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王绯说：“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女小说家书写的性别姿态可以分为两种：女性姿态书写；中性姿态书写。前一种，是作为女人，带着纯然的女性意识进行写作；后一种，是作为普泛意义上的人，摒弃性别意识的写作。”于是有批评家这样界定池莉的创作，认为她和方方一起构成了当代文坛非女性写作的两种范本。的确，池莉不同于现代或同时代的大多数女作家。在其他女作家那里，登上文坛几乎都是凭借表现爱情或是个人情感的作品。在女作家们的笔下，不是如诗如画地描写爱情，就是如梦如幻地向往爱情，或是大胆披露女性深层的内心心理。而池莉特别实在，不似惯常的爱做梦的女人，似乎也没有文学女性的梦幻时期。她一登上文坛就以凝重写实的风格，表现了艰难的生活现状里爱情的淹没，表现了活着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

在池莉看来，在俗世中的芸芸众生，要谈爱情就要先谈物质基础，而谈论物质基础显然又不像是在谈爱情。因此，在她的“新写实”作品中，她笔下的女性常常因为意识到自己婚姻的不幸而干脆“不谈爱情”。“不谈爱情”既是一种拒绝，又是一种宣言：标明一种平民化的价值观念正在确立。池莉写作的平民化立场，使她把古典情怀中浪漫的爱情，放逐到当代社会的现实生存图景中，将历代文人赋予它的华丽包装层层撕裂，还其庐山真面目。这个过程的终点是理想之爱的消解与世俗之爱的建构。

理想的爱情之所以富有理想化的色彩，是因为它是以浪漫为其基本特征的。池莉的小说所营造的令人失望的婚恋世界对这种浪漫之爱提出了质疑与否定。池莉在爱情婚姻这一美丽诱人的外壳里填充了太多的无奈和酸楚。她塑造了许多在缺乏诗意与爱情神话的婚姻场景中生活的女性形象，而这些女性形象正好体现了她的女性观。

早在1981年，池莉就在《不眠夜》中刻画了孤儿杨唯敏这一独特形象。她努力追求的理想对象伊宁把爱情当作礼物谦让与人，她自己只能出于报恩思想而认同与自己不爱的养父之子童海良的婚姻。小说中，重重叠叠的社会关系就像交错盘结的绳索，牢牢地套住了我们的女性。池莉让笔下的女性意识到自己婚姻的不幸：“不！生活不能总是这样！”“父权文化”压迫下的杨唯敏们开始意识到父权传统的不合理性。在接下来的《看着我的眼睛》中，池莉借米淑君之口发了一通感慨：“原来竟还有明文规定抚养娃娃是女性的责任。”这里池莉还是比较温和的，牢骚仅停留在普遍意义之上。米米最终还是向传统惯性妥协，倾其全力做一个母亲。而在《锦绣沙滩》中，少妇立雪走出家庭想在婚姻之外的世界寻找一种更理想的情感寄托，结局同样令人失望。现实世界如此残酷，毫不留情地破坏女性向往追求的平等与浪漫。“男女都一样”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父权社会传统所要求女性的依然是顺从：顺从妇道、父权、夫权，顺从整个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女性的抗争被扼杀在摇篮里。尽管现实令人窒息，池莉和她笔下的女性依然在探索、前行，而且抗争也越来越有力量了。到了《不谈爱情》的时代，吉玲开始了大胆的尝试和进攻。她这个并未受过太多教育的市民阶层的女人先是成功地编演了一出浪漫的爱情戏：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少女挎包中掉出的一本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的故事》，手帕包的樱花花瓣、零分钱和一管“香海”香水，使偶遇的庄建非进入了她精心预谋的“圈套”，之后，她又以“朴实可爱”、温顺柔情赢得了自己选定的男人，以完成传统的女性角色：“找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丈夫，你恩我爱，生个儿子，两人一心一意过日子。”但这种传统的角色与理想却是经过了“历史的修订”的，她要求丈夫的重视与尊重，要求“把她当回事”。一旦现实与之悖离，她就大闹，甚至不惜提出离婚：“不把她当一回事的男人，即便是皇亲国戚、海外富翁她也不稀罕。”尊重之于吉玲高于她对现实利益的算计。最后，她赢了。她迫使庄建非和他的家庭重新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使庄建非从男性中心意识中跌落，开始正视现实与利益、女人的真实与丈夫的责任。然而，我们再推敲一下，吉玲的胜利其实是借了一个良好的时机，庄建非的低头是为了到美国观摩心脏手术而非吉玲本身。小说最终，吉玲还是回到了世俗婚姻的社会约束当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最终的胜利者是婚姻和婚姻所携带的现实力量，是传统的世俗的男权社会的传统，吉玲艰苦挣扎的结果依然是陷落。在接下来的《你以为你是谁》中，由出身与学历塑成的知识型的时代男性偶像，已经为经济所取缔，当有钱的生意人一跃而成为商品时代的偶像时，工人出身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陆武桥，则因着饭店小老板的身份而成为时代的宠儿，才貌双全的女博士宜欣非但没有因为学历上的差距而煞住“爱情”的脚步，反而在所不辞地投入小老板的怀抱，毫无心理障碍地与之同居。然而池莉并没有给他们一个此生相守的结局，在两个“超凡脱俗”地过完了“世俗的吃喝拉撤”的很平常的24小时后，宜欣逃离了与她的人生理想不相容的“爱情”，远嫁环境舒适的异国他乡。在异国她可以拥有最先进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以成就一个科学家“完成三到四个科研上的尖端项目”的理想。在面临爱情与事业的两难抉择时，宜欣选择了一天24个小时尽量多地呆在实验室里，感情密度近似于零的后者。从一种角度看，宜欣代表着女人对爱情谎言的窥破，她承认对于和陆武桥的爱情她“会很快厌倦的”，并且以一种坦荡认可的姿态亲手谋杀了爱情。但从另一种立场考虑，她失却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女人的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挣脱的结果是女性本我的失却。稍后的《绿水长流》写在“离婚小说”盛行的当口，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故事发生在庐山，一个上演过诸多悠远的爱情神话、现代浪漫爱情故事的地方，在池莉笔下演绎的却是另一种情节。在这个庐山的爱情故事之中，穿插若干与爱情有关的小故事，其中每一个都是一次现实击溃了爱情的例证。同是异性邂逅，同是处于浪漫的自然情景中，同是两情相悦，最终，这里没有演绎一场“锦绣谷之恋”。此篇小说中的“我”以女性的成熟和理智，成功地躲避了感情泥沼的召唤。池莉未让浪漫爱情转化为现实，不仅是出于道义责任的顾虑，而且也是对那种一旦获得、距离感立即消失的世俗化婚恋的恐慌、厌倦，她宁愿留下一片美丽的缺憾。历史就是以缺憾的形式，在普通人的命运中一次又一次地完成着自己的蜕变。池莉是在告诫人们，现实中理想的爱情和婚姻如同水中月、镜中花，提醒人们要“不谈爱情”，进而拆穿爱情，进离爱情。

当我们站在世纪的交接点上，世纪末的情绪跌宕不已，往昔纯真岁月里的爱情婚姻突然变得脆弱，在权力和金钱至上的社会规则面前不堪一击。敏锐的池莉开始潜入生活底渊，用丑的滤镜滤视这变幻莫测的男女世界。反映在小说中，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不再驻留于温柔的抗争和纯粹的逃离之中，女人们开始倒戈，开始奋力突围。

从1997年的《来来往往》开始池莉小试牛刀。凝重、高傲的段莉娜使康伟业开始了实际人生，其高干家庭的社会背景，更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给予康伟业以极大的关照。正因为如此，段莉娜一直居高临下，康伟业则被动、压抑，夫妻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平衡。等到康伟业下海经商后，经济条件大大改善，而段家开始没落，两人关系再次陷入了不平衡。段莉娜没有及时地适应社会的变化，调节他们的夫妻关系，两人的情感差距越来越大。而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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