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篱内开出真奇葩＿＿谈谈杜丽娘形象的真实性　　
　　《牡丹亭》中描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当数杜丽娘。明人王思任在《牡丹亭序》中说："杜丽娘隽过言鸟，触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台可瞑，獠牙判发可狎而处，而'梅''柳'二字，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追求爱情的缠绵而执著，是杜丽娘的一种性格特点,但杜丽娘还有她的思想特点。在《牡丹亭》以前,戏曲、小说中描写女子执著、坚定地追求爱情，不乏其例，但象杜丽娘这样表现了要求个性自由发展思想的却很罕见。杜丽娘说她"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惊梦》)，又说"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寻梦》)。联系起来看，所谓"由人恋"，意为对美好的事物想爱就爱；"随人愿"，意为为了追求美好的事物要生死相随；"无人怨"，意为即使死了也无怨言。《牡丹亭》写杜丽娘的思想与行动同步，正是这个作品的成功之处，也是杜丽娘形象塑造中最有光彩之处。
　　也有人认为，在杜丽娘还魂之后，她的所有反抗意识、性格特点几乎消失，她的婚姻遭到父亲反对，面对封建礼教观念的重重阻力，她不敢反抗。很多论者认为：文本中死而复生以前的杜丽娘是反抗封建礼教的，而复生后近20出的篇幅中，杜丽娘基本上是恪守封建礼教的，因而得出结论：杜丽娘前后性格不一致。笔者认为：下是杜丽娘性格的这种矛盾性，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礼教，和朱理学对人性的摧残，从而使得杜丽娘这一形象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从而显得异常真实、饱满！
　　杜丽娘是一个热情大胆的反抗女性，但她同时又是一个生活于理学统治的中世纪的贵族妇女。她不能脱离她的时代，也不能脱离她的阶级。她的反抗采取不同于他人的形式，具有她所独具的特征。这就是：她在反抗道路上的每一个行动，几乎都拖带和幌动着那副沉重的精神镣铐。
　　毫无疑问，在不适宜、不容许生长爱情的土壤里偏偏要萌生爱情，这种在非人的境遇中对于正常人的生活的自然而又合理的向往和渴求，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蔑视和反抗。它表明了人的青春和生命是富于活力的，并不那么轻易地就会被埋葬、扼杀。“关关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肃苑》）这是杜丽娘怨愤的呼声。“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寻梦》）这是杜丽娘对自由生活的憧憬。这种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呼喊，深沉有力，却又凄楚哀怨。我们分明看到那个令人压抑的、不自由的时代在杜丽娘的思想性格上投下的暗影。人物不能超越历史而存在、活动；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和标准去理解、看待和要求杜丽娘的反抗精神。
　　与此同时，剧作者在跟春香那种大胆、泼辣、爽朗的思想性格的对比中，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封建礼教对杜丽娘思想和行动的束缚。《闺塾》一出中，两人进馆稍迟，招来陈最良的训斥：“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春香当即针锋相对地投以尖刻的嘲弄：“知道了。今夜不睡，三更时分，请先生上书。”而杜丽娘却只回答：“以后不敢了。”对于陈最良迂腐可笑的解诗，春香是无所顾忌地打趣、嘲笑，弄得师父狼狈不堪。而杜丽娘却是彬彬有礼、轻言细语地说：“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只是含而不露地透出一丝不满。她分明跟春香一样怨恨那枯燥无味、拘束身心的读书生活，而向往于“花明柳绿”的美好春光，但当春香偷进后花园而引起陈最良的恼怒时，她却娇揉作态地斥责春香：“死丫头，唐突了师父，快跪下。”半真半假地训戒她：“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甚至还拿“夫人堂上那些家法”来进行威吓。师父一走，却又迫不及待地问“花园在哪里？”听春香说景致十分美妙，又情不自禁地惊叹：“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春香有意挑逗，问她读书困闷时如何消遣，她是“一会沉吟，逡巡而起。”心有所向往而口不愿说，不敢说。当春香直接提出“到后花园走走”时，她又娇骂一声：“死丫头，老爷闻知怎好？”春香提醒她老爷早已下乡，她于是“低回不语者久之，方才取回历书选看”佳日良辰。看她扭扭怩怩，半推半就，含蓄而近于矜持，娇羞而近于怯懦。这就是杜丽娘独具个性的反抗与追求。她有怨恨，有不满，她在寻求光明与自由，然而步履维艰，每迈出一步都是那样的沉重与困难。反抗与追求，跟思想上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相抵触，构成了杜丽娘内心世界的深刻矛盾和苦闷。但她又毕竟是一个勇敢的反抗者，并未被精神的重负所压倒，她在不断的追求中逐渐地克服着内心的矛盾，挣脱封建礼教加在她身上的枷锁。
　　从另一方面来看，崔、杜的爱情，仍然没有脱离“才子佳人”的爱情范畴。“才子佳人”式的爱情，从婚姻问题上来说，意味着对封建礼教的背叛；从政治道路上来说，则意味着对地主阶级的顺从。因为佳人择才子，才子可望金榜题名，而事实上崔、杜正是以“郎才女貌”偷约，以“金榜题名”完婚。因此，这种爱情虽然有一些新的特质，但同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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