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杜甫的入世思想

 古往今来，社会活动的个体，不管他是从事文艺工作、科学研究，还是从事经济、政治或军事活动，能给历史以影响的总是极少数。他们大多只在一时一地，只在自己的专业产生过些微影响。有些人或可名噪于当世，死后则寂然无闻，有些人则能以“家”垂名于国别专史，后惠于国人同行。到于能跨越国界成为世界文化、世界通史上的伟人则更是精励卓绝。然而唐代大诗人杜甫不仅名噪于当代和后代文学界，而且成了世界通史上的伟人，20世纪被称为世界文化伟人，为后世所学习和景仰，并对他们产生着极大的影响，究其原因，是由于其时代、家世、经历、个性形成了最佳结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其执着的儒家理想的主体精神──积极入世。
 一、磨练造就“入世思想”
 杜甫，字子美，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其十一世祖杜预是西晋时的名将，精通《左传》，他的文治武功，杜甫常引以为荣，对诗人的思想抱负、政治热情起着一种楷模和鼓舞作用。故杜甫曾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不坠素业矣。”（《进雕赋》）这样的官僚世家是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的。而且杜甫的家世还有诗歌的家学渊源，其祖父杜审言在唐初五言格律诗的形成上起了一定作用，故杜甫引以为自豪，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
 诗人自幼好学，而且才思敏捷，“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到十四五岁时已成为被当时文坛老宿深为赞赏的青年诗人：“住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十八岁的诗人就自许“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青年时的杜甫是极为自负的，甚至可以说有点“狂”，“自谓颇挺出，立登要津路。”南北的漫游，既增长了诗人的见闻和知识，更重要的还结识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彼此逾扬，造成声名。有着“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的杜甫，他此时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他的求仕作准备，并且他自认为凭自己的才气在仕途上求个一官半职就如探囊取物般简单。“奉儒守官”的家世，使杜甫不可能离开传统的入世之道──积极求仕，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致君尧舜上”，就是杜甫以臣的身份去完成道德教化的使命，使社会风气变得淳朴美好。任何一个人，包括他的行动和思想，都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密切相关的，没有人能脱离他的社会存在。杜甫三十五岁以前，正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正通人和，国富民强，杜甫的生活是衣轻裘，骑骏马，春歌冬猎，清狂快意。这种时代氛围赋予他一种豁达、自信的气度，加之天资超异，博览群书，使他对前途充满美好的幻想。因此有着“会当凌绝顶”之气概的杜甫在三十五岁那年便踌躇满志的奔赴长安，去实现他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正如闻一多所说的：“三十五岁以前，是快意的游览，他像羽翼初满的凤凰，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朦朦的长空飞去，他肋下只觉得一股轻松，到处有竹实，有醴泉。”
 然而，在长安迎接诗人的却是冷漠的社会现实：此时的朝政已由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把持，他们排斥异己，嫉贤害能。一心于求仕的杜甫不仅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而且生活上也开始落拓，开始了穷困潦倒。人的性格虽有相对的稳定性，但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和年龄阅历的增长，其性格自然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杜甫虽然也以“事于谒”为耻，但饥寒切肤的冷酷现实使他也不得不违心的向权贵投诗，希望得到他们的吸引，结果仍然是失望。“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诗人对自己求仕不遇的酸楚描述，这精神状态是何等的卑微沉重！这与“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气概岂止是天壤之别？考试的落第，知己难逢的境遇，使得杜甫逐渐清醒的认识到现实的残酷。尽管杜甫的困守长安十年后曾得到一个正八品下的小官，但对照诗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政治抱负，简直有点滑稽。生活的潦倒，疾病缠身，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得诗人青年时代的那种凌人的盛气被剥蚀净尽。安史之乱使强盛的大唐帝国一蹶不振，也是安史之乱，把广大的人民推进更加痛苦的深渊。徭役沉重，兵火连年，饥饿，死亡，血，泪……什么样的悲剧不能发生在这样的年代？从前过着裘马清狂生的杜甫一旦落在穷困战乱的生活里，迫使诗人正视现实，正视上层统治者的昏庸和下层人民的的深重苦难，他不得不张开眼睛，来探索这政治与社会的病根，细心的观察和长期的探索，使诗人受到了丰富的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饱受患难的生活也正玉成了诗人，于是诗人以他的积极入世观和他的“惊风雨，泣鬼神”之笔来揭示民众的疾苦，社会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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