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构建符合云南实际的女职工集体协商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一）主观因素的影响大于客观制度的保障

SY公司无论是在企业生产经营效益还是在职工权益保障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企业行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SY公司目前的董事长此前曾任另一省内国有大型建筑企业的工会主席，对工会工作十分熟悉，不仅对职工有深厚的感情，而且深知工会工作开展的不易。自他调到SY公司后，高度重视关心职工生产生活和工会工作，对当前大力推行的集体合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和女职工权益保护集体合同，给予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此外，SY公司还有一群工作热情十分高、心系职工、踏实背干的工会工作干部，他们积极为职工奔走、呼吁、协调、争取，其贡献功不可没。然而，这也正好暴露出目前我省在推行集体协商工作中的一个短板，即缺少硬性的制度设计，推行工作主要是靠领导的主观重视程度和工作人员的个人热情，主观因素的影响大于客观制度的保障。在这样的状况下，必然导致了全省工作开展的不平衡：领导重视的单位，工作开展好，职工支持，推动企业经营上水平，形成良性循环；领导不重视的单位，集体协商可有可无，职工权益和地位得不到保障，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必然受影响。要改变这样的状况，需要建立完善集体协商的有效运行机制，在制度设计上予以规范，同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切实解决企业经营者及职工的认识问题。

（一）推动出台相关法律政策。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规范集体合同的法律，现行法律的规定存在着内容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刚性不足等突出问题云南省虽然出台了《云南省集体合同条例》，但是属于地方法规，法律位阶较低而对于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虽然在《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云南省集体合同条例》、《云南省企业工会条例》中都有提及，但基本只是一两句话就概括，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虽有《关于推行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的意见》，从仅是省总工会、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共同制定的文件，未上升到法律层面，对企业的约束力不强。相关立法的滞后，导致操作性不强，遇到具体情况一时难以操作。因此，应发挥立法促进的功能，用法制手段将政府在集体协商中的地位、作用固定化，实现政府对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制化。从国家层面上看，应早日出台《集体合同法》，将现有的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实施意见上升为部门规章，从更高层次、更大范围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开展集体协商的主体、内容、程序、形式等相关规定，保证法律执行的权威性；从地方层面上看，应当通过积极推动地方立法的方式，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原则框架下，根据集体协商的不同类型，做出相应的细化规定，增强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制度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强制约束力，如云南省在开展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中，积极推动相关的地方性立法，2012年3月出台了《云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成为全国第五部关于工资集体协商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其中的策略与途径、经验与成效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二）促进实现政府主导。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一般认为，政府是“集体谈判与劳工参与的促进者（ Promoter）"”。表面上看，集体协商是劳动关系双方的事情，但是只要涉及到协商谈判，首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有明确的协商谈判规则，否则协商谈判就无法进行。政府相对于劳动关系双方来说处于居中调停和裁判的地位，是为劳动关系双方制定协商谈判规则最合适的主体。目前，我国集体协商中的劳资双方主体尚未发育健全，并未形成劳资自治、自主博弈的格局，因此，政府应适度介入，成为鼓励劳资双方之间自主谈判的倡导者，为劳动者提供支持与帮助，促使劳动者与企业对等谈判，使他们在政府制定的基本规则和基本劳动标准的基础上达成自由意愿。4主要在宏观方面制定谈判规则，通过立法来间接限定谈判的对象和范围，提供信息、接受咨询和培训服务等。在微观方面主要在谈判僵持不下时进行调解、斡旋，甚至采取强制性措施；在特殊时期提出禁止谈判事项，规定讨价还价幅度等直接干预谈判，在集体合同履行中出现纠纷时进行处理，等等。。而从我省推行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的现状来看，政府的干预明显不够，大部分地方仅是工会在摇旗呐喊，力量极为单薄。因此，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并进一步明确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在集体协商机制建设中的地位和职责任务，促进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在权责清晰明确的基础上，通过联合发文联合调研、联合检查等方式，形成齐抓共促的合力。一是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承担起劳动保障行政管理职责，在推进集体协商机制建设中起主导作用，要参与和推动集体合同立法，制定发布集体合同行政规章，制定推进集体协商工作规划，对全省签订、履行集体合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集体合同制度贯彻落实。二是工会组织作为党领导下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在推进集体协商机制建设中担负着职工利益表达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应参与和推动集体合同立法；就集体协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代表职工方与政府、企业进行沟通和协调；培训集体协商指导员和职工协商代表，提高其业务素质和协商能力。三是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联作为企业和雇主组织代表，担负着维护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合法权益、引导企业经营者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开展集体协商、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职责，应参与和推动集体合同立法，就推动集体协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代表企业方与政府、工会进行沟通和协调；指导企业积极开展集体协商；就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工作进行培训：加强基层企业代表组织建设，为开展集体协商奠定组织基础。

（三）提高企业经营者和女职工思想认识。推行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制度保障是基础，主观认识是动力。然而目前还存在认识有偏差的情况，部分企业经营者担心签订了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会增加企业成本、影响企业发展、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部分企业工会干部则是因为上级工会对此项工作要进行考核，出于应付才去开展工作；加之部分女职工缺乏自我维权意识，对政策法规知识掌握较少，无法判断自身的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不敢向用人单位提出合法正当的要求不敢奢望与经营者“讨价还价”以获得应有的权益，并对工会力推的这项工作效果存有怀疑，对开展集体协商不信任、不支持。针对以上情况，应切实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一是继续向各级党政领导宣传签订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的重要意义，争取他们的重视和支持。二是向企业经营者宣传，提高经营者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为女职工提供更加宽松的工作环境；并使其认识到，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在维护女职工合法利益的同时，还能调动起她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促进企业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对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在工会系统内部宣传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的作用和效果，通过对开展此项工作后成功维权事例的宜传，增强工会领导和工会干部的信心和动力，推动工作深入开展。四是向职工宣传，使普通劳动者认识到开展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是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从而更加支持和配合此项工作的开展。同时，进一步加强女职工思想、法制、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她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学习新技术和新知识，提高法律意识、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提高参与企事业管理、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引导她们不断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争当企业创新能手，成为合格的时代新女性。

（二）企业工会的从属性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作用发挥

SY公司的实践表明，工会作为职工方的代表，可以与企业行政方进行面对面地协商，这种协商以合作为前提，在整个过程中贯穿和体现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这种由中国工会属性决定的协商方式，比之西方的谈判，对抗性大大减弱，很少出现针锋相对的情况。然而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即工会仍然是企业内部的一个机构，虽然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但工会干部属于企业员工，其个人利益还受企业控制，使得有些实质性的内容不敢放在谈判桌上来谈。在调研中，就有SY公司的部分工会干部反映，开展集体协商的过程虽然得到了行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但是因为自身受雇于经营者，在协商时仍然有顾虑和畏难情绪，怕引起经营者的反感，怕谈不好给自己带来麻烦，导致与企业行政的协商中不敢谈、不愿谈，不能大胆开展工作。这种情况或多或少会影响工会获得职工的真心拥护与认同，工会维权职能自然会被弱化。这是目前企业工会开展工作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工会组织体制改革创新。

（一）重构工会与政府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总则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必须遵守和维护宪法，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中国工会章程》则进一步写明：“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工会与西方的独立工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必须坚持党对工会的政治领导，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在此前提下，应立足现实国情，考虑重构工会和政府的关系，淡化工会的国家属性，增强工会的社会属性，使工会回归“职工群众组织”的本来面貌，真正成为国家（政府）的伙伴、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者。正如政治领域的基层民主建设，工会的改革可以考虑从基层工会开始，在基层建立工会的民主选举、事务公开等机制，循序渐进地推进工会的改革，解决工会的独立性、自主性问题。

（二）变革现有的企业工会体制。集体协商是以企业工会发挥作用为基本前提的，工会的集体协商能力来源于职工群体的高度参与而产生的整体行动力，是职工群体结社力量的体现。工会只有最大化地团结个体力量，发出集体声音，形成集体合力，才能与雇主形成力量平衡，促使其最终签订和执行集体合同。而目前，一些企业存在着工会负责人由企业指定或任命，工会主席得不到职工信任，工作开展很被动的情况；还有一些企业工会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作方式，机关化、行政化倾向严重，难以适应工会工作对象和工会环境的变化。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对现有的企业工会体制进行变革。一是逐步推进基层工会的民主选举，培植独立于企业行政的工会组织。企业工会应该摆脱“雇主的附庸”地位，成为工人的代表性组织；企业工会主席应该从工人群体中民主选举产生，而不应由资方任意指定。这样，通过民主选举组建起来的企业工会，才会变得更有力量，才好更好地充当工人的利益代言人和维护者。在这一点上，受到广泛关注的广东“理光经验”值得推广。①二是成立并壮大各种区域、行业工会，使这些工会形成相互竞争格局，企业工人可以投票选择由哪个行业或区域工会代表本企业职工与企业或行业雇主组织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三）充分发挥地方工会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中，工会在代表和维护职工具体权益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包括企业方利益在内的总体利益。不同于西方的产业工会体制，企业工会能在雇主控制的工作场所中维护好职工利益已属不易，很难再发挥此种协调功能。因此就需要地方工会更多地承担这种功能。一方面，需要加强和改善地方工会对企业工会的领导，帮助其理性维权和科学维权；另一方面，在劳资力量总体不平衡的宏观局面下，地方工会需要对企业雇主形成一种持续的压力。集体协商中的职工利益都是在博弈中争取的，靠企业主动让步和提高觉悟是很难的。地方工会需要善于营造社会舆论，甚至可以利用政府行政力量帮助企业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当然前提是“帮助”，而不是“取代”。

（三）女职工发展性需求亟需进一步关注

SY公司在推行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上的成功经验，在全省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然而与全国的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合同内容大多是强调保障女职工人身权和物质权，如四期保护、卫生费、劳动报酬、保险福利、休息休假等，在这一块都有涉及具体的保护标准；而对于女职工的发展性需求，如晋职晋级、参与企业管理、教育培训等，则规定得比较笼统，没有提及具体的比例或数据。这在一个方面表明云南推行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的水平还停留在基础性保护方面，更深层次的内容还未触及，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另方面也反映出当前社会的普遍情况，即女性参与企事业决策与管理的程度偏低，有些地方还存在性别分工模式化、权力边缘化或虚置现象，“男女平等”意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推进。对此，我们应考虑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一）保障女职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及企事业管理的权利。开展女职工维权工作，不仅需要维护女职工生存性、物质性需求，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她们的发展性需求。这是一种高层次需求，关涉到人的政治性、社会性和精神性需要，它表明女职工的自主性以及政治参与、社会参与、文化参与的诉求日益觉醒和增强。

这就要求各级党政、工会组织必须进一步关注并解决好这样的问题：一是如何依靠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创新能力继续把“蛋糕”做得更大；二是如何鼓励与引导职工群众有序的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文化参与，并为其提供良好的服务。具体到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的推行上面，就是要在制定合同时突出重点、主攻难点，按照人身权、物质权、发展权的顺序，由低到高、由一般到全面，避免出现条款笼统、照搬，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不仅要保障女职工平等享有劳动权利推动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保障女职工职业安全卫生、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确保女职工平等获得经济资源和有效服务，而且要引导社会充分尊重女职工、客观评价女职工、给予女职工相应的社会地位，引导企业将推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中女代表比例与女职工比例同步提高，推动企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例逐步提高等相关内容具体化地写入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允许更多的女职工通过组织推荐、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等方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切实维护女职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及企事业管理的权利，

（二）加强专项集体合同工作的分类指导。对于部分管理不规范、效益不好的单位，连女职工基本需求都无法保障，遑论发展性需求，故而我们对此也不能概而论，而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规模大小行业类别等差异，加强分类指导。即，在工作基础较好、管理规范的国有企业，以提高职代会中女代表比例和中层以上女干部比例为重点，规范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尽量全面涵盖女职工权益保护相关事项；在工作基础较好的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用国有企业标准来规范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在外商投资企业，严格落实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不断增强资方法律意识和女职工自我保护意识，在劳动保护设施、生育保险金缴纳等方面实现突破；在工作基础较差、设施相对不完善的小型非公企业，以增强企业负责人法律意识和女职工自我保护意识为重点，促进女职工劳动保护设施逐步完善，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对行业性专项集体合同重标准，根据相同工种、岗位的特点，统一行业标准，促进女职工维权工作同步提升；对区域性专项集体合同重均衡，根据不同行业、岗位、工种的特点，制定标准，促进女职工维权工作均衡发展；对社区专项集体合同重基础，针对社区工会工作基础薄弱情况，以抓基础、建制度、规范程序为重点，促进女职工维权工作逐步规范，切实解决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注重典型经验的交流与推广，把普遍要求与具体指导相结合，在总结试点单位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现场交流、学习研讨、集中培训等方式，使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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