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封闭性。古代的中国大陆有一个广泛到无法认识的空间，仿佛有着无边的腹地，给人以没有边界的感觉。一个普通人绝不可能走出这个边界，他们也不知道大陆的边界在哪里。作为统治者来说，他们理所当然地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作为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外界的变化漠不关心——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关心”，因而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思考能力，往往缺乏与外界进行交往的内在冲动。

 

2，单一性。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也与北面的游牧民族有着很长的文明冲突与融合地带，但海洋文明与游牧文化都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造成实质性影响。相反，大陆文明是海洋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共同腹地。商朝以贝壳为货币和装饰物，就说明海洋在远古时代也是“中国”的边缘。无论是海洋文明，还是游牧文明，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选择的价值取向。

 

3，同一性。大陆文明作为文化硬环境的核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成长期逐渐硬化成为核心的构造体，如同人的脊椎骨一样，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从此很难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总是以单一化的大陆文明为基础，逐渐构建成为博大精深的宏大结构，这个结构的“主体工程”完成之日，就成了推进大陆文明高度同一化之时。佛教是汉代以后传入的，但佛教文明显然无力冲击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从佛教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强度与广度来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期，即处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传入中国，结果则难以逆料；还有一种假设是，如果中国与印度两块大陆之间没有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两块大陆之间的人民很容易实现文化上的交流，其结局则同样不可言说。

 

4，排他性。排他性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完全排斥，凡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相冲突的外来文化往往会被完全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二是选择性。对于其他民族文化，往往只是吸纳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用的部分，成为附着于“体”之上的“用”。但一切外来的文明都很难从结构——“体”的方面来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也是一样的难以改变，很难想象用中国传统文化去“改造”西方文化或是印度文化，相反亦是如此。

 

大陆文明对于中国人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由于大陆文明的空间无比广阔，中国人选择了 “集中式”的方式思考问题。由于物质匮乏，土地等物质资源往往不能满足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是任何一个部落首先要考虑的大问题。如果把分散的财富集中起来，总会有一些部落生活得很好，或者总会有一些人会活得很好。去“节欲”、“节用”，都去减少对物质资源的占有，也许更多的人都能够生存下来，而且用不着去杀人

 

海洋文化和大河文化容易混淆，下面就是海洋文明也是大河文明的特点和不同，通过对比我们发现：

　　1、海洋文明有其开放性，而大河文明则是封闭的。

　　2、海洋文明过家代表是古希腊，而大河文明的代表是古代中国，她们都是文明古国。

　　3、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都是非常的古老。

　　4、在一定情况下，两种文明可以相互转化。

　　

文明，按《辞海》的解释：“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国外也有与此相类似的定义。（1）本文取文明的这一定义，对海洋文明作出这样的界定：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所以，一种海洋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一种文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甚至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并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靠海，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尼罗河；古巴比伦也靠近海洋，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河；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得益于海洋的不多，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也算不上海洋文明。古代日本文明与海洋的关系远比中国文明与海洋的关系密切，然而其文明程度却远不如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文明，所以也不能算是海洋文明。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其文化与海洋的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也创造了一些海洋文化，但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当然更算不上海洋文明。所以，靠近海洋，有海洋文化不一定就能发展成海洋文明。从这样一种思路出发，我们首先要确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海洋文明，分析这种文明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寻找后来海洋文明的发展，最后总结出海洋文明的根本特点和优势，以使我们对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认识有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起点。

多元文化碰撞与交融。（1）总的趋势是由一统走向分立，再由并立走向统一。（2）从地域上说，由中原向四周；从东北到西北，从北方到南方；表现在宋辽夏金元在军事上的战与和，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地域上也有中国向世界扩散，东西方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交流，中国在此时仍处在先进地位。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地 域上也包括从陆路到海洋，中华文明通过陆路、海路向外传播。中国的医药、文化典籍也向外国输出。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马可·波罗到中国。阿拉伯文化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3）从文明形态上说，由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到农耕文明。（4）从碰撞的范围讲，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多元文明的碰撞与交融。（5）从程度上讲是发散型的、放射型的。（6）碰撞中给人民带来苦难（11—13世纪，欧洲有十字军东征，有蒙古军的西征），在交融中促进了交流，推动了东西方文化发展。（7）宋元时期是秦汉以来中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显示了中国的魅力，对世界文化进步起了重要作用。世界上优秀文化的传入，也丰富了中华文明。 

 

人类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三次入侵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农耕与游牧。从新石器时期末叶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在地理概念上，肥沃富饶的土地与浩瀚无边的大海，最能引发人们的向望与遐想。但是说起对古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沙漠也许来得更为重要。中国历史有很大一段都是写着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与征战。万里长城也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戈壁沙漠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与军事的影响绝不亚于黄河长江。在中东也是一样，阿拉伯大沙漠上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地理上处于古代文明的边缘，却不时成为引导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沙漠上的漂泊生活是在离生存线不远处的挣扎，造就了这些部落的膘勇与强悍。在寻找牧场、水源与立足之地的过程之中，他们与定居下来的农业社会相遇，产生各种规模不一的冲突。有时候来的只是零星小股，抢走食物与财宝。有时候，沙漠内部的争斗会产生出有领导才能的首领，带着大队人马突然成为一股强大的旋风，横扫并征服富饶的农业区域，建立自己的大帝国。穆罕默德所领导的阿拉伯穆斯林与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骑兵，都是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沙漠骑兵拥有独特的战略优势，与十八、十九世纪称霸全球的英国海军有不少相似之处。驾驭沙漠与航海一样，都需要专门的经验。茫茫沙海为他们提供了迂回，休整，隐蔽的上佳场所。但是对他们没有经验的敌人来说，沙漠不但让人晕头转向，还常常成为死亡陷阱。

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相对而言，游牧民族骁勇强悍、性情凶野，长期的简朴生活使其顽固地保持着传统的氏族公社制度，迁徙不居的游牧习性则使得这些民族喜好马背上的营生（劫掠）而不耐耕作之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的生活习性时说道：“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游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发生，许多游牧民族的文明化历程基本上是以一种“人赘”的方式而实现的，即剽悍的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后者的文明生活方式所征服和同化。

相形之下，农耕民族则要显得文静柔弱得多，其生活方式也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农耕民族长期维持着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安土重迁，彼此隔绝，具有极其狭隘的地方性特点。然而另一方面，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却比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创造出更为丰盛的生活资料，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成员有可能从基本的生存劳作中解脱出来，去从事冶炼、建筑、水利灌溉、商业贸易、社会管理、宗教祭祀以及其他各种文化活动。人类最初的几个文明(即汤因比所说的“亲代文明”)都是从定居的农耕世界的文化土壤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至于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子代文明，则都是在这些亲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而衍生出来的。在15、16世纪以前，农耕世界在游牧世界面前基本上处于守势，时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冲击。但是，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看，农耕世界却具有一种强大而潜在的文化势能，每当遭到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时，被征服了的农耕文明往往能够发挥出以柔克刚的文化势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销蚀掉野蛮入侵者身上的暴戾之气，使征服者反过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被征服者。

在公元前2000纪中叶以前，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爱琴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均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上。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因此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这5个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占的地域非常有限，它们由西向东一线摆开，集中地分布在大约十几个纬度的范围内。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南面，多为荒芜的沙漠和宽阔的海洋；而在其北面的欧亚大草原上，则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自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从而形成了南农北牧、南富北穷的两大世界之间的长期对垒。从地域范围上来看，农耕世界如同文明的“酵母”，被包围在游牧世界的巨大“面团”之中。随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这些文明的“酵母”开始“发酵”。这个“发酵”过程是借助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实现的——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里反过来被农耕世界的先进文化所征服，从而逐渐实现其自身的文明化过程。文明的这种“发酵”过程呈现为时空坐标上的运动轨迹：一方面是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文明在形态上的更迭。文明范围在空间坐标上的蔓延扩散过程的同时，也就是文明形态在时间坐标上的更迭嬗变过程。通过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双向征服活动(即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暴力征服和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文化征服)，一方面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互隔绝和孤立的封闭状态，使人类生存活动的各个区域逐渐联结为一个彼此相关的整体，进而使得民族史和国别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化为统一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亲—子代文明之间的更替嬗变，引发了许多文化新品种和新性状的产生，最终促成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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