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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再评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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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范文题目：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再评价(五)，论文范文关键词：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再评价(五)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再评价(五)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电力相关论文东汉章帝时，陈宠上书对司法酷暴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荡涤烦苛，轻薄棰楚的司法主张。他称当时断狱者急于榜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繁于诈欺放滥之文，违本离实，棰楚为奸，或因公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电力相关论文东汉章帝时，陈宠上书对司法酷暴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荡涤烦苛，轻薄棰楚”的司法主张。他称当时“断狱者急于榜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繁于诈欺放滥之文，违本离实，棰楚为奸，或因公行私，以成威福。夫为政也，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因此时，隆先圣之务，荡涤烦苛，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广至德也”。结果是“帝纳宠言，决罪行刑，务于宽厚”。陈宠提出了一种宽和的司法主张，得到了皇帝的认可，自此“决罪行刑，务于宽厚”。司法领域的“宽厚”正是司法人道精神的表现，宽厚司法可“济群生，广至德”，既惠及民生，也能提高统治者的道德形象，而且宽厚司法本身也体现了一种仁德精神，有助于对民众的感化与教化。可以说，宽厚司法也是“明刑”的题中之义．并因其“广至德”的功能而收“明刑弼教”之效。
《隋书·刑法志》日：“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详善恶之源，剪乱诛暴，禁人为非者也。圣王仰视法星，工业自动化论文旁观习坎，弥缝五气，取则四时，莫不先春风以播恩，后秋霜而动宪。是以宣慈惠爱，导其萌芽；刑罚威怒，随其肃杀。仁恩以为性情，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在这里，作者明确提出了“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的观点，并且将其与自然法则联系起来，如此一来“明刑弼教”成了师法自然的结果，从而确立了“明刑弼教”司法理念的权威性与普遍性。所谓“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是说对民众要以教化为本、以明刑辅助教化。“明刑”虽然也是一种刑罚．但它是一种体现儒家道德精神与“仁恩”精神的刑罚，这样一种人道化的刑事司法制度会助推社会和谐与民心安定。
“明刑”也是一种“仁者之刑”（这一说法见《隋书·刑法志》隋文帝诏书），“仁者之刑”是体现人道精神的刑事司法制度，它应该包括“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明察平恕，号为宽简”、“推心待物，论文指导每从宽政”、“内以平章百姓，外以协和万邦，实日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等等。隋文帝在开国初期注意废除前朝苛法，推行“仁者之刑”。《隋书·刑法志》称隋初“尽除苛惨之法，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成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下吏承苛政之后，务锻炼以致人罪。乃诏申勑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奏之。帝又每季亲录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阅诸州申奏罪状。”上述所谓“诣阙申诉”与“挝登闻鼓”均属于直诉制度。直诉、录囚都是符合“仁者之刑”的司法制度，其人道价值与和谐精神自不待言。
晚清法学大家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一》中指出：“舜之称皋陶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吕刑》日‘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是刑者非威民之具，而以辅教之不足者也。以钦恤为心，以明允为用，虞廷垂训，其万世所当取法者欺？”“刑者非威民之具，而以辅教之不足”一语是对“明刑弼教”基本原则的简要解释，“以钦恤为心．以明允为用”一语是对“明刑弼教”核心价值的准确揭示。由此可见，蕴含人道因素的中国传统司法思想可为源远流长，至今仍不乏借鉴价值。
以上，笔者从明德慎罚、心理学论文明刑弼教两个方面考察了中国传统司法理念．认为其中都体现了一种合理性因素或人道性因素。所谓“明德慎罚”至少有三义：一是说掌握司法之权的官员要注意修德．使自己具备光明的德性——宽厚之德（包括“好生之德”）。二是说司法官员要注意对民众进行德教。三是说司法官员要谨慎对待刑罚，能不用则不用，能从轻则不从重。所谓“明刑弼教”，是指用“明刑”来辅助教化。“明刑”的本义是指一种耻辱刑，目的是使受刑者知耻后勇、悔过自新。另外也有“教育刑”的含义，通过行刑而让犯罪者受到教育感化，从而改过迁善，重新做人。后来，“明刑”这一概念的内涵逐步扩大，那些符合儒家道德精神，以“钦恤”、“仁恩”为价值取向的刑事司法制度也被称为“明刑”（或“祥刑”），因其更有助于道德教化，故也称“明刑弼教”。封建时代一些带有人道性因素的刑事司法制度如录囚、会审、直诉、调解、赦宥、存留养亲、死刑覆奏等等可以说都属于“明刑”，它们也都符合儒家的“仁道”精神。
三、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的合理性因素
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审视．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存在着一些蕴含合理性因素（人道性因素）的具体制度，国际政治论文如录囚、直诉、调解、会审、赦宥、存留养亲、死刑复奏等等，这些司法制度的形成或确立与儒家“仁”道（人道）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它们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人的人格价值的尊重。尽管在专制政体下，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从整体上看仍然偏于严酷，但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含有人道性因素的具体制度，才对专制强权构成了一定的制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削弱了专横司法对民众利益所产生的破坏性力量，从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周礼》，在司法制度方面多有论列，它所描述的司法制度凸显了一种人道价值取向。《周礼·地官司徒·司救》：“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罚而归于圜土。”这是说，司救之官负责管理邪恶、过失之民，对其加以责罚，并用礼来挽救他们，防止他们进一步作恶。对邪恶之民，三次责备而不改者则进行惩罚（挞击），三次惩罚而不改者则动用刑罚，令其坐在嘉石上以羞辱之，然后交给司空去服劳役。对过失之民，三次责备而不改者则进行惩罚，三次惩罚仍不改者则关进监狱（圜土）。显然，这一司法制度的着眼点是挽救、改造所谓“邪恶”、“过失”之民，而不是采取“一棍子打死”舞蹈论文的方法一罚了之，如其所言“以礼防禁而救之”，一个“救”字耐人寻味，这是强调用礼义教化来挽救罪人，防止其再去作恶。从以下的司法程序看，“三让”、“三罚”、“耻诸嘉石”、“役诸司空”等等，无不体现了对罪人教育、挽救的精神，对其回归社会充满了善良的期待。因此，笔者认为该司法制度反映了一种“教育刑”的理念，蕴含着一种人道性因素，尤其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有此种制度设计更显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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