邹七婶等。王玉辉表面与内心的矛盾前面已有论述。杜慎卿清高绝俗，实际上男盗娼，在人前大骂“富人哪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背地里却求媒婆为他寻找“标致”的姑娘做妾；表面说着“小弟最厌的人，开口就是纱帽”，实际上不久就“加了贡，进京乡试”去了。鲁迅小说中也有类似的人物。四铭表面上说“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甚至还“愤愤的”喝止何道统的淫笑，实际上是个念念不忘女人的老色鬼：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女乞丐就“看了好半天”；听到两个光棍说买肥皂“遍身洗一洗”的下流话，就买了一块肥皂回家。高干亭表面学问高深，声名显赫，实际不学无术，下流庸俗；在《大中日报》发表了学术论文的历史教员，却对《东晋之兴亡》无可奈何；被教务长吹为“中华文坛之幸”的高尔基，讲起课来却 “逐渐糊涂起来，竟至不再知道说什么”。
 通过人物前后态度或行动的矛盾形成对比的例证如：《儒林外史》中的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骂他“尖嘴猴腮”，去赴乡试是“乡天鹅屁吃”；中举后却称赞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梅玫在周进中举前，也用所谓“学校规矩”和编宝塔诗等方式尽情挖苦、嘲笑他，可周进成了老爷后，却来冒认是他自己“业师”，恭恭敬敬地去拜访他的长生禄位牌。鲁迅《阿Q正传》写到阿Q与吴妈的“恋爱事件”发生后，“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婶，也跟着别人乱钻”；可阿Q进城回来后，“女人们见面时一定说，邹七婶在阿Q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不但见了不逃避，有时阿Q已经过了，也要追上去叫住他。”
 （二）夸张。鲁迅先生认为，讽刺是将平凡之事通过“特别一提”而“动人”的；即“有意的偏要提出这等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因为夸张犹如电影特写镜头，能将人或物的某一特点、性状有意的凸现出来，不但能使人印象鲜明，而且能给人以愉悦的美感享受，因而常被用于讽刺艺术。《儒林外史》和鲁迅小说在运用夸张时也有相同之处：一是数量的“有意”夸大或缩小。《儒林外史》写道，匡超人吹嘘说他教的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他已经出了“九十五本”书，有的“已经翻刻过三幅板”。“此五省读过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他的神位；严贡生一毛不拔，“从不见他一杯酒”。连儿子娶亲，也只肯“拿二钱四分的银子去请八钱银子一班的吹手”。“还扣了二分戥头”。《阿Q正传》则写道，“假洋鬼子”回来后，因剪了辫子，他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老婆“跳了三回井”，又如逮捕阿Q的场面：“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悬了二十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险，愈墙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合，将阿Q抓出来。”
 二是细节的夸张描写。如《儒林外史》写道，当范进听到中举的消息，高兴的发狂失态，众人要胡屠户打个嘴巴使他清醒过来。胡屠户起初坚持不打，后来“被众人局不过，只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才“一个嘴巴打去”。但“虽然大着胆子打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范进醒后，他不但说了许多自打嘴巴的奉承话，还“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再得如严监生临死时“伸着两个指头”的细节夸张，刻画出吝啬鬼的形象，讽刺力极强。鲁迅在《阿Q正传》中则写到阿Q看到王胡捉虱子而不服气的细节，以及阿Q“恋爱事件”失败后，再没人喊他做短工了，他“留心打听，才知道他们有事都是叫小D”，于是发生了他与小D的“龙虎斗”细节，也是采友了夸张的手法。
 
 （三）一股风紧，罗马寓言家菲德鲁斯说过：“受压迫的奴隶想要说出，但又不敢说出自己的感受，就通过寓言来表达，借虚构的笑话来避免责难”。这是讽刺在特定的环境中的运用，《儒林外史》是这样，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这样。
 吴敬梓为了免遭清代文字狱的祸害，就把故事的主要背景假托在明代成化末年（一四八七年）以后的百余年的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实际上写的“多据自所闻见”。反映的就是作者所处的清代。作品中所写的事件，人物都影射、抨击着现实在政治：或正面表达理想，或反面鞭笞丑恶。如：写王冕表面上谴责降顺蒙元的大汉奸危素，实际则抨击降清的无耻文官武将；写倪老爹等小市民和农民卖儿卖女甚至自杀的惨痛生活，是嘲讽康、雍、乾时代所谓的“太平盛世”。此外，杜少卿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庄征君牛布衣，虞博士等形象均有所影射。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则大多写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三十年代，鲁迅先生也不得不采用曲笔，以漫画化的手法，达到讽刺和批判国民党反动政府，御用文人和危害革命的社会消极思想。如《理水》中的考察大员影射着国民党政府官僚，文化山上的学者影射着藩光旦、顾颉刚等人；《铸剑》里嗜杀的国王和腐朽的大臣，影射着屠杀革命群众的蒋介石集团，等等。表面上是神话，传说和史实的演义，但由于鲁迅先生大胆引进了现代生活细节，因而处处影射着现实，针砭着社会流俗。

 三、以上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了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与借鉴，显见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情有独钟。
 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来看，文学具有继承性，尤其是形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更重要的是内容决定形式，世界观制约创作方法；作家为了深刻表达自身的爱憎感情和政治理想，总要寻求最恰当的表现形式。鲁迅先生虽然比吴敬梓晚近二百年，但由于吴敬梓时代的封建道德、文化、思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仍然存在，并仍散发着着腐败的气息。因此，吴敬梓所批判的封建道德，文化的某些弊病，仍是鲁迅先生要彻底否定，痛加批判，与之斗争的生要方面。此外，鲁迅和吴敬梓都由世代书香的封建家庭随入困境，都饱尝了旧社会的世态炎凉，受尽了本阶级的歧视和冷落，因而他们要揭露和批判自己熟识的本阶级，要控诉冷酷无情的丑恶的黑暗社会，而在没有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社会里，讽刺便成为最便当的武器和手段了。
 因此，可以说，鲁迅与吴敬梓在批判现实、鞭挞丑恶等方面的共同的思想特性，决定了他们都采用相似的讽刺艺术和创作方法——批判现实主义。或者说，鲁迅先生与吴敬梓在思想上有某些相通之处，因而他欣赏和偏爱《儒林外史》，继承了它“指摘弊“的战斗精神，借鉴了它”婉而多讽“，”戚而能谐“的艺术方法。当然，继承与借鉴不是照搬，而是古为今用，继承中有创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叶紫     《〈丰收〉序》 1935年3月 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1958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二十三篇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58年 三联出版社 第六讲
          吴祖湘  《〈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1954年 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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