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相关论文：穿行精神废墟中的流放者——论张贤亮文学创作主题 论张贤亮小说的忏悔意识 张贤亮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审美意义

试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
 
                                         一

    张贤亮是中国现代颇富盛名的作家，他的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象强劲的西风席卷全国，从情窦初绽的少年到已过而立之年的中年人，莫不痴迷地卷入他那弥漫着诗韵、象汩汩清泉般清澈的文字；令人心灵震荡的人物内心剖析；如同身临其境的场景渲染。阅读他的作品，犹如一股温润的暖风徐徐扑面而来，使人不忍释手，深深吸引，溶入其中。当年，我也曾是他的作品的热情追随者，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的形态依然历历在目，清晰可辩，如同一幅深刻记忆的画面，稍加提醒便浮现在眼前。
    张贤亮最早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1957年，因发表长诗《大风歌》，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右派分子，诗人的敏锐直觉和灵异思维以及浪漫的气息，都投射在了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之中，从而使他的作品蕴藏着时隐时现的诗的韵味。他的作品，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那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政治风云笼罩下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个特殊的人为高压环境下的人性的挣扎与呈现。在他的作品中，人物的身上莫不折射出浓浓的时代气息和人性中最原始的本能的适应。张贤亮那细微的笔触，仿佛把场境和人物搬到读者面前，优美、明晰而亲近。
    张贤亮的小说融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现代派手法于一体，创作内容紧扣社会发展的脉搏，密切关注现实生活。张贤亮说，“我只是想把历史走过去的脚步，记录在小说里，留给后人以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张贤亮的小说中，很多形象有他自己的影子和经历，那是在中国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性的反映。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之后，尤其是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而进行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创作领域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变化，被称为“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背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意识和人们文化心理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依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对以往历史重新认识与评价并积极汲取现代科学和文化思想领域的最新成果。这种开放性的思想文化状态，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封闭、混乱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文艺工作者普遍开拓了自己的思维空间和创造活力，公众的文化视野得以日益开阔，这一切，给新时期文学的内容和形成带来深刻的影响。展现“文化大革命”创伤的“伤痕文学” ，审视社会主义历史曲折的“反思文学”和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与人们内心变革的“改革文学”，构成这时期现实题材开掘的相互交错的三种基本主题意向，突出地代表了作家与人民在历史转折中共有的感受和思考。这些作品不独再现许多悲剧性的历史画面，而且燃烧着对邪恶势力的痛恨和对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坚定信念，这正是“伤痕文学”所以可贵的价值所在。
 
                                   二

    张贤亮的早期作品《邢老汉与狗的故事》，讲述了发生在70年代中国偏僻乡村的一个悲凄的故事。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线索也很明晰。当时张贤亮的“右派”冤案还没有平反，他还在宁夏的一个农场劳动，所以这个短篇小说还没有后来他所创作的小说那样矫饰，也没有自己的影子在里面，大体上是一种质朴的描述。尽管如此，小说中的邢老汉形象以及那个乞讨的妇女、捡来的小黄狗和天贵队长仍给我们留下善良、动人、执拗的印象。邢老汉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农村老汉，这是一个约摸六十岁的孤单老人，个子不高不矮，背略有些驼，走起路来两手或是微向前伸，或倒背在身后，总是带着一幅匆忙而又庄重的神情”。在张贤亮的眼里，这个人物很普通，没有张扬的个性，也没有过人的形象，“闲着的时候呢，就一个人蹲在墙根下或是盘腿坐在炕上出神，嘴里噙着一杆长烟锅，吧嗒吧嗒地抽了一锅又一锅，他酱紫色的脸上勾画着一道道皱纹，而且他的眼睛不大，眼球也有些混浊”。可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形象在后来的作者笔下，却给人留下了清晰的轮廓。他心底善良、大度、宽容，“生产队派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从不计较工分报酬”。“你只要一见到他，就能看出他虽然带有一般孤独者的那种抑郁寡欢的沉闷，但还是一位神智清楚，身体健壮的老汉。”邢老汉的第一个老婆死去之后，他独自一人过活，在遇到那个上门乞讨的女人时，他没有犹豫地把她让进屋内，叫她坐在炕上，就开始忙着做两个人的饭，后来要饭的女人看到他笨手笨脚，自己提出来要帮他做这顿饭。表露出邢老汉从善的一面。
    但是张贤亮的这篇小说笔墨着重在邢老汉与狗的身上，前面他对人的善意表露似乎是体现他在动物身上的善待的铺垫。那条小黄狗是在那个乞讨女人跑回家的当天邢老汉在外面捡到的。此后，这只小黄狗成了邢老汉形影不离的伙伴。在张贤亮的笔下，这只小狗成了乞讨女人回家后邢老汉的唯一寄托，对他来说，小狗近乎他身边的一个亲人。“他赶车出差时也领着它，他人坐在车辕上，狗就在车的前前后后跑着；要是邢老汉在庄子附近干活，那么一到了收工的时候，狗也跟一群孩子跑出村去，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迎接他们的爸爸妈妈，把爸爸妈妈的铁镐或锄头抢下来扛在肩上，而狗见了邢老汉就一下子扑上去，舔他的脸，舔他的手，两只耳朵紧紧地贴在头上，尾巴摇摆得连腰肢都扭动起来”。闲下来时，他会和狗儿说话：“今儿上那里去啦？我看肚子吃饱了没有？狗日的，都吃圆了。。。”。有时他伸出食指点着它，训导说“狗日的，你要咬娃娃，我就给你一棒。他们逗你，你就跑远点，地方大着哩。可不敢吓着娃娃。”其实他从来没有打过它，小黄狗总是温驯的，孩子们还经常骑在它身上玩。
    在张贤亮的这篇小说中，由于没有作者的经历和影子，所以邢老汉这个人物和小狗的关系成为了通篇的主线，通过邢老汉对小黄狗的态度，反衬出他的善良、孤单、和内心对狗唯一无奈的依赖。“邢老汉跟人的话不多，但和他的狗在一起是很饶舌的。这个孤单的老人就只有和他的狗消遣寂寞。在那夏天的夜晚，在生产队派他看菜园时，只有这条狗陪他一起在满天蚊虫的菜地守到天明；在冬天，他晚上喂牲口，也只有这条狗跟着他熬过那寒冷的长夜；天亮时，狗的背上，尾巴尖上，甚至狗的胡须上都结上一层白霜。虽然狗不会用语言来表示它对主人的关心，也不会替他赶蚊子或是拢一堆火让他烤，但它总是像一个忠诚的卫兵一样守护着他，就足以使老人那因贫穷和劳累而麻木了
的人性感动了。很多个夜晚，他都是搂着它来相互取暖，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好象世界上只剩下他和他的狗了。”张贤亮的描述使邢老汉似乎不自觉地当真把小黄狗作为自己的亲人了。张贤亮只所以对邢老汉这个人物和一只小狗的关系描述的如此细致入微，也在潜意识层面表露了他在其他作品里所表现的自身的无助处境和对关爱、亲情的渴望。这一点，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能够体会到。在邢老汉得知上面要求打狗的消息后，绝望地跑到队长那里表白，“它跟了我好几年，打了它我心里不落忍。我保证不找队上要救济粮就行。我的狗吃的是我的粮。”他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对队长说：“天贵，我可跟你说定，要毙我的狗就先毙我邢老汉。”邢老汉他那近乎哀求的抗争和表白最终没能如愿，他的内心像门外严冬的寒风和荒原的雪一样变得凄凉了。他痛苦地做出了无异于出卖亲人的一个妥协，“他轻轻地拍着他的狗，就像拍他的孩子一样，他既然发现了他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留着一条狗又有什么用？”。他自言自语地对着狗说道：“你先走吧，随后我就来”。第二天早晨，他把狗喂得饱饱的放了出去，还没到晌午，他在场上听见马圈里突然响起一声清凄的枪声，他知道这准是对着他的狗放的，心里猛然泛起一阵内疚和懊悔；当他跑到马圈去时，行刑的人已经扬长而去了，只有一群娃娃围着他的狗。狗软软地侧躺在地上，脖子下面流出一缕细细的殷红的鲜血，一只瞳孔已经放大的眼睛和那个要饭的女人的眼睛一样，露出惊惧不安的神色斜视着碧蓝碧蓝的天空。邢老汉垂着头站在狗的尸体旁边，全身颤抖地嚎啕大哭。邢老汉的精神依托没有了，像没有了亲人一样，他的生活又陷入了孤单与凄苦中。这个人物的悲惨结局，也许是张贤亮对当时的自己未来之路的隐隐的担忧，因为其时他正顶着“右派”的高帽劳作于这个黄土高原上的一隅农场中。
    张贤亮的作品中，最感染和打动人的，是那些反思性的，有他自己的身影闪现其中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中饱受折磨和不断挣扎的无力地适应于扭曲的人性中的人物。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一段恶梦，也是那个时代在历史长河中的痕迹。既使在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沿着文字的引导体验当时的一幕一幕，我们仍会深深地感染其中。
    章永嶙是张贤亮《绿化树》中的主人公，这个人物也许就是张贤亮当年的缩影，张贤亮通过章永嶙，充分展现了一个在人为的恶劣环境下的人的无奈心态和扭曲变形的人性的表露，他们对残酷现实的承受力使人心灵发颤。
    章永嶙是一位出身于剥削家庭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但他出于生存的本能，想方设法要填饱肚子，他意识到自己的卑劣，他在思考提高思想觉悟的途径。章永嶙经受思想改造的痛苦过程，但他并不怀疑这种改造的荒谬性。而是自责自己离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于是通过学习《资本论》，他的思想产生了飞跃，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连在一起”，探寻到了“超脱自己”的真谛，开始踏上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净土”。
    纵观张贤亮的小说，主要描写“极左”思潮酿成的人生灾难，从“苦难的现实”到“苦难的记忆”是他的创作心路。《绿化树》被认为是张贤亮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他把“灵与肉”的对立统一处理的炉火纯青。章永嶙可以看作是那个被政治扭曲的时代有着相同遭遇者的化身。意识形态的膨胀，使人们远远地脱离了生活现实，果腹的口粮成为章永嶙们的头等大事。在从劳动农场释放后去新农场的路上，那是塞北冬天的午后，“大车在丁字路上拐了弯，走上另一条南北向的布满车辙的土路，我这才发现其他几个人并不像我一样呆呆地跟着大车，都不见了。回头望去，他们在水稻田后面的一档田里低着头寻找什么，那模样仿佛在苦苦地默记一篇难懂的古文。糟糕！我的近视眼总使我的行动非常迟缓。他们一定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我分开枯败的芦苇，越过一条渠，一条沟，尽我最大的力气急走过去时，“营业部主任”正拿着一个黄萝卜，一面用随身带的小刀刮着泥，一面斜睨着我，自满自得地哼哼唧唧：祖宗有灵啊——。‘祖宗有灵啊’是章永嶙们在劳改农场里遇到好运道时的惯用语；譬如打的一份饭里有一块没有溶化的面疙瘩；领的稗子面馍馍比别人的稍大；分配到一个比别人轻松而又能捞到野食的工作；或是碰到医生的情绪好，开了一张全休或半休的假条。。。。。。人们都会摇头晃脑地哼唧‘祖宗有灵啊——’，这个‘啊’字必须拖的很长，带有无尽的韵味，类似俄国人的‘乌拉’。此刻，张贤亮笔下的这些“劳教者”们，已经无暇顾及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否，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怎样能把肚皮填饱，最大限度地逃避辛苦的体力付出。他们缺乏食物，已非一天半日，以致章永嶙在这方面已累积了可以自傲的经验：“这种萝卜只有在田被冻得裂了口的裂缝中才能抠得出来，我是有经验的。我又顺着裂缝细细地寻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那必须是裂缝中恰恰有个黄萝卜，也就是说恰恰有个遗漏下的萝卜长在裂缝中，可想而知，这样的概率非常非常之小。‘营业部主任’的好运道就表现在这里！”在适者生存的法则下，章永嶙这些当时的‘另类’们，都刻意地挖掘和发挥自己的生存手段，他们的生存才智在求温饱求生存上表现的让人瞠目：“在瘸子——现在我知道他是队上的保管员兼管理员——向炊事员嘀嘀咕咕地交待给我们按多少量打饭的时候，我的近视眼迅速地在伙房搜巡了一遍：扔在案板上的笼屉布沾着许多馍馍渣！我笑着对炊事员说：‘我不要稗子面馍馍，你让我刮那笼屉布吧’；‘行’，炊事员诧异地看了我一眼，递给我一把饭铲，‘你要刮你就刮吧’，我仔仔细细地把笼屉布刮得比水洗的还干净，足足刮了一罐头筒馍馍渣，按分量说，至少有一斤！祖宗有灵！虽然有股蒸锅水味，还是很好吃！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伙房刮馍馍渣，自由真好！”。这个自由是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法体味的，人的处境和他的感悟确是有差异的，当章永嶙独自外出时，他的感触是：“太阳暖融融的，卵石和砂砾在我脚下咯咯作响，方圆十几里了无人迹，只有我一个人在荒滩上昂首阔步。只、有、我、一、个！这就是自由。在大号子里睡了四年，出工排队，收工排队，干了四年密集性的劳动之后，只有独自一人在一个广袤的空间行动，是多么幸福啊！”。这一定也是张贤亮当年的切身体验，是他与章永嶙的共鸣之处。
    章永嶙是温存的，他内心的人性没有泯灭，他没有金钱寄给远方的母亲，只捎去了那颗惦念亲人的心和善意的慌言。“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付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的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尽管他高高的个子像一个豆芽菜一样，脸色发灰，但他只期望着妈妈在读信时，脸上会绽开舒展的笑靥 。
    章永嶙虽然出了劳改农场成了自由人，但物质生活的贫乏，对于求生存之外的精神和情感生活几乎都是奢望；然而他又是幸运的，他有西北某高校那位讲师送给他的《资本论》在打发时光时来扩展思维的空间。更令他意外的是，农场里的单身女子马樱花格外地关照起他来。这个有心的女子将自己细细的情感像蚕儿作茧一样慢慢地把章永嶙裹入其中。她每天晚上招呼他到她家里，为他准备好一餐晚饭，用母爱般的温情去滋润他，使他的脸庞渐渐地饱满起来，身体变得粗壮，使他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正常人。他们这样的相见，慢慢变成了他每日必行的惯例。“在灯光下我抱着头读书，她和尔舍（马樱花的女儿）唧唧哝哝地在炕上说话，灯光把我的头颅的影子投射到她们身上。尔舍好像也受到一种庄重的气氛的感染，嬉笑的声音也是悄悄的。我有时停下来，谛听着她们的笑声，完全能体味到她们给我的亲切的温暖。这间奇妙的小屋，几乎盛不下我们之间的绵绵的温情，它常常使我联想到航行在静静的海面上的一条精致的小船，联想到一个童话。我偶尔侧过头去，她会抬起美丽的眼睛给我一个会意的、娇媚的微笑。那容光焕发的脸，表明了她在这种气氛里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她享受着一个女人的权利。后来，我才渐渐感受到，她把有一个男人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地念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也是中国妇女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   
    章永嶙被这意外的关爱渐渐融化，他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接纳了马樱花的爱。“我把她的手从我头上慢慢拿下来。她的手刚在碱水里浸过，手掌通红，茧子发白，与其说劳动使她的手变得粗糙，不如说是厚实、有力、温暖而有光泽。掌中的纹路清晰简单，和她的人一样展示了一种乐观主义者的明朗。我心头一颤，理性的激情即刻化成一股爱的柔情，脑海里蓦然响起了拜伦这样的诗句：我要凭那松开的鬈发，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它；我要凭那长睫毛的眼睛，睫毛直吻着你桃红的面颊；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誓语，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在这样非常的生存环境下，章永嶙的情感意外地碰出了炽热的火花：“我把她搂进怀里，我现在才觉得我是真正地爱她，不是感恩，不是感激之情。我热情地喃喃地说：马樱花，我们还是结婚吧！别人怎么过，我们也怎么过，让我来分享你的负担不好吗？”。可是，马樱花，这个对他痴情的女子不愿让章永嶙受劳累，“我不能让你跟别人家男人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最是个没起色的货！你是念书人，就得念书。只要你念书，哪怕我苦得头上长草也心甘情愿”。这是多么难得的表白，这对孤身一人、左右逢源求生存的章永嶙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温暖。这个坚强的女子为了表白自己的痴心，仰起脸，用清醒的、决断的语气对章永嶙说：“那好，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的血身子还陪着你哩！”。有什么优雅的海誓山盟比这句带着荒原气息的、血淋淋的语言更能表达真挚的、永久的爱情呢？
    20年后，当章永嶙旧地重回时，那令人肝肠寸断的往事使他泪眼朦胧：“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五分之一世纪！我们国家和我都摆脱了厄运，付清了历史必须要我们付出的代价。还是在那多雪的春天，我和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及制片厂的同志，带着一部根据我写的长篇小说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到这个农场来举行答谢演出，电影放映完了，场长、书记们把我们送回招待所。我问场长，谢队长在哪里，他甚至不知道有谢队长这个干部，大概谢队长早就离开这个农场了吧。但是，在深夜，我还是从设备很好的招待所里悄悄走出来。月色朦胧，夜凉如冰。我没有惊动司机，独自一人踏上了通往一队的大路。白皑皑的雪，还是那白皑皑的雪，把我居住过的一队整个罩住，羊圈那边传来阵阵狗吠，除此之外，夜静得像梦幻一般。我伫立在桥头，往事如烟如雾，从小桥那边漫卷而来。我耳边分明响起了她的歌声，那么清晰，那么悠扬，那么婉转，那么情深：金山银山八宝山，檀香木刻下的地板；若要咱俩的姻缘散，十二道黄河的水干！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向我笑盈盈地迎过来。她飘飞着，雪地上没有留下一点足迹。她仍然是那样美丽，那样健康，那样开朗，那样容光焕发。到我面前，她嘻嘻一笑——啊，那种笑我是多么熟悉！——说“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可是，还是静悄悄的夜，还是白茫茫灰朦朦的雪。除了我，四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声息。。。我发觉，一颗清凉的泪水，在我久已干涸的眼眶中流了出来，它是从记忆的深处渗出来的，冰得真如古井中渗出的水滴。是的，人不应该失去记忆，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自己。我虽然在这里度过了那么艰辛的生活，但也就是在这里开始认识生活的美丽。”。
 
 
                                   三

    《绿化树》最能代表张贤亮的反思的伤痕文学，那些悲苍的经历是历史的反衬，使人感觉象在时间遂道里穿行。张贤亮在写作过程中，具体的细节描述非常多，他比较注重人物内心在不同状态下的激烈反省。当章永嶙夜晚面墙睡下时，他那在白天掩饰下的内心开始对话，“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朵连格莱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我脸朝着墙壁，墙角散发着潮湿的霉味和老鼠洞的气味，还有一股淡淡的、温暖的干草味。棉絮冷似铁，我浑身没有一点热气。‘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的感叹又油然而生。我经常发这样的感叹，这成了揣摩不透的迷。于是，我的另一面开始活动了。那被痛苦的、我不理解的现实所粉碎了的精神碎片，这时都聚集拢来，用如碎玻璃似的锋利的碴子碾磨着我。深夜，是我最清醒的时刻。”
    张贤亮的作品，不论写历史的伤痕、现实的改革或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大都在灰暗的底色上展示出生活的亮色，热情讴歌处在逆境中的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美好情操。他在对生活进行“令人颤栗”的现实主义的描绘中，往往渗透着对历史、社会、人生的宏观性的哲理思索，具有浓重的理性色彩。
    小说不仅应引起人哲理性的思索，而且应当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是张贤亮小说的立足点。他的小说，是他独特精神气质外化成的哲理和诗意的结晶。其中的人物，大多是一些不倦的、自觉的思索者。在展示人物经历时，他对人与环境、人本体和人物的命运作了理性的审视和把握，把深沉的思辩融入其中，从而构成了人物的丰富多彩、复合多元的独特性格。此外，张贤亮还非常注重对“缺陷美”的发现和表现。如《绿化树》中的章永嶙，《灵与肉》中的许灵均等等。
    张贤亮的小说，有着浓郁的西部情调，无论是古朴淳厚的民风，粗鄙陋俗的语言，粗犷不羁的人物性格，响遏行云的情歌，都充分展示了大西北苍劲、恢宏的气息和原始的生命力。当他把知识分子苦难的历程放在荒原人特有的生活氛围中时，这就构成了他小说的特有意境。
    对于张贤亮来说，重述“文革”历史不再是单纯呈现苦难，而是要展示出伤痕的美感：“怎样有意识地把这种伤痕中能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不仅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种美，犹如寒冬里绽放的梅花，虽历风雪，依然香飘久远。
 

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