诙谐与嘲弄——浅谈鲁迅的写作风格
 在鲁迅作品的诙谐风格与喜剧性氛围中，愚人与傻子所引发的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与鲁迅创作的中心主题——对于愚昧麻木的国民精神的批判有关，鲁迅作品中的众多愚人形象因素与中国诙谐文化传统中的愚人主题有着潜在的微妙的联系，可以说，鲁迅作品中的“愚人之笑”发自中国诙谐文化传统的深处，与我们的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一、以佯愚嘲弄现实
    在中国诙谐文化传统中，愚人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一席地位。这些愚人与愚和行并不是被嘲笑与讥讽的客体对象，而是人们自身的愚蠢与无知的象征，他们如同一面扭曲的镜子，照出的是人们自身的另一种夸张却未必虚假的面影。因此，与其说这些寓言愚人是被笑者，不如说他们是笑者——他们是化装，是面具，是智者用来戏仿人类的愚蠢与无知的面具，甚至是一种具有操作与实践意义的化装表演式的言说方式。《庄子》可以说是这其中的典型。《庄子》“寓言十九”，多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正是“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厄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以与世俗处。” （在《庄子·说剑》中庄子治剑服说赵王的故事正是一种化装演说的典型表现。）这种蕴含于愚人意象（面具）中的智慧既提炼自一个更加广阔、深厚的文化整体——广大民众的日常生存智慧，又必将转而重新融入人们的文化与生存智慧之中，并对后者进行进一步提升与加强。
    正如巴赫金所认为的，“愚蠢，这是反面的智慧，反面的真理。这是官方的统治性真理的反面和下部。”然而，与巴赫金所说的“愚蠢首先表现为对官方世界诸种法则与程式的不理解和背离” 不同，这里所谓的佯愚恰恰故意首先表现出一种对“官方世界诸种法则”理解与认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过度的“理解与认同”，并由这种理解与认同巧妙地走向了反面。
    可以说，佯愚态度实际上是智者与愚人的混合，是戴着愚人假面的智者的诙谐。这种佯愚形成了一个不绝如缕的诙谐传统，在人们的日常谈笑中，一个个愚人与佯愚智者的故事代代相传。如清代李渔记载了一则有关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滑稽智者东方朔的故事，再如清代独逸窝退士的《笑笑录·告荒》。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特点，都以认同于当权者的愚蠢的佯愚态度，将对方的愚蠢逻辑暴露无遗。这些诙谐故事显然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诙谐故事所体现出来的诙谐与机趣与中国传统戏曲中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科浑笑谑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鲁迅显然继承了这种诙谐策略，在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中，常常可见他对于这类佯愚式的叙述态度的采用，例如：《阿Q正传》的开篇讲自己要为阿Q做传，语气尚属严肃正经，但是从第二段开始讨论起本传的名目，语气却逐渐趋于滑稽诙谐，而这种滑稽的效果则来源于叙述者一本正经地讨论一些傻问题：“传的名目很繁多……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自传’么，我又并非就是阿Q。说是‘外传’，‘内传’在哪里呢？倘用‘内传’，阿Q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 这一段说明可称亦庄亦谐，而这其中有一些所谓“我又并非阿Q”、所谓“阿Q又决不是神仙”等等，一本正经地探讨这些不言自明的问题，明显是故作蠢言、说废话。尤其是说到自己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时候，这种以一种严肃庄重的态度大说蠢话的情形就更明显了：
    我曾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这里一本正经地考证阿Q的名字，似乎故作严谨，但正是这种貌似严谨的态度显出了一种荒谬与错讹。因为阿Q作为下层贫民，从来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学术扯不上关系，而此处考证的思路则有意透露出一股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以至一本正经地讨论起阿Q有没有号、是否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并且似乎非常诚恳地以赵秀才（有意采用士大夫才会使用的古称“茂才公”，显得完全服从于传统士大夫的价值系统）为权威，所有这一切，都有一种有意显示出来的非常地死心眼而不开窍的倾向，尽管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很清楚这其中的戏谑性，但叙述人的叙述语气却仍然显得极为认真严肃。尤其在下文，在说明阿Q的姓名与籍都无可查考之后，却以一种似乎非常认真的口吻讲到：“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这更是有意摆出一幅愚不可及的姿态，有意要把蠢话说到底了，可以说，叙述者摆出对于中国传统史传与考据派学术范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整套士大夫的价值观念的极端崇奉的姿态，有意地要严格依照这一范式来追溯阿Q的身世，然而这种傻乎乎的依从与仿照恰恰暴露出这套范式的极端不适用，正是通过这种佯愚自贬，造成了这种有意为之的悖谬与错讹，    而在写到阿Q因为调戏小尼姑而开始想女人时，又发了这样一段议论：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
    叙述者在此表现得象一个传统主流伦理观念的忠实拥护者，他似乎坚定地信仰这一观念，征引史据，言之凿凿，然而，语气却始终令人生疑，尤其是当他略有迟疑而又肯定地说出“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这样近乎强辞夺理的话来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认定，这一“传统观念的维护者”的面孔仍然是一张假面，是叙述者有意戴上的一张愚人假面。叙述人越是似乎傻乎乎地忠诚于这一观念，越是为这一观念进行强辞夺理的论证，越是暴露这一观念的荒谬逻辑。当叙述人最终说出“假使小尼姑脸上盖一层布，阿Q便也不会被蛊了”时，这种佯愚式的嘲谑终于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近乎狂欢的程度。
    二、以乡村愚人的眼光讥讽现实
    佯愚作为一种叙述态度与叙述策略，实际上是叙述者的化装面具，这种面具所掩饰的是一种智慧。而鲁迅作品中还存在着更加大量的另一种类型的愚人形象或者与之相关的因素，在鲁迅作品的喜剧性世界中，这类形象具有另一种功能与意义。应该说，这些是真正的愚人，他们组成了一个令人发笑的愚人的世界——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世界才成为一个令人发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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