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
   张爱玲（1920——1995）中国女作家。原名瑛，祖籍湖北丰润，生于上海。曾用笔名梁京。童年时代亲历封建旧家庭的衰败，青年时代又在香港体检到战争的恐怖，逐渐形成悲观的人生态度。
   1943年在上海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小说《倾城之 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结集为《传奇》），散文集《流言》，长篇小说《十八春》等。1952年离开上海，在香港短期供职于美国新闻处，写有《秧歌》和《赤地之恋》：删改《十八春》为《半生缘》。1955年到美国，创作英文小说多部，均不成功，其中仅有（北地胭脂）（中文名《怨女》，为《金锁记》的改写）出版。
 196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并将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译注为白话文和英文。晚年出版照片集《对照记》。有《张爱玲全集》（台湾皇冠版）行世。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憾，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他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有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对于张爱玲的评价有很多，其中很多人直言不讳地道出自己对她文章的欣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民国女子》曾这样写到：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晏河清。《西厢记》里唐僧取经，到得雷音了，渡河上船时梢公把他一推，险些儿掉下水去，定性看时，上游头淌下一个尸身来，他吃惊道，如何佛地亦有死人，行者答师傅，那是你的业身，恭喜解脱了。我在爱玲这里亦有看见自己的尸身的惊。我若没有她，后来亦写不成《山河岁月》。我们两人在房里，好像“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我与她是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爱玲极艳。她却又壮阔，寻常都有石破天惊。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得如同数学，它就只是这样的，不着理论逻辑，她的横绝四海，便像数学的理直，而她的艳亦像数学的无限。我却不准确的地方是扩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所以每要从她校正。前人说夫妇如调琴瑟，我是从爱玲才得调弦正柱。
    如果说这只是爱人间赤裸的赞颂，那香港作家李碧华的评语也许更适中：“我觉得‘张爱玲’是一口井——－不但是井，且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古井无波，越淘越有。于她又有什么损失？
 ‘张爱玲’除了是古井，还是紫禁城里头的出租龙袍戏服，花数元人民币租来拍个照，有些好看，有些不好看。她还是狐假虎威中的虎，藕断丝连中的藕，炼石补天中的石，群蚁附膻中的膻，闻鸡起舞中的鸡……
 
 “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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