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性欲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
     <<十八春>>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父母和姐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只有去做暗娼，但随着人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人性深处的恶习的展示，正如一位年轻学者所说的，"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不是为家庭和亲人所付出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话虽是偏激了点,但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下定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结尾佟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小就似乎成了一则主人公想做自已与环境的主人而又不可得的故事,但仔细思考一下便可发现,佟振保的周围不存在什么外部的压力,而是他的情欲再地拖着他往下沉,"他的抵挡不住异性的诱惑实质是抵挡不住自已情欲的诱惑",玫瑰、王娇蕊和孟烟鹂等几个女人的出现不过是充当了他的"情欲的测度计"。对英国的混血姑娘玫,佟振保坐怀不乱,可是事后,"背着他自已,他未尝不后悔"；第一次见到王娇蕊,娇蕊手上的肥皂沫子溅到振保的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已干了,那一块皮肤上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象有一张嘴轻轻的吸着它似的。"佟振保把娇蕊丢在浴室里的头发一团一团捡起来,集成一股塞进裤袋里,"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热燥"……正是情欲的无限扩张使佟振保无法成为他的"对"的世界中的"主人",而只能"又变成了个好人"。
    总之，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借悲剧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克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我们将张爱玲与法国女作家杜拉（Marguerite Duras）相比，可发现写的虽然都是现代人欲望冲突下的情恋。但杜拉写的是“情”，张爱玲写的却是“恋”。写“情”也好,写“恋”也罢，二人处理这种题材的可贵之处在于都凸现了强烈的现代感，不约而同地拒绝温情、矫情和滥情。杜拉笔下的爱情是绝望的，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男女主人公们神经质地疯狂地攫取、寻找爱情，在汹涌的欲望中终至无法把握住爱情；张爱玲写恋爱、恩怨、欲念，总挥之不去那种惘然、苍凉之感，有种世纪末的情怀。《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对白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是我想起地老天荒哪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仅此而已。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偶然”。日常生活压力下，欲望煎熬下的现代人已经无法从传统道德和人性神话中取一杯羹了，那么情何以堪，爱又何以寄呢？张爱玲以极大的勇气忠实与生活真实，正对世人以或同情或悲悯的注视。
   纯净的事物比较容易被看清，因为静态。好像历来的评论家都能读出冰心作品中略显忧郁的生之欣悦，海般蔚蓝的爱之感动。而对于张爱玲，谁又敢说她已经准确无误地透析出其作品在喧闹的色彩背后，隐伏着怎样冷色调的心绪，苍凉、苦涩、灵动、寂寞？抑或都有。张爱玲从不讳言，她始终追求的是“短暂的眩目。”眩目，就造成观望者瞬间的盲视；又因其短暂，就更难于被把握。在几年匆忙的辉煌过后神秘的淡出，也许正是张爱玲所追求的生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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