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考古旅游在全世界范围取得快速发展，但其研究却十分薄弱。本文在融合考古学与旅游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考古旅游的概念与范畴，并分析了考古与旅游的互动机制：同时对我国考古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架构了以资源保护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我国考古旅游利益机制。基于考古旅游伦理主体利益的实现，文章提出了以文化资源观、文化保护观、文化认同现为内容的我国考古旅游伦理基本框架。
　　关键词　考古旅游；互动机制；发展模式；利益机制；旅游伦理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09)08—0058—08
　　
　　考古旅游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200年西方贵族社会中就已经流行埃及金字塔游。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考古热催生了世界近代考古旅游，发掘后的意大利庞贝城遗址、希腊迈锡尼王宫遗址和克里特宫殿遗址等都很快成为当时的旅游胜地。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对中亚(西域)地区的考古探险推动了东方国家考古旅游的发展。但这些旅游活动属于个体性的偶然活动，其目的是文化猎奇、寻找宝藏，不属于现代意义的旅游。现代考古旅游的发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旅游者主要来自欧美国家，旅游目的地是埃及、墨西哥、秘鲁等文明古国。进入21世纪以来，考古旅游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成为当今世界发展势头强劲的新兴专项旅游。2006年，欧洲参与考古旅游的人数已经比1999年增加了3倍…。我国考古旅游的快速发展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近几年，我国考古旅游需求扩张迅速，政府、旅游界、考古界共同协作的考古旅游供给水平也显著提高。
　　国外考古旅游(archaeological tourism或archaeotoufism)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班牙学者迪亚斯·蒙特萨洛(Diaz Montexano)是世界考古旅游研究的创始人。1995年他发表了引起社会对考古旅游关注的《考古与历史之谜》(ArqueologEnigmas de la Historia)和《历史考古学》(ArqueoHistoria)等著作，并于2000年创立了世界第一个考古旅游学会。美国学者对考古旅游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代表性的有摩特森(Lena Moensen)对洪都拉斯库班地区(Copan)考古旅游的研究和缪萨法(Maima Musafa)以约旦为个案对考古旅游者行为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秘鲁已经连续举办了4届考古旅游国际研讨会。国内考古旅游研究还十分薄弱，笔者通过CNKI和万方数据以“考古旅游”、“考古与旅游”、“考古旅游”为主题和篇名进行检索，仅找到相关研究文献5篇(检索时间为2009年5月31日)。其研究内容是地区性考古旅游资源及其旅游开发，如谢崇安对广西考古旅游资源的综论，杨杰和李小波等对考古资源向旅游开发转化的研究。基于此，笔者试图融合考古学与旅游学相关理论对考古旅游的概念与范畴、驱动机制、发展模式、利益机制、旅游伦理构建等进行分析，以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考古旅游研究的关注。
　　
　　1　考古旅游的概念与范畴
　　
　　考古是通过田野调查或发掘来寻找、发现、取得古代物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整理、保存、研究和利用的专业性活动。旅游是人们对惯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或熟悉的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体验；旅游的动机主要与游憩(或康乐)有关，还包括商务、教育、健康或宗教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考古旅游定义为：以考古活动、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为旅游吸引物，具有游览观光、学习求知、参与体验、休闲娱乐等功能的专项旅游。作为个体活动，考古旅游是考古活动与旅游活动的互动融合；作为业态形式，它是考古领域与旅游业的互相渗透；作为学科领域，它是考古学与旅游学的交叉领域。
　　考古旅游资源是考古活动和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考古活动包括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通常分为遗迹和遗物，属于文物的范畴。遗迹是指不可移动的古代城址、宫殿、村落、墓葬、窑址、祭坛、石窟、洞穴等，其中，有一定规模者连同其所存在的空间又统称为古遗址；遗物是指可以移动的古器物，如工具、武器、装饰品等，多以博物馆为媒介来保存和展示。因此，考古旅游的基本类型有考古活动旅游、考古遗迹游和考古遗物游。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考古活动、遗迹和遗物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常是在同一时空内存在；考古旅游还可以衍生出修学旅游、科普旅游、探险旅游等。
　　
　　2　考古旅游的驱动机制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融合是考古旅游社会化的重要保障，旅游需求升级转型和个性化则是考古旅游发展的直接动力。目前，我国旅游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各个领域延伸，考古的功能也正在不断拓展，考古正在积极地走向公众。我国考古与旅游的互动机制已经形成(图1)，考古旅游的发展空间正在持续扩张。
　　2．1　考古的功能拓展
　　证史是考古的传统功能。但在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考古研究应更科学化和人类学化，考古学当属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考古(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认知考古(cognitive archaeology)、行为考古(behavioral archaeology)、社会考古(social archaeology)等考古新领域快速发展。环境考古强调以人为中心，研究主题是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人地关系。它将考古功能延伸到了揭示古代人类与其生活的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之领域。认知考古研究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重视认知和符号信息、社会意识和社会内部冲突。社会考古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重视古代社会组织重构、社会规模、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研究，进而对社会文化变迁进行合理的解释。
　　近年来，西方考古学的这些新理论陆续传人中国。在其推动下，我国考古的功能快速拓展到了环境与生态、文化与意义、社会与人群、行为与思想等领域。我国考古研究与公众关注间的契合点越来越多，考古与公众间的距离被不断拉近。
　　
　　2．2　考古走向公众
　　走向公众是当前世界考古发展的共同趋势，因为“历史不是考古学家的私有藏品，考古学资料是全人类的财富”。
　　公众考古(public archaeology)、新博物馆学(newmuseology)、景观考古(1andscape archaeology)在我国的兴起与实践，直接推动了考古走向公众。公众考古兴起于英美，其目标是推动考古的公众化，其核心是考古学家与社会公众的交流(communciation)、考古发现的大众化解释(interpretalon)。新博物馆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强调要重视博物馆的 目的(purpose)，提出博物馆要由物的关注转变到人的关怀。景观考古开始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末，它重视景观的动态性、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景观的符号意义。当前，全球环境保护主义流行、可持续发展主题不断深化，景观考古的价值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在它们的推动下，公众进入考古的门槛降低、通道打开，考古与旅游的融合也就自然而然了。
　　2．3　旅游者走向考古
　　旅游者走向考古，可以从两个层面找到答案：一是旅游的因素，主要是寻找见识、寻找真实、凝视差异；二是休闲的因素，指文化资本积累和深度体验。
　　寻找见识包括个体对客体的认知和个体自身情感的收获两个层面，它是旅游动机的重要部分。考古资源是文化的载体，其所蕴涵的文化内涵深厚、层次丰富、形式多样，而且是个体在其他文化载体中所难以获得的。旅游者随着个体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为寻求新的见识，流向考古资源就成为一种时尚的选择。真实性是旅游者渴望得到并积极寻求的旅游体验，客观真实(object-related authenticity)是真实性的最基本层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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