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村金融产品单一，服务创新能力差。陕西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不发达，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品种单一，仅限于储蓄——投资转化的传统存贷款主渠道。贷款品种设计不合理，除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小额存单质押贷款和少量的联保贷款外，其余就是担保抵押贷款，种类十分有限。金融服务不到位，信贷、结算、委托代理、投资理财等缺乏全方位的服务和引导，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机构基本属于空白。服务手段落后，支付结算系统各自独立，不具备跨市县，特别是跨省市异地结算功能，信用卡业务发展缓慢，银行票据、本票等结算方式使用较少，支付结算票据化程度低。

2)农村资金支农不足与“非农化”外溢现象并存。一方面，全省农村各类经济主体不能充分获取发展资金，民营企业贷款难和农户贷款难的问题还很普遍，农村发展资金满足率仅在30%左右；另一方面，由于各个银行在资金管理上采取由总行统一管理和调配资金，导致存款资金从广大落后农村地区源源不断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

3)融资效率低下，储蓄——投资转化不畅。在信贷管理上，各商业银行信贷权限上收，除少量质押贷款外，基层行基本无权审批发放贷款。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严格的信贷审计和考核制度，甚至不切合实际地追求新增贷款“零风险”，片面实行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使农村金融机构对“三农”经济和中小企业放贷慎之又慎，为了规避风险，甚至存在有钱不贷现象。加之，部分贷款用于“借新还旧”，这部分贷款实际上是一种低效甚至无效贷款。这些都使储蓄——投资转化的有效性大大降低。3.3对陕西农村金融体系适应性的评价

1)农村各金融机构定位尚不明确，符合市场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真正建立。农村金融体系要完全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具备有效的产权、充分竞争和严格的破产约束。然而，陕西农村金融机构在这三个方面都不具备。部分农村信用社省联社及其派出机构与县联社之间的权责关系不够明确，演变成行政性的上下级关系。股东大会、监事会等形同虚设，股东权利与责任严重不对称，部分农户股金变成了定期存款，股东的主要目的仅限于获得贷款上的便利和利息优惠。农村信用社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市场退出机制等与农村信用社经营绩效息息相关的微观机制得不到真正落实。农业发展银行的定位和有效经营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建立较为完善科学的政策性金融支农机制尚需过程。

2)农村金融服务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市场利率既是资金供求竞争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资金供求的竞争，进而促进储蓄——投资转化。陕西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的格局和信贷资源稀缺的现实，导致农村金融卖方市场特征明显，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调查表明，目前信用社农户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达10%，普遍高于其他银行利率3—4个百分点，过高的利率极大地增加了农户的经济负担。同时，陕西农村金融融资机构贷款投放仍局限于传统的小农经济领域，贷款品种局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缺乏针对大农业的固定资产和更新改造的中长期贷款。贷款审批手续繁琐、时间长，与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的的矛盾比较突出。目前农贷产品约期通常是每年的3月至11月，由于期限短，农民无法在价格最好的时期出售农产品，特别是养殖业与加工业的资金流转周期较长，通常在1到3年，短期银行贷款远不能满足产业的发展需求。

3)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不到位。农业是弱势行业，世界各国政府对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农村金融多采取优惠政策。陕西作为发展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对农村金融更应出台扶植政策。但是，陕西在这方面却没有做到位。如把农村信用社作为合作金融组织，但未提供合作制应享受的优惠政策；对农村信用社支付的“营业税和呆帐核销”没有政策补贴，致使信用社包袱沉重，不能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银行，但其业务范围却很窄，“三农”受益面不宽。

总的来看，当前陕西省农村金融服务弱化和组织断层现象比较明显，金融体系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还未真正实现良性互动。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要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科学制定农村金融发展战略和规划，采取多种形式，整合地方金融资源，大力发展股份制、合作制以及其它形式的中小银行、中小企业投资公司以及信用担保机构，探索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着力打造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等多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有序竞争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从而为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保证和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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