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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三百七八十个出场人物中，具有士人身份的就多达一百余人。吴敬  要这部杰出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各个角度描写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求。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怀柔与镇压兼施的政策之下，或是受其羁縻，或是拒其牢笼，或是惨遭镇压，或是远祸全身。作者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赞扬，既有肯定也不否定。从对他们生活、命运的描写人手，作者又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未世的腐败与黑暗，探索培育人才有助政教的途径，最后却以泞沉的失望而告终，将目光转向“市井中间”崛起的新人，从而表现出作者新的理想与期望。
 《儒林外史》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醉心于八股举业，藉以谋求功名，猎取富贵。为了达到目的，有的白首穷经，生活困苦；有的寄人篱下，周游四方；有的故作放达，攀附豪门；有的谋一馆地，借以糊口。这些人一旦取得功名，随即成为统治阶级的帮闲帮凶。
  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不少的评论家已有所论及。台湾的文学评论家陈妙香在他《〈儒林外史〉所反映的读书人形象》一书中把读书人的形象分为三类：第一类苦读文人。第二类官僚缙绅，包括乡官胥吏、乡绅土豪。第三类“浪子名士”。当代评论家李汉秋在《清代小说》一书中也对《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四类：迷信八股、笃信礼教的无知腐儒；装腔作势、厚颜无耻的无聊名士；以权谋私、虚伪狡诈的官绅；洁身自爱、愤世嫉俗的贤人、奇人、下层人。
 以上两种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方式各有其合理的地方，陈妙香先生的分类是从各种人生活的内容方式上加以区分的；而李汉秋先生则是从对八股的认识和对封建礼教的认识角度加以区分的。而我则认为区分小说的人物想象应该从其生活遭遇、反映的思想内涵及形象所显示的思想意义上进行分别归类，这样的归类方式会更有利于我们对小说进行批判继承，从而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改造我们现行社会中的弊端。就本篇来讲，这样划分人物形象更有助于我们在认识儒林群丑、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同时，思考如何改进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从而去除现行教育制度的某些弊端。由此，我认为，《儒林外史》的儒林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醉心举业、老年得中，立即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爪牙，成为科举制度的积极推行者。这类人以周进、范进为代表。周进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由于他呆头呆脑、不通世故，在塾馆中“安身不牢”被人辞退，“弄得他连几两银子，一碟老菜叶的生活也过不成”，只得跟着跑生意的姐夫去记帐。一天他来到贡院（考场），“见两块号板（考生的桌椅）摆的整整齐齐，不觉眼睛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后来得到几个商人的资助，捐了一个监生资格，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接着又进京会试中了进士。山东乡下的一个穷老头，不过三年就“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平步青云，从此“绯袍金带，何等辉煌”。范进是一个54岁的老童生，由于学道大人周进与他命运类似，同情他“考过二十余次”都未曾进学的遭遇，录取他为第一名秀才。接着他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后来又参加会试中了进士，同样是“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这两个人一辈子埋头于八股，不问世事，被科举弄得灵魂麻木，头脑简单，浅陋无知，成为封建统治者推行八股科举制度的得力工具，变成荼毒社会的庸才。酎金只懂八股，把诗词歌赋一概斥为杂学，他当了学道后，有个童生只不过要求面试诗词，他便按八股程式训斥他：“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并且叫那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范进官做到学道，竟不知道苏轼为谁。
 二是白首穷经，困顿终生或至死不悟或中途醒悟、但已家破人亡，这类人物的代表是马二先生、倪老爹等。马二先生笃厚老师诚恳认真，他为了救助别人免于大祸，不惜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但他一生深受科举的毒害而不自觉，他补廪24年，始终没爬上去，对此他不但毫无怨言，而且还死心塌地去搞八股时文选本，苦口婆心地劝导别人搞举业。马二先生虽然没有取得功名，但由于他勤勤恳恳地为八股做宣传，实际上也帮助统治者推行了八股科举制度。倪老爹做了37年秀才，最后不得不以修补乐器糊口，却养不了家，六个子女，死了一个，卖掉了五个，自己也在穷困潦倒中走完了一生。倪老爹的总结一语中的，“坏就坏在了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
 三是寄人篱下，周游四方，或为人作幕，或故作放达，名士自居，这些人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科场无望，谋生乏术，于是混迹江湖，胡诌几句诗附庸风雅，冒充名士，而接近官府。这些人以客死他乡的牛布衣、西湖名士、娄府清客为代表。
 以上三种人物不管其结局如何，有何作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对八股科举制度崇拜得五体投地，并都深受其害，从而揭露出八股科举制度的弊端。
 《儒林外史》在刻画各类不同的人物形象时大多采用了讽刺的手段，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它的讽刺既非哗众取宠，也非尖酸刻薄，的态度严肃，直面社会，始终把讽刺的矛头指向八股取士制度。从表面上看，小说是喜剧性的，但骨子里则是悲剧性的。当我们读到小说中俯拾即是的讽刺性描写时，禁不住会发笑，但笑过之后，不免深思：被吞噬了灵魂的儒林群丑，他们所以陷入可笑、可耻、可悲的境地，全然是罪恶的八股取士制度所致，他们是令人厌恶和鄙夷的，也是令人同情和惋惜的。傅继馥的《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中明确指出“《儒林外史》是为一代文人请命，写的是儒林痛史，而不是儒林丑史。因此，既写了八股功名对广大士子的腐蚀又不是把他们写成是群丑，小说对他们进行讽刺的同时，又描写他们虽然在长期腐蚀和百般折磨下，仍然在心灵上保持着一些值得同情的，甚至是善良的品格，明确地显示他们并不是什么丑类。”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人物形象呢？究其根源，无外乎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教育的理念和思想，另一个则是教育的方式和手段，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教育的理念和思想。
 我们知道，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有对应的行动，商品社会里必然会出现商品拜物教，八股社会里自然也会出现八股拜物教。八股拜物教是封建社会文人思想僵化的极端表现。鲁编修虔诚地宣扬：“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八股文章本来是窒息一切生动活泼的思想的僵硬模式，到此已被神化为点金术那样的魔术了。马二先生劝匡超人说：“人生在世，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可就荣宗耀祖……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的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哪里疼也不疼了。”八股文章居然有疗饥止痛的奇效！这哪里是对某一学术的信服，已经是把物神化得宗教迷狂了。在这种思想的教育下也难怪会有像周进、范进那样的对八股的痴迷以及考中后失态发狂的举动了；也就难怪会有像马二先生、倪老爹那样，为了科考白首穷经困顿终生而家破人亡、执迷不悟了；更难怪会有牛布衣、西湖名士，娄府清客那样在科考无望谋生乏术的情况下，去到处冒充名士、附庸风雅了。
 由此我想到，在我们当前的教育教学中应如何树立正确的教育教学思想，建立严密而合理的教育思想体系，从而更好的指导我们培养出适合现代社会特征的人才。教育思想来源于教育实践，又指导着教育实践，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我们今天培养的人才，是要为21世纪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服务的。为此我们要转变以继承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培养创新的教育观念；转变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整体知识教育观念；转变以智力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智力和非智力协调发展的教育观念；转变以数量规模为中心的办学思想，树立讲求质量效益的办学观念。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培养出像范进那样做了学道却不知苏轼为谁的“人才”，才不会培养出像匡超人那样连最起码的文化常识都不知，自称为“先儒”的“人才”，才不会培养出像张静斋那样“笃信八股”，却不知八股在何时由何人制定的“人才”。唯有如此，我国的教育才能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真正开展素质教育。
   《儒林外史》中出现“群丑”形象的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当时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方法。做八股文章，程式、体裁、语言、字数都有死板的规定，要求代圣人立言，不准触及任何实际问题。小说描写了鲁小姐等人学习八股文的方法：“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八股），先把王守溪（明八股名家）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起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最后把八股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有余篇”。这样培养出的“人才”自然成了“两脚书橱”。《儒林外史》通过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揭示八股举业对智能的破坏更加严重。从学习到考试，从内容到形式，处处“禁锢智慧，昏人神志”，记忆淹没了一切。创造性的想象原应是大脑的主要功能，如今却丧失殆尽。八股科举使“三百万可用之精力”陷在“不知不识，无才无用，盲聋老死”的绝境之中。八股科举也造成了全国性的智能危机：“理财无才，治兵无才，守令无才，将相无才”。由此联想，我们当今的教育发展到90年代中期，考试教育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高考、中考、会考以及由这些繁衍出来的阶段性考试检测——月考、、季考、学期考、学年考，考得师生晕头转向，考得广大学生苦不堪言而又孤陋寡闻，高分低能。分数——成绩——升学率成了教育教学唯一显形的直接评价指标。分数教学、应试教学，一张试卷定终身，这与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形式是何其相似啊！应试教育造成学生为考试而学；教师也只是把要考的内容拿来教，有时甚至只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所谓的“标准答案”，完全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差异，把“教室变成一部大机器，进去的是活泼泼的少男少女，出来时成了一模一样型号的肉罐头！”“孩子们入学时像个问号，而毕业时像个句号。”（厄尔·波斯特曼）凡事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想法，完全扼杀了学生创造性的发挥。把应试教育放在首位，把升学率当作评价一所学校、一个教师的唯一标准，把学生能考出高分当作人才的绝对指标。由此种方式教出来的学生和鲁编修之女所讲的读书学习考试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教育学习方法指导下，培养出的都是一些“烂忠厚无用”“不中用的货”，那么在这种应试教育方式下培养出的也无非是能考出高人的“低能儿”而已。考试和选拔制度是教学的源头和根本，正本清源，就更要加大其改革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学方法、方式的改革成为可能。
 党和国家各级政府正在不断地加大考试制度、教育制度改革的力度，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儒林外史》中的儒林群像为我们生动形象地描画出了应试教育下的“人才像”。重读《儒林外史》，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今日读之，便会猛然惊醒那些死守着旧的教育观、人才观不放的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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