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游客调查数据，分析了游客环境态度及其与游憩冲击感知之间的关系。采用“新环境范式”量表(NEP)测量游客的环境态度，并根据环境态度倾向将游客划分为生态中心主义者、人类中心主义者和立场模糊者。研究发现，与环境态度没有明显倾向的立场模糊者相比，人类中心主义者和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社会性游憩冲击的感知强度更高，意即后两者对那些人为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与迹象更为敏感；环境态度不同的游客对于公园的植被、土壤、水体等资源性因子受冲击的感知强度无显著差异；环境态度不同的游客对管理性冲击感知也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环境态度；游憩冲击；感知；新环境范式(NEP)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10—0045—07
　　
　　1　文献回顾
　　
　　最早研究户外游憩区游客的环境态度与游憩活动之间关系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环境意识觉醒的时期。著名学者丹拉普(Dunlap)和赫夫纳(Heffeman)将户外游憩活动分为3类；消耗性的(如狩猎、钓鱼)、欣赏性的(如徒步旅行、野营)、滥用性的(如在野外使用越野车、雪地摩托车)，他们发现环境态度与欣赏性游憩活动之间的关系强于其与消耗性活动之间的关系。由索(Uvsal)等研究了美国维京岛(Virgin Islands)游客的环境态度与游憩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游憩行为和场地偏好对区分游客的环境敏感性有重要作用。弗米克(Formica)与由索(Uysal)，扎格弗(Zografos)与渥克若夫(Allcroff)用环境态度指标进行市场细分，并考察了环境态度与生态旅游者或自然旅游者人口社会特征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
　　
　　另一些研究则检视了环境态度与旅游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小。而罗(Luo)与邓(Deng)，金(Kim)、伯格斯(Borges)与宋(Chon)发现环境态度与游憩动机相关。国内学者中仅黎洁与井悦玲调查了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中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意识(关注)水平的高低，但是未对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同样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们对户外游憩者对游憩冲击的感知进行了调查与研究，他们发现游客通常对垃圾很敏感，而对其他类型的游憩冲击的感知有限。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则发现游客不仅确实能够观察到游憩冲击，而且受其影响。例如，瑞根巴克(Roggenbuck)、威廉姆斯(Williams)与瓦特什(Watson)发现游憩者能明确感知到垃圾、裸地数量、植被数量、树木损坏、其他野营者制造的噪声等多种冲击。曼宁(Manning)等人，秦(chin)、莫尔(Moore)、沃令顿(Wallington)与道林(Dowling)也都获得了大致相同的研究结果。
　　在国内，台湾学者杨文灿与郑琦玉，涂三贤、汪大雄、林振荣考察了游憩冲击感知。中国大陆学者邓金阳、吴云华、全龙探讨了游客对游憩冲击的可接受水平。罗艳菊、吴楚材、邓金阳发现，游憩动机与游憩冲击感知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但是，综观国内外研究，未见有研究环境态度与游憩冲击感知之间关系的文献。本文将探讨持不同环境态度的游憩者是否在游憩冲击感知强度上存在差异，以期对户外游憩区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方法
　　
　　2.1问卷设计
　　2.1.1环境态度量表
　　美国学者丹拉普(Dunlap)和范里尔(Van Liere)于1978年建立的“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Paradigm，NEP)”量表是众多的环境态度量表中影响最大的、应用最为普遍的一个。所谓“新环境范式”的世界观主要包括以下观点：相信地球资源及经济增长有其极限，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并不绝对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关心下一代的生存环境并承认自然界自身存在的价值。“新环境范式”描述了新兴的生态友好的文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主流社会环境范式(Dominant Society Paradigm，DSP)”。“主流社会环境范式”的世界观强调经济增长，认为地球所蕴藏的资源丰富而没有限制，相信技术进步能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等，它因被认为是当时西方社会的主流环境意识而得名。
　　
　　1992年，丹拉普等人对1978年的“新环境范式”(以下简称NEP)量表进行修改，形成了包含15个问题的新NEP量表，新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克朗巴哈α值达到了0.8以上。本研究采用新NEP量表测量游客的环境态度(表1)。要求被访者对上述内容选择非常同意、同意、说不清，不确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在表1中，题号为奇数的问题项的叙述是正向的，意即分数越高表明其环境态度越倾向于“新环境范式”，被访者回答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确定、不太同意、很不同意，依次被赋分值为1、2、3、4、5；而题号为偶数的问题项的叙述是反向的，意即分数越高表明其环境态度越背离于“新环境范式”，被访者回答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确定、不太同意、很不同意，依次被赋分值为5、4、3、2、1。
　　2.1.2游憩冲击感知量表
　　游憩冲击(Recreation Impact)是指游客在一定的游憩环境中所遇到的各种负面影响，包括游客之间的冲突或游客不文明行为而造成的社会性冲击，环境、设施等方面的管理性冲击以及由游憩利用带来的对土壤、植被等因子的资源性冲击。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本次调查设计17个项目考察游客的游憩冲击感知(表2)，采用5级量度，1—5分依次代表游客认为该问题在本公园内“没有”、“有，但不严重”、“有点严重”、“严重”和“非常严重”。
　　2.1.3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应用统计软件SPSS 13.0处理数据。分析方法为：(1)对环境态度与游憩冲击感知进行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以负荷低于0.40以及共性因素方差小于0.35为筛选标准剔除变量；(2)应用K-Means Q型聚类分析方法按环境态度将游客分类；(3)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比较持不同环境态度的游客群的游憩冲击感知差异。
　　环境态度部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0.78，游憩冲击感知部分为0.92，符合信度要求。
　　2.1.4调查组织
　　2005年5月1—6日，6月17—20日，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进行了游客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50份，回收535份，经整理剔除不合格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448份，有效率为83.7％。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样本概况
　　在所调查的448位游客中，男性占62.5％，女性占37.5％；被调查游客的年龄主要集中在中青年阶段(87.6％)；绝大多数游客的文化程度为大专及本 科水平(68.6％)；职业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最多(42.6％)，其次是公司／企业职员(37.7％)；月收入水平以801—1500元段内的人数最多(40.2％)，其次是1501—2500元段(28.8％)。
　　
　　3.2描述性统计结果
　　游客环境态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列于表1。
　　
　　3.3基于环境态度的游客分类
　　3.3.1因素分析
　　
　　对环境态度部分变量进行巴特勒(Bartlett)球体检验，x2值为2301.202(df=105，p=0.000)，KMO为0.722，表明变量适合因素分析。分析发现，变量1在5个因素上的最大负荷为0.39，且该变量在因素3与因素4上负荷相等，产生了严重的交叉负荷，因而将之剔除。另外，因素5包含的变量7、9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39，信度较低，也将之剔除。将剩余的12个变量再以主成分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巴特勒球体检验的x2值为2072.715(df=66)，p=0.000，KMO统计值为0.701，通过因素分析条件检验。结果共提取4个因素(表2)，其特征根分别为2.61、2.37、1.55、1.44，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1.73％、19.73％、12.88％、12.0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35％。根据因素1、2、3、4所包含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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