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环境态度的游客游憩冲击感知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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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态度的游客游憩冲击感知差异分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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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范文题目：基于环境态度的游客游憩冲击感知差异分析(二)，论文范文关键词：基于环境态度的游客游憩冲击感知差异分析(二)
基于环境态度的游客游憩冲击感知差异分析(二)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的共性，将这4个因素分别命名为增长极限、人类优先、生态危机、技术万能。
　　3.3.2基于环境态度的游客聚类分析
　　根据游客在各个环境态度因素的得分对所有的游客进行Q型聚类分析。采用K-Means聚类方法，经过多次测试，笔者发现将游客聚为3类比较理想。方差分析(ANOVA)表明，3个类别在4个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表3)。
　　薛费(seheffe)事后检验结果显示，除了第1类与第3类在增长极限和生态危机因素上无显著差异外，其他所有类别之间在每一因素上均有显著差异。各类游客在各个环境因素上的平均得分见表4。
　　需要指出的是，表4中“人类优先”与“技术万能”两个因素是反向表达，得分越高表示越不支持这种观点。“增长极限”与“生态危机”两个因素是顺向表达，得分越高表示越支持这种观点。根据游客对各个环境态度因素的得分均值将3类游客命名(见后文)。然后，用交叉列表初步检视了这3类游客在性别、居住城市、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月收入上是否存在差异。
　　按照托什(Tosun)的观点，李克特量表1—5等级评分平均值在1—2.4之间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类型1的游客支持地球存在“增长极限”与可能经历“生态危机”的观点，不支持“人类优先”的观点，对“技术万能”持保留态度。他们立场明确，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环境状况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力量持怀疑态度，从环境态度倾向上来看偏向于生态中心论，将之命名为“生态中心主义者”。这类游客共有182人，占受访者总人数的41.3％。交叉分析表明(表5)，这类游客男女比例相当，多居住在大城市(51％来自大城市的游客是生态中心主义者)，多为18—35岁的年轻人(占该年龄段人数的40％以上)；受教育水平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中占45％以上)；职业以学生、企业／公司职员为主(占这3类职业人数的40％以上)；以中高收入(1500元以上)者居多(占45％以上)。
　　类型2的游客尽管认识到地球有“增长极限”，并认为照此发展下去，人类可能经历“生态灾难”，能够认识到人类当前所面临的种种环境问题，但是他们同时又支持“人类优先”的观点，认为“人类生来就是要驾驭自然的”、“人类最终将会控制自然”、“人类有权改造自然以满足其需要”，将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存在或终极目的。同时，他们还是技术至上主义者，认为技术是万能的。其环境态度倾向于“人类中心论”，将之命名为“人类中心主义者”。这类游客共有157人，占35.6％。交叉分析表明(表6)，这类游客多为36岁以上的中年人与老人(占各年龄段人数的40％以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高学历者较生态中心主义者少，高中与中专学历者居多；多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占此类职业者人数的41.1％)、离退休人员(占此类职业者人数的66.7％)。
　　
　　类型3的游客对人类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的看法等都没有明确的认识，对多数问题表示“不确定或不清楚”，是一类对环境态度没有明显倾向、立场模糊的游客，故将此类游客称为“立场模糊者”。这类游客有102人，占23.1％。他们中居住在中小城市者较多(占38.5％)，文化程度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63.6％)，收入也较低(800元以下者所占比例达43.2％)。
　　
　　3.3不同环境态度的游客对游憩冲击的感知差异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探讨不同环境态度的游客在游憩冲击感知强度上的差异，见表6。
　　表6表明，游客对于所考察的17个游憩冲击变量中的4个在感知强度评价上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在3种游憩冲击中，仅在“社会性冲击”感知强度评价上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Scheffe检验表明，游客中的生态中心主义者对于游憩区内“其他游客不遵守规章”、“垃圾”、“游客攀折花木”与“人工设施太多，与环境不协调”的感知强度显著高于立场模糊者(p<0.05)。环境意识倾向不同的游客在其他游憩冲击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p>0.05)。
　　
　　4　结论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环境意识的觉醒，关注人们的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在旅游学科领域，户外游憩者及其行为与环境态度之间的关系是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课题。弗米克(Formica)与由索(Uysal)曾鼓励研究者“将环境态度与旅游研究结合起来，因为一个人对自然和资源利用的态度将会影响到其目的地决策过程”。瑞根巴克(Roggenbuck)、威廉姆斯(Williams)与瓦特什(Watson)，秦(Chin)、莫尔(Moore)、沃令顿(Wallington)与道林(Dowling)，曼宁(Manning)与弗雷曼德(Freimund)的研究表明，对资源退化的感知将降低游客的总体满意度。但是，过去很少有研究将旅游者的环境态度与游憩冲击感知结合起来。基于此，本研究考察了游客的环境态度与游憩冲击感知，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如下：
　　(1)环境态度不同的游客社会人口特征上具有显著差异，这与弗米克(Formica)与由索(uysal)，扎格弗(zografos)与渥克若夫(Allcroff)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本研究发现，除性别以外，环境态度倾向不同者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职业以及居住城市上均有显著差异。在环境态度上立场模糊的游客多数居住在中小城市，文化程度较低，收入也较低；游客中的生态中心论倾向者多居住在大城市，多为18—35岁的年轻人；受教育水平高，收入多在1500元以上；游客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者多是36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通常为高中及中专以上，多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企业，公司职员、离退休人员。这说明随着收入增长的提高，公众会越来越关心环境问题。城市规模越大，人口越多，环境压力也就越大，因此，生活在大城市的游客，受其客观环境的刺激所产生的环境意识越强，其中的生态中心论者也越多。而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形成自己的生态伦理观。
　　(2)环境态度不同的游客在部分游憩冲击指标的感知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生态中心主义者对人为破坏环境，尤其是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与迹象更为敏感。一些环境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决定了人们对环境的感知、认识和评价。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个观点。
　　(3)生态中心主义者更易感知到社会性冲击，尤其是对垃圾的感知强度高于环境关注水平较低者(立场模糊者)。这与弗洛伊德(Floyd)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吻合。他们的研究发现，在自然公园(Resource-Dependent National Park)中，对环境关注水平较高的游客对垃圾的容忍度显著低于环境关注水平较低的游客。原因可能在于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环境的关注水平更高，他们对公园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要求更高。与自然因子相比，垃圾是一种极其明显的人为干扰物，因而当垃圾出现在自然环境中时，他们比后者更为敏感。
　　(4)但是，本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态度不同的游客对于公园的植被、土壤、水体等生态因子受冲击的感知强度并无显著差异。这也许是由于国内游客对自然环境的关注程度不够，普遍较为忽视景区中的植被、土壤、水体等生态因子所造成的。这也说明，要提高国内游客对自然景区环境的敏感度，自觉维护景区的自然环境任重而道远。
　　(5)环境态度不同的游客对“管理性冲击”，如商贩表现与行为、休息设施不足、厕所脏乱等的感知均无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不同环境态度的游客对其评价较一致。同时，均值显示，“管理性冲击”是游客感知强度最高的一类。因此，公园应当特别重视管理性影响(包括摊贩、设施状况等)对游客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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